宋纪六十四 起柔兆敦牂正月，尽十二月，凡一年
○英宗体乾应历隆功盛德宪文肃武睿圣宣孝皇帝
治平三年辽咸雍二年。丙午，一零六六年
春，正月，丁巳，辽主如鸭子河。
壬申，以翰林学士、知制诰范镇为翰林侍读学士、知陈州。初，镇草韩琦迁官制，称引周公、霍光，谏官吕诲驳之;于是琦表求去位，镇批答曰：“周公不之鲁，欲天下之一乎周。”帝以镇不当引圣人比宰相。其意谓琦去位，则讴歌讼狱不归京师，欲罢镇内职。执政因谕镇令自请外，而有是命。
帝于制诰多亲阅，有不中理，必使改之，尝谓执政曰：“此人君谟训，岂可褒贬失实也!”
先是知制诰韩维奏事便殿，尝言：“人君好恶，当明见赏刑以示天下，使人知所避就，则风俗可移。”又言：“思虑不能全无过差，假如陛下误有处分，改之则足以彰纳善从谏之美。”及镇补外，维言：“镇诚有罪，自可明正典刑。若其所失止在文字，当含容以全近臣体貌。陛下前黜钱公辅，中外以为太重。今又黜镇而众莫知其所谓，臣恐自此各怀疑惧，莫敢为陛下尽忠者矣。”
癸酉，契丹改国号曰大辽。
乙亥，宣徵南院使、武安节度使程戡卒。戡守延州凡六年，安重习事，治不近名，然不为言者所与。初，延州夹河为两城，雉堞卑薄，尝为夏贼攻围，登九州台，下瞰城中。戡调兵大，大增筑之，后以为利。横山猷豪怨谅祚，欲以属叛，取灵、夏，来求兵为援，戡言：“豺虎非其相搏，则未易取也。痈疽非其自溃，则未易攻也。谅祚久悖慢，当乘此听许，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利也。”会帝不豫，大臣重生事，遂寝不报。自以年过七十，告老，章凡十数上，终弗听。遣中使赍手诏问劳，赐茶、药、黄金，乃再上章曰：“臣老疾剧矣，高奴屯劲兵，为要地，岂养病所邪!”还，至澄城，卒;赠太尉，谥康穆。
辛巳，以端明殿学士、知徐州张方平为翰林学士承旨。初，帝谓执政，学士独王珪能为诏，馀多不称职，因问：“方平文学如何?”欧阳修对曰：“方平亦有文学，但挟邪不直。”曾公亮以为不闻其挟邪，赵概又以为无迹，故卒命之。帝尝问治道体要，方平以“简易诚明”为对，帝不觉前席曰：“朕昔奉朝请，望侍从大臣以谓皆天下选人，今多不然。闻学士之言，始知有人矣。”
命翰林学干冯京修撰《仁宗实录》。
壬午，罢三司推勘官。初，诏三司举京朝官一人，专领推勘事，至是三司奏以为不便，罢之，然议者不以罢之为便也。
癸未，辽主如山榆淀。
先是工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吕海与侍御史范纯仁、监察御史里行吕大防合奏曰：“伏见参知政事欧阳修，首开邪仪，以枉道悦人主，以近利负先帝，将陷陛下于过举之讥。”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亦上疏请罢追崇之仪，皆不报。诲等论列不已，而中书亦以札子自辩。帝意向中书，然未即下诏也。执政乃相与密议，欲令皇太后下手书，尊濮安懿王为皇，夫人为后，皇帝称亲，又令帝下诏谦让，不受尊号，但称亲，即园立庙，以示非帝意，且欲为异日推崇之渐。
丙子，中书奏事垂拱殿，时韩琦以祠祭致斋，特遣中使召与共议。既退，外间言濮王已议定称皇，欧阳修手为诏草二通，一纳上前。日中，太后果遣中使赍实封文书至中书，执政相视而笑。诲等闻之，即纳缴御史告敕，居家待罪，乞早赐黜责，帝以御宝封告敕，遣内侍趣诲等令赴台供职。诲等以所言不用，虽受告敕，犹居家待罪。
丁丑，中书奉事，帝又遣中使召韩琦同议，即降敕称：“准皇太后手书，濮安懿王、谯国太夫人王氏、襄国太夫人韩氏、仙游县君任氏，可令皇帝称亲，仍尊濮安懿王为濮安懿皇，谯国、襄国、仙游并称后。”又降敕，称帝手诏：“朕面奉皇太后慈旨，已降手书如前。朕以方承大统，惧德不胜，称亲之礼，谨尊慈训;追崇之典，岂易克当!且欲以茔为园，即园立庙，俾王子孙主奉祠事。皇太后谅兹诚恳，即赐允从。”又诏：“濮安懿王子瀛州防御使岐国公宗朴，候服阕除节度观察留后，改封濮国公，主奉濮王祀事。”
庚辰，吕诲等又奉：“臣等本以欧阳修首启邪议，诖误圣心，韩琦等依违附会不早辨，累具弹奏，乞行朝典。近睹皇太后手书，追崇之典，并用哀、桓衰世故事，乃与政府元议相符。中外之论，皆以为韩琦密与中官苏利涉、高居简往来交结，上惑母后，有此指挥，盖欲归过至尊，自掩其恶，欺君负国，乃致如此，首议之臣，安得不诛!臣等待罪于家，屡蒙诏旨促令供职，而踧未敢承命，以此故也。若必使臣等就职，则当合班庭争以救朝廷之失，虽陛下容纳直言，为天下所闻，而臣等不能早悟明主之罪，益深重矣，岂可复居言路，为耳目之官哉!”帝令中书降札子，趣使赴台供职，而诲等缴还札子并后所奏九状，申中书坚辞台职。
是日，诏避濮安懿王名下一字，置濮安懿王园令一人，以大使臣为之;募兵二百人，以奉园为额;又令河南置柏子户五十人，命带御器械王世宁、权发遣户部判官张徵度濮安懿王园庙地图上;皆从中书所请也。
壬午，诏罢尚书省集议濮安懿王典礼。中书进呈吕诲等所申奏状，帝问执政当如何，韩琦对曰：“臣等忠邪，陛下所知。”欧阳修曰：“御史以为理难并立，若以臣等为有罪，即当留御史;若以臣等为无罪，则取圣旨。”帝犹豫久之，乃令出御史;既而曰：“不宜责之太重。”于是诲罢侍御史知杂事，以工部员外郎知蕲州;范纯仁以侍御史通判安州;吕大防落监察御史里行，以太常博士知休宁县。故事，知杂御史解官皆有诰词，时知制诰韩维当直，又兼领通进银台司上下封驳事，执政恐维缴词不肯草制及封驳敕命，遂径以敕送吕诲等家，仍以累不遵禀圣旨赴台供职为诲等罪。维言：“罢黜御史，事关政体，而不使有司预闻，纪纲之失，无甚于此。宜追还诲等敕命由银台司，使臣得申议论以正官法。”又言：“诲等能审论守职，国之忠臣，计其用心，不过欲陛下尽如先王之法而止耳。士大夫贪固宠利，厚赏严罚，犹恐此风不变;而复内牵邪说，贬斥正人，自此陛下耳目益壅蔽矣。”又求对，极论其失，请追还前敕，令百官详议以尽人情，复召诲等还任旧职以全政体，皆不从。是日，诏翰林学士、知制诰、御史中丞、知杂各举御史两人，以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傅尧俞兼侍御史知杂事。
司马光言：“窃闻吕诲、范纯仁、吕大防，因言濮王典礼事尽被责降，中外闻之，无不骇愕。臣观此三人，忠亮刚正，忧公忘家，求诸群臣，罕见其比。今一旦以言事太切，尽从窜斥，臣窃为朝廷惜之!臣闻人君所以安荣者，莫大于得人心。今陛下徇政府一二人之情，违举朝公议，尊崇濮王，过于礼制。天下之人，已知陛下为仁宗后，志意不专，怅然失望，今又取言事之臣群辈逐之，臣恐累于圣德，所损不细，闾里之间，腹非窃叹者多矣。伏望圣慈，亟令诲等还台供职，不则且为之别改近地一官，亦可以少慰外人之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