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文心雕龙》的自然审美理想
《文心雕龙》是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创作的文学理论著作，成书于南朝齐和帝中兴元年至二年（501—502）间。以下是小编整理的浅谈《文心雕龙》的自然审美理想，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摘要】
“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自然审美是刘勰统筹《文心雕龙》全书最主要的审美理想，其文之枢纽开篇《原道》就点明“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的自然审美立场，即一切文学创作本源于自然。其“自然之道”既指世间万物自然景色，也指各位作者所生活的社会人文状态。刘勰不仅在《明诗》、《体性》、《定势》等篇目中直接使用了“自然”一次，而且其很多篇目诸如《原道》、《物色》、《时序》等都是以自然审美为主导意识的。本论文从“自然之美与自然之道”、“自然审美与自然景物”、“自然审美与物感情舒”来分析刘勰《文心雕龙》的自然审美理想。
【关键词】
《文心雕龙》；审美理想；自然
一、自然审美与自然之道
老子在《道德经》中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是中国古代文论中一个非常抽象复杂而又含义丰富的概念。在深受儒、道、释三家文化熏染的刘勰这里，“道”的具体含义也是扑朔迷离、众说纷纭。黄侃在《札记》中释《原道》中的“道”为“道者万物之所然也”，认为“道”不是一家之道，包括天下万物所以然的道，“文章之事，不如此狭隘也。”范文澜注“所谓道者，即自然之道”，“彦和所称之道，自指圣贤之大道而言，故篇后承以《征圣》《宗经》二篇，义旨甚明，与空言文以载道者殊途。”范文澜似于此以“一家之道”说驳黄侃的“非一家之道”说为“空言文以载道”。
刘勰在《原道》开篇列举了很多自然现象，内容说的都是自然之物的文采，如天地、山川、龙凤、虎豹、云霞、草木等“无识之物”。自“仰观吐曜”之下，刘勰认为天地生成之后，“人”参与其间，“天”、“地”、“人”合为三才，对于人的形成，刘勰说是“为五行之秀气，实天地之心生”，认为人是“有心之气”。所以说“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语言是人的文采，是“应物斯感”，是人类天生的禀赋，并非刻意创造出来的。不管大家如何争论，纵观《文心雕龙》整个文本，刘勰是以审美为本体的，而美的生成是出于自然之道。刘勰认为，美是由自然万物外显的产物，而万物之美是根据人的审美意识而得以表现的。除此之外，他认为从引起情思到构思、到确定体裁、形成风格等都需要顺乎自然。所以刘勰的自然之道即包括世间自然万物的鬼斧神工，也包括人世社会的人情冷暖时代变迁，也包括作者于自然社会中情感的自然发泄与流露，是“自然之文”与“人文之文”的统一。文学与自然方面之间存在着“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的关系。文学与社会方面之间存在着“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关系。
二、自然审美与自然景物
统观《文心雕龙》全书，其出现了众多的自然景物及其深刻细致的描写，大到天地山川云霞小到草木鱼虫鸟兽，不管形状色彩还是音韵唱响，都是自然界的文采之作，此在《原道》、《物色》、《明诗》中多有论说，建立了自然审美理论。魏晋以来，人们开始自觉地发现“美”的历程，无论是借自然遣怀还是对山水而悟道，都侧重于寻找与主体思想相对应的自然景物。
因为景物具有多种多样的色彩，故名物色。在历代《文心雕龙》的研究中，对《物色》篇的位次、意旨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但大家都肯定了“《物色》篇阐明了自然在文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这样的观点。刘勰在《物色》篇的开头就直接阐明“物”（自然）给人类带来的感动：“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春秋交替、阴阳变化，这些都是自然万物不同的存在状态，“物色”的变化促进了人类情感的变化，“物色”之“动”在本根上牵引着“人心”之“摇”，并且人们会以言辞表现出来。
对于自然景物的描写刘勰提出了“物色虽繁，析辞尚要”，他取《诗经》《离骚》以及司马相如的赋作为代表。《物色》概述了先秦写景词语的发展，先是说《诗经》作者仔细观察景物，精心用文辞来加以表现，并列举了很多例证，刘勰认识到《诗经》作者已能做到以简约的词语充分地表现丰富的物色和情感，做到了“情貌无遗”。到《离骚》等楚辞作品，写景词语趋向繁复。到了司马相如等汉赋家，更是喜欢用一连串的词语来描写山水景物，形成了扬雄所说“辞人之赋丽以淫”。由此可见，通过《诗经》《离骚》以及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辞赋家的赋这三种文学作品，刘勰所要倡导的是一种在描写景物时，既要少着墨，又要表现出深远的意味的方式。即倡导“丽则而约言”、“以少总多”而反对“丽淫而繁句”的写作景物的方式。
三、自然审美与物感情抒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一切景语皆情语。”“物感”是古代文学审美重要命题之一，它强调文学创作的本源与审美体验的发生是由于主体之“心”与客体之“物”的“感应”关系。刘勰认为创作之所以发生，其本源来自于内在情感被触动诱发后的积蓄，而这种感情的兴发则源于人对物的感应。《文心雕龙?明诗》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
刘勰认为人天性天生即禀赋着喜怒哀惧爱恶欲的“七情”，但“七情”只是隐藏在人的内心，须有“物”的触动才会具体的发显。所以当人在面对四时物候的更迭变化时，心灵也会随之摇荡，并由文辞加以抒发。刘勰在《物色》中还提到了“物色相召，人谁获安”，由于自然风物的召唤，触动了作者的情感，引发其审美的体验以及无限的联想，所以流连、沉吟在大自然的万千景象之中，并通过“写”表现自然风物的气貌声彩。刘勰又指出了“功在密附”。即创作者对景物的描写能贴切地表达情思，以达到“故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写毫芥”。
此外，刘勰还在《情采》篇中对文与情之间的关系作了论说，其在《情采篇》中说：“惜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赞成《诗经》作者的创作，反对辞赋家的创作，情满而文自溢，正是其自然审美的体现。“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认为作家创作时，总是先有内心感触，经过情感的“郁陶”、“蓄愤”和理的梳理后，把它抒发出来写成华美的文辞。刘勰强调情理是主，文辞是次，二者是主动与被动的关系，只有感情到位，文辞才能到位。刘勰所处的时代文学创作空前繁荣，大量的文学作品出现。可是大多作品重采轻情、重文轻质，逐渐背离了“诗缘情”的审美理想。他批评时人创作过于爱好新奇，语言浮诡，就如同在彩色羽毛上涂颜色，在皮带上刺锦绣，情和采、文和质背离越来越远，造成讹滥。可见刘勰对时人的批评正是以自然审美为标准的。
小结
自然作为审美对象，其美感的发现与独立经历了漫长的过程。魏晋以来，人们开始自觉地发现“美”的历程。刘勰的《文心雕龙》作为一部“体大而虑周”的文学理论专著，是以自然审美统筹《文心雕龙》的。作者具体描述了创作过程中作家心灵与客观物境相互感应、相互沟通的情景，涉及到诗人之“心”与自然景物的审美关系。美是由自然万物外显的产物，而万物之美是根据人的审美意识而得以表现的。从引起情思到构思、到确定体裁、形成风格等都需要顺乎自然。其作为中国传统自然审美的理论经典，具有作为思想资源和人文智慧的双重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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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简介
《文心雕龙》共十卷，五十篇，分上下两编，各二十五篇，包括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四个部分。总论含上编的《原道》至《辨骚》五篇，明确提出文学批评的根本原则，是全书的“文之枢纽”。文体论含上编的《明诗》二十篇。其中前十篇是论有韵之文，后十篇是叙无韵之笔。讨论的文体约三十五种，就其源流演变及其不同特征等分别进行了论述。创作论含下编的《神思》至《总术》十九篇，剖情析采，论述了文学创作的基本方法。批评鉴赏论含下编的《时序》至《程器》五篇，论述批评鉴赏的方法和态度，品评历代作家的才能与贡献等。最后一篇《序志》叙述作者写作此书的动机、态度和原则。
《文心雕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文章学论著，由于书中所论多涉及文学创作，故现代学者又多视之为现存最早的一部用中文撰写的综合性的文学批评专著。作为一部体大思精之作，它既总结了先秦以来文学创作的经验，又继承和发扬了前人文学理论的丰富遗产，在文学的各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精辟的见解，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它的产生在中国文艺理论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对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鲁迅先生认为它可以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相媲美。
内容简介
《文心雕龙》共十卷，五十篇，分上下两编，各二十五篇。全书用骈文撰写，各篇末均缀四言八句“赞”一首。除最末的第五十篇《序志》为全书序例，自述撰著动机、宗旨及全书结构外，其余四十九篇分论“文用”，即作文的宏观、微观诸问题，以合《周易·系辞上》“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之说。全书从一至四十九篇的结构如下：
一、总论，共五篇，包括《原道第一》《征圣第二》《宗经第三》《正纬第四》《辨骚第五》。论述为文的根本原则。
二、文体论，共二十篇，包括《明诗第六》《乐府第七》《铨赋第八》《颂赞第九》《祝盟第十》《铭箴第十一》《诔碑第十二》《哀吊第十三》《杂文第十四》《谐讔第十五》（以上论有韵之“文”）；《史传第十六》《诸子第十七》《论说第十八》《诏策第十九》《檄移第二十》《封禅第二十一》《章表第二十二》《奏启第二十三》《议对第二十四》（以上论无韵之“笔”）。系统地论述了各体文章的性质、历史发展和写作要点。
三、创作论，共十九篇，包括《神思第二十六》《体性第二十七》《风骨第二十八》《通变第二十九》《定势第三十》《情采第三十一》《镕裁第三十二》《声律第三十三》《章句第三十四》《丽辞第三十五》《比兴第三十六》《夸饰第三十七》《事类第三十八》《练字第三十九》《隐秀第四十》《指瑕第四十一》《养气第四十二》《附会第四十三》《总术第四十四》。集中探讨创作过程中的个性、语言、风格、思维方式以及情与理、内容与形式等一系列重要问题。
四、批评论，共五篇，包括《时序第四十五》《物色第四十六》《才略第四十七》《知音第四十八》《程器第四十九》。阐述文学批评的标准、方法，展示文学的演进，扼要地评论历代的文学和作家。
这个以总论居首，以文体论与创作论为主干，殿以批评论的结构，涵盖了传统的文章学的几乎所有方面。而有关文学的论述，也所在多有。
创作背景
时代背景
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史上一个大分裂、大动乱而又是大融合的时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错综交织，十分尖锐。这种情况虽然和《文心雕龙》的产生没有直接联系，但《文心雕龙》出现于齐梁时期又和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分割不开。文学理论是创作经验教训的总结，而这个时期文学创作上可总结的经验教训极为丰富。正如刘勰在《时序》篇所说，建安文学的出现，就“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历史的狂潮不仅把文人们卷到“世积乱离”的现实生活中去，使之多少接触到一些时代的气息，反映了一些“风衰俗怨”，而且在现实的教育和启迪下，抛开了汉儒死守章句的老路，从而逐步认识到文学艺术的独立意义。
从建安到晋宋，诗文创作之盛，有增无已。宋文帝时，便于儒学、玄学、史学三馆之外，另立文学馆；宋明帝设总明观，也分儒、道、文、史、阴阳五部。这是从封建统治机构上正式承认“文学”独立于儒学之外的开始。文学创作的发展，到了南朝，更由于历代帝王的爱好和提倡，出现了钟嵘所说的情况：“今之士俗，斯风炽矣。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世族文人中也出现“家家有制，人人有集”的盛况。文学创作上这种现象的出现，是产生文学评论的直接原因。不过，当时对文学作品的评论不是没有，而是和文学创作一样过甚过滥。文学评论不乏其人，不过多是达官贵人在“博论之余”的信口雌黄，他们各随所好，没有任何准则。这不单是个批评标准问题，还必须从理论上解决一系列文学艺术的基本原理，文学批评才能有所依据。所以，为了澄清当时文学批评的混乱，指导正确的文学批评，也迫切地需要文学理论的建立。
自汉末儒学衰微以来，代之而起的是魏晋玄学。从正始年间开始，就“聃周当路，与尼父争涂矣”。东晋以后，佛学渐盛，更加助长了玄风的泛滥，佛教思想对此期文学创作也有着重要的影响。老庄佛道思想弥漫魏晋诗坛，前后达二百年之久，到南朝宋初，虽然“老庄告退而山水方滋”，其实山水诗的产生和流行，和佛老思想也是分不开的。从西晋太康时期开始，文学创作过分追求文辞藻饰的形式主义趋向明显地出现了。这种风气到南朝而又有恶性发展，特别是齐梁以后，更由唯美主义发展为庸俗的色情文学，写下了文学史上极不光彩的一页。怎样对待这种文学发展趋势，就是《文心雕龙》所面临的历史任务，也就是产生《文心雕龙》的具体原因。
个人背景
刘勰出身于寒门庶族家庭，虽然他一向喜爱读书，但在注重门第的南朝，他的'才华很难得到施展，甚至连基本的生活都存在问题。南齐永明二年（484），刘勰进入了钟山定林寺，度过了他的青年时期。在寺中高僧僧祐的指导下，他对佛法有了更精到的见解，而在整理寺院典籍时，刘勰阅读了寺院所藏各类文献。《文心雕龙》的成书年代，据书中《时序》篇“皇齐驭宝”诸语，及《梁书·刘勰传》所载刘勰负此书干求于沈约车前而“约时贵盛”等推考，当在南齐和帝时（501—502）。刘勰撰此书的动机，一是受到“君子处世，树德立言”的传统人生哲学的激励；二是不满于当时文坛“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而有意纠偏；三是有感于“近代之论文者多”，但“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故“弥纶群言”，撰著此书。书取“文心雕龙”为名，“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序志》篇）；“雕龙”则典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所记“雕龙奭”之称，原指齐人驺奭善采驺衍谈天之术而成文，如雕镂龙纹一般精致，刘勰取以状饰“文心”，盖指此书的主旨在如雕镂龙纹那样精致地揭示作文所需的细微用心。
鉴赏
主题思想
刘勰认为包括文学创作在内的一切“文”的写作，归根结底都是对“道”的某种阐发。所谓“道”，联系书中上下文看，主要是指儒家正统思想。所以在文章阐发“道”的途径方面，作者提倡“征圣”与“宗经”，因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原道》篇），而圣人借以“明道”之“文”，最典范的便是儒家经书；经籍不但可以提供作文的思想准则，同时也演示了一篇“文质彬彬”之作撰就后的崇高境界。但文的写作，尤其是文学创作，毕竟不是一种单纯的道德说教与思想诠释，而有其自身特殊的形式要求，因此刘勰又提倡在“征圣”“宗经”的前提下，适当地汲取谶纬图书与楚辞骚赋中的有益养分，因为谶纬“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正纬》篇）；而楚骚则“体宪于三代，而风杂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虽取镕经意，亦自铸伟辞”，只要学者“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则便“顾盼可以驱辞力，咳唾可以穷文致”（《辨骚》篇）。
刘勰根据当时文坛对“文”“笔”的基本划分，在书中用了相当的篇幅就诗、乐府、赋等十类有韵之“文”，与史传、诸子、论说等十类无韵之“笔”的文体性质、发展简史、写作要点等进行了逐一讨论。这方面与文学较有关联的见解，主要集中在《明诗》《乐府》《诠赋》诸篇；《谐讔》《论说》等篇的部分论述，也涉及文学。对于已有悠久历史的重要的文学体裁——诗歌，刘勰首先别出心裁地释其义为“诗者，持也，持人情性”；继而比较细致地回顾了迄“近世”为止的诗史，其中对五言诗起源于李陵、班婕妤的旧说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沧浪，亦有全曲；暇豫优歌，远见春秋；邪径童谣，近在成世；阅时取证，则五言久矣”；但在比较四言诗、五言诗的优劣异同时，又认为“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对相对后起的五言诗抱有轻视的态度。在论及乐府、辞赋二体时，作者一方面准确地概括、描述了乐府“诗为乐心，声为乐体”的特征与赋体创作中“情以物兴”“物以情观”的主客体交流情状，另一方面又不免受“征圣”“宗经”著述原旨的制约，斥乐府民歌为“艳歌”“淫辞”。至《谐讔》篇虽贬低有关文章“本体不雅”，但将原不受正统文人重视而又具有相当文学性的讽刺文专列一目讨论，不为无见；《论说》篇中表彰“师心独见，锋颖精密”的论作，要求撰论“义贵圆通，辞忌枝碎”，并强调“说”贵在“顺风以托势”，也点出了议论性散文的创作关键。
在标举“文之枢纽”，分体“论文叙笔”的基础上，刘勰又多侧面地讨论了作文之“术”，即写作的具体程序与方法。这部分论说由于从现代视角看直接提示了文学创作的诸多要诀，故不少论者径称之为“创作论”。其中为历来研究者称引的见解，大致集中在《神思》《体性》《风骨》《情采》《物色》诸篇；《定势》《镕裁》《附会》等篇解说作文谋篇布局之道，也颇受学者重视。具体而言，刘勰标出“神思”二字作为“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而他所谓的“神思”，盖指写作过程中作者所具有的诸种复杂的思维活动。他将由“神思”统领的这一历程描写为“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延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并以“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之语形象地摹画了“神思方运”之时作者思绪的活跃（《神思》篇）。在充分考虑作者才气情性的前提下，刘勰又将作品的风格归纳为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八体”（《体性》篇），而认为真正优秀的作品所应具备的首要因素当是“风骨”。风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而“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风骨》篇），可见刘勰所称“风骨”，实是一种作者情志外化于作品的动人风貌，与由锤炼语辞而呈现于文间的劲健气概的结合物。至如何使作品臻于具有“风骨”的境界，刘勰又从主客体关系的角度指示了其所由之途。一方面，他推崇“为情而造文”，贬斥“为文而造情”，认为“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情采》篇）；另一方面，他也重视客观世界对于作者写作的重要意义，因有“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之说（《物色》篇）。而在此物、情、辞三者递进互动的理论构架下，刘勰又对具有一定操作性的作文谋篇布局、遣词造句、修改润色诸问题作了较详细的说明，提出了诸如“三准”（《镕裁》篇）、“四对”（《丽辞》篇）、练字四要（《练字》篇）等一系列作文细则。但在这一部分涉及对“近代”即刘勰所处时代文学的价值评判时，作者仍坚持正统标准，对“新”“奇”之作严加排斥，认为“旧练之才，则执正以驭奇；新学之锐，则逐奇而失正；势流不反，则文体遂弊”（《定势》篇），表现出浓厚的复古倾向。
在最后一部分通常被简称作“批评论”的篇章里，刘勰实际上分述了文章发展的历史、作者才德、鉴赏与批评几个方面的问题，它们也都涉及文学。《时序》篇所列叙“蔚映十代，辞采九变”的文章史，中心内容即是自唐虞至南齐的文学发展简史。《才略》《程器》篇论作者，所论多汉魏两晋文学名家。至《知音》一篇，抉发鉴赏品评文学作品要略最多，像所标“六观”，所谓“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即是刘勰所持的文学批评标准，而“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又是刘勰提出的一种深入作者之心的文学鉴赏方法。
艺术特点
作为一部论述文学批评理论的著作，《文心雕龙》的论述语言颇具特色，首先便是语言精练，论述深刻。作者不论是在阐述相关的文学理论还是在梳理不同文体的流派时，都善于运用十分精简的语言进行论述，以便将深刻难懂的理论或复杂的流变过程以简明清晰的笔法呈现出来，易于理解。与此同时，又能做到笔法虽简却论述深刻，也就是运用简洁的语言将文学理论解释得深刻到位，而非简单地流于表面。
《文心雕龙》本身也是一部独立成书的优秀文学著作，不仅体现在涉及文学创作的篇章中极具价值的独创性观点，也体现在论述语言上。其论述语言对仗严格，声律工整，体现出极高的文学性。刘勰擅长使用富有文学性的语言进行古典文学批评理论的论述，具体体现在《文心雕龙》的篇章中存在大量的骈文语句，辞藻华丽，读来朗朗上口。
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名作中，《文心雕龙》以结构严密、系统性强而著称。全书分为四个方面，但其理论观点是首尾连贯的，各部分之间又互相照应，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逻辑性强，语言典雅华丽，全面、系统、深入地论述了文学中的很多问题。
后世影响
《文心雕龙》中所包含的与文学史、文学批评以及文学理论密切相关的内容，尽管瑕瑜互见，但将之置入中国文学研究的历史中去看，大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虽然书中以“原道”“征圣”“宗经”为主旨的文章学导论显现了作者的思想局限，但文笔精致、叙述周详而又具有早期古典文论所罕见的理论色彩的文体、文术、批评诸论，在相当程度上补救了其书思想基础的陈旧乏彩之弊，奠定了此书在中国文学研究史尤其是批评史上的地位。
此书继承并发展了前人的进步文艺思想，比较全面地概括和分析了那个时代的文学现象，把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所提出的一些文章品评概念，如“风骨”“神思”“隐秀”等，在后来的传统文学批评中得到了广泛运用。唐时的文人以刘勰的文学主张为武器，一扫六朝时颓废萎靡的文风，使文坛出现了一个空前繁荣昌盛的局面。近代以来，《文心雕龙》的研究引起广泛关注，形成了专门的学术领域——“龙学”。至今，《文心雕龙》还是研究先秦至六朝时期文学发展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国内研究《文心雕龙》的论著，如雨后春笋，大量出现，在研究、译注、考证等各个方面，不断取得新成就。
《文心雕龙》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其重要的地位，在世界文艺理论史上，也是一部值得自豪的著作。早在9世纪初，《文心雕龙》的部分内容便流传海外。1731年，日本出版了冈白驹校正的《文心雕龙》句读本，这是国外出版的第一个《文心雕龙》版本。19世纪以后，国外不仅出版过多种《文心雕龙》的原本和译本，供研究《文心雕龙》的“通检”和“索引”也不断出现。这说明《文心雕龙》在理论上的成就及其历史贡献，正越来越多地为世界各国文学研究者所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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