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渑水燕谈录北宋史料笔记
从体裁上来说，《渑水燕谈录》属于笔记文中的史料笔记。从写作目的上来看， 与众多宋代笔记的作者一样，王辟之脱离仕宦，悠游林下，追忆平生经历见闻，笔之于书，博记杂识，主要是为了 谈谑。从写作内容和范围来看，《渑水燕谈录》所记大都是宋哲宗绍圣年间（1094年）以前到北宋开国（960年）之间140余年的北宋杂事。
笔记文是一种随笔记录的文体，笔记之笔即文笔之分的笔，意谓散记、随笔、琐记。笔记文包括史料笔记、考据笔记和笔记小说。在魏晋南北朝时已有此体,其渊源还可以远溯至东汉。唐代笔记已多,到宋代又有发展。用笔记两个字作书名的，则始于北宋宋祁的《笔记》3卷。宋代的笔记文以史料笔记一类为最发达。其主要特点在于多就亲历、亲见和亲闻来记叙本朝的轶事与掌故，内容较为切实，不乏第一手材料。《渑水燕谈录》就是北宋史料笔记中的代表性作品。
谈谑，也就是说玩笑话。这种谈谑式的著述动机，是宋代笔记的普遍倾向，是当时士大夫阶层的一种风气与时尚。王辟之在作于绍圣二年（1095）的《渑水燕谈录》序言中写到： 今且老矣，仕不出乎州县，身不脱乎饥寒，不得与闻朝廷之论、史官所书；闲接贤士大夫谈议，有可取者，辄记之，久而得三百六十余事，私编之为十卷，蓄之中橐，以为南亩北窗、倚杖鼓腹之资，且用消阻志、遣余年耳。，很直接、明白的写出了自己的创作心理：编《渑水燕谈录》的目的是为了做酒后谈资，做晚年消遣。但是，我们从序言中今且老矣，仕不出乎州县，身不脱乎饥寒，不得与闻朝廷之论、史官所书之句能够读出王辟之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虽然年老但关心政治的情怀；从有可取者，辄记之等句看出王辟之在记录、整理佚闻趣事时，是有政治倾向性和审美倾向性的，并不是不加选择，随手编成。所以，从序言中可以看出，《渑水燕谈录》虽然表面上是一部谈谑类的悠闲之作，但实际上蕴含了作者的政治理想和道德判断，是一部创作动机严肃、目的纯正、品位高雅的史料笔记。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今考此书，皆记绍圣以前杂事。共分为十七类：帝德、谠论、名臣、知人、奇节、忠孝、才识、高逸、官制、贡举、文儒、先兆、歌咏、书画、事志、杂录、谈谑，记录了360多个故事和片段。
从写作特色上说，《渑水燕谈录》的价值有三：
1．内容丰富，体裁广泛，为后世对北宋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历史研究，特别是对一些政治家、文学家的生平研究以及山东省的地方史研究、宋诗研究，提供了大量真实可靠的史料。
王辟之长期担任北宋基层地方官吏，交际范围主要是官场，所以对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些传闻故事非常感兴趣也十分熟悉。书中的前半部分如帝德、谠论、名臣、知人、奇节、忠孝、才识等篇记录了大量明君、贤臣的历史事迹，如杯酒释兵权、开卷有益的宋太祖赵匡胤、治最为天下第一并修岳阳楼的滕子京、力主革新变法的王安石、品行高尚的司马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以及大将军狄青、名臣寇准等，很有史料价值；同时，王辟之又是一个文人，对诗人、书画家等文艺界的轶闻趣事非常关注，如著名文学家苏轼、欧阳修、尹洙、苏辙，山水画家李成、著名词人柳永等人的事迹也时时出现在书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书中的官制、贡举、文儒等部分，准确、翔实的记录了当时的官制、科举情况，为后人留下了非常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为研究北宋官制和科举提供了大量真实的佐证；歌咏、书画部分，记录了大量诗人、书画家的创作经历和艺术理论，是我们研究宋代文学史、书画史时不可不读的参考文献。
王辟之是临淄人，晚年大部分时间又在临淄度过，所以《渑水燕谈录》记录了大量北宋时期临淄以及周边地区的人和事，比如以著书扶道为己任、著《山东野录》七篇的临淄人贾公疏；教子有方、少寡情欲的临淄长寿老人麻希孟；博学醇德的临淄名儒赵师民等。书中对范仲淹知青州的事迹也记之甚详，有近十条之多。
另外，王辟之的《渑水燕谈录》还在有意无意之间创造了几个第一：
第一，《卷八.事志》中有我国对瓦当的最早记载，这在瓦当的收藏、研究史上可谓前无古人，因而意义极大。原文是：秦武公作羽阳宫，在凤翔宝鸡县界。岁久，不可究知其处。元祐六年正月，直县门之东百步，居民权氏浚池，得古铜瓦，五皆破，独一瓦完。面径四寸四分。瓦面隐起四字，曰羽阳千岁，篆字随势为之，不取方正。始知即羽阳旧址也。其地北负高原，南临渭水，前对群峰，形势雄壮，真胜地也。武公之初年，距今千有七百八十八年矣。武功游景叔方总秦凤刑狱，摹刊于石，置之岐阳宪台之瑞丰亭，以贻好事者。由此可见，从一千年前的北宋时期开始,瓦当就已经成为文人雅士案头的赏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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