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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法法第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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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法法第十六
不法法，则事毋常；法不法，则令不行。令而不行，则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则修令者不审也；审而不行，则赏罚轻也；重而不行，则赏罚不信也；信而不行，则不以身先之也。故曰：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矣。
闻贤而不举，殆；闻善而不索，殆；见能而不使，殆；亲人而不固，殆；同谋而离，殆；危人而不能，殆；废人而复起，殆；可而不为，殆；足而不施，殆；几而不密，殆。人主不周密，则正言直行之士危；正言直行之士危，则人主孤而毋内；人主孤而毋内，则人臣党而成群。使人主孤而毋内、人臣党而成群者，此非人臣之罪也，人主之过也。
民毋重罪，过不大也，民毋大过，上毋赦也。上赦小过，则民多重罪，积之所生也。故曰：赦出则民不敬，惠行则过日益。惠赦加于民，而囹圄虽实，杀戮虽繁，奸不胜矣。故曰：邪莫如蚤禁之。赦过遗善，则民不励。有过不赦，有善不遗，励民之道，于此乎用之矣。故曰：明君者，事断者也。
君有三欲于民，三欲不节，则上位危。三欲者何也？一曰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求多者，其得寡；禁多者，其止寡；令多者，其行寡。求而不得，则威日损；禁而不止，则刑罚侮；令而不行，则下凌上。故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故曰：上苛则下不听，下不听而强以刑罚，则为人上者众谋矣。为人上而众谋之，虽欲毋危，不可得也。号令已出又易之，礼义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迁之，刑法已错又移之。如是，则庆赏虽重，民不劝也；杀戮虽繁，民不畏也。故曰：上无固植，下有疑心。国无常经，民力必竭，数也。
明君在上位，民毋敢立私议自贵者，国毋怪严，毋杂俗，毋异礼，士毋私议。倨傲易令，错仪画制，作议者尽诛。故强者折，锐者挫，坚者破。引之以绳墨，绳之以诛僇，故万民之心皆服而从上，推之而往，引之而来。彼下有立其私议自贵，分争而退者，则令自此不行矣。故曰：私议立则主道卑矣。况主倨傲易令，错仪画制，变易风俗，诡服殊说犹立。上不行君令，下不合于乡里，变更自为，易国之成俗者，命之曰不牧之民。不牧之民，绳之外也；绳之外诛。使贤者食于能，斗士食于功。贤者食于能，则上尊而民从；斗士食于功，则卒轻患而傲敌。上尊而民从，卒轻患而傲敌。二者设于国，则天下治而主安矣。
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故久而不胜其祸。毋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故久而不胜其福。故赦者，奔马之委辔；毋赦者，痤雎之矿石也。爵不尊、禄不重者，不与图难犯危，以其道为未可以求之也。是故先王制轩冕所以著贵贱，不求其美；设爵禄所以守其服，不求其观也。使君子食于道，小人食于力。君子食于道，则上尊而民顺；小人食于力，则财厚而养足。上尊而民顺，财厚而养足，四者备体，则胥足上尊时而王不难矣。
文有三侑，武毋一赦。惠者，多赦者也，先易而后难，久而不胜其祸：法者，先难而后易，久而不胜其福。故惠者，民之仇雠也；法者，民之父母也。太上以制制度，其次失而能追之，虽有过，亦不甚矣。
明君制宗庙，足以设宾祀，不求其美；为宫室台榭，足以避燥湿寒暑，不求其大；为雕文刻镂，足以辨贵贱，不求其观。故农夫不失其时，百工不失其功，商无废利，民无游日，财无砥墆。故曰：俭其道乎！
令未布而民或为之，而赏从之，则是上妄予也。上妄予，则功臣怨；功臣怨，而愚民操事于妄作；愚民操事于妄作，则大乱之本也。令未布而罚及之，则是上妄诛也。上妄诛，则民轻生；民轻生，则暴人兴、曹党起而乱贼作矣。令已布而赏不从，则是使民不劝勉、不行制、不死节。民不劝勉、不行制、不死节，则战不胜而守不固；战不胜而守不固，则国不安矣。令已布而罚不及，则是教民不听。民不听，则强者立；强者立，则主位危矣。故曰：宪律制度必法道，号令必著明，赏罚必信密，此正民之经也。
凡大国之君尊，小国之君卑。大国之君所以尊者，何也？曰：为之用者众也。小国之君所以卑者，何也？曰：为之用者寡也。然则为之用者众则尊，为之用者寡则卑，则人主安能不欲民之众为己用也？使民众为己用，奈何？曰：法立令行，则民之用者众矣；法不立，令不行，则民之用者寡矣。故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多，而所废者寡，则民不诽议；民不诽议，则听从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与其所废者钧，则国毋常经；国毋常经，则民妄行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寡，而所废者多，则民不听；民不听，则暴人起而奸邪作矣。
计上之所以爱民者，为用之爱之也。为爱民之故，不难毁法亏令，则是失所谓爱民矣。夫以爱民用民，则民之不用明矣。夫至用民者，杀之危之，劳之苦之，饥之渴之；用民者将致之此极也，而民毋可与虑害己者，明王在上，道法行于国，民皆舍所好而行所恶。故善用民者，轩冕不下拟，而斧钺不上因。如是，则贤者劝而暴人止。贤者劝而暴人止，则功名立其后矣。蹈白刃，受矢石，入水火，以听上令；上令尽行，禁尽止。引而使之，民不敢转其力；推而战之，民不敢爱其死。不敢转其力，然后有功；不敢爱其死，然后无敌。进无敌，退有功，是以三军之众皆得保其首领，父母妻子完安于内。故民未尝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功。是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与大虑始。
国无以小与不幸而削亡者，必主与大臣之德行失于身也，官职、法制、政教失于国也，诸侯之谋虑失于外也，故地削而国危矣。国无以大与幸而有功名者，必主与大臣之德行得于身也。官职、法制、政教得于国也，诸侯之谋虑得于外也。然后功立而名成。然则国何可无道？人何可无求？得道而导之，得贤而使之，将有所大期于兴利除害。期于兴利除害莫急于身，而君独甚。伤也，必先令之失。人主失令而蔽，已蔽而劫，已劫而弑。
凡人君之所以为君者，势也。故人君失势，则臣制之矣。势在下，则君制于臣矣；势在上，则臣制于君矣。故君臣之易位，势在下也。在臣期年，臣虽不忠，君不能夺也；在子期年，子虽不孝，父不能服也。故《春秋》之记，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故曰：堂上远于百里，堂下远于千里，门庭远于万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闻，此所谓远于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闻，此所谓远于千里也。步者百日，万里之情通矣，门庭有事，期年而君不闻，此所谓远于万里也。故请入而不出谓之灭，出而不入谓之绝，入而不至谓之侵，出而道止谓之壅。灭绝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门而守其户也、为政之有所不行也。故曰：令重于宝，社稷先于亲戚，法重于民，威权贵于爵禄。故不为重宝轻号令，不为亲戚后社稷，不为爱民枉法律，不为爵禄分威权。故曰：势非所以予人也。
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万物之命也。是故圣人精德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国。故正者，所以止过而逮不及也。过与不及也，皆非正也；非正，则伤国一也。勇而不义伤兵，仁而不法伤正。故军之败也，生于不义；法之侵也，生于不正。故言有辨而非务者，行有难而非善者。故言必中务，不苟为辩；行必思善，不苟为难。
规矩者，方圜之正也。虽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规矩之正方圜也。故巧者能生规矩，不能废规矩而正方圜。虽圣人能生法，不能废法而治国。故虽有明智高行，倍法而治，是废规矩而正方圜也。
一曰：凡人君之德行威严，非独能尽贤于人也；曰人君也，故从而贵之，不敢论其德行之高卑有故。为其杀生，急于司命也；富人贫人，使人相畜也；良人贱人，使人相臣也。人主操此六者以畜其臣，人臣亦望此六者以事其君，君臣之会，六者谓之谋。六者在臣期年，臣不忠，君不能夺；在子期年，子不孝，父不能夺。故《春秋》之记，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得此六者，而君父不智也。六位在臣，则主蔽矣；主蔽者，失其令也。故曰：令入而不出谓之蔽，令出而不入谓之壅，令出而不行谓之牵，令入而不至谓之瑕。牵瑕蔽壅之事君者，非敢杜其门而守其户也，为令之有所不行也。此其所以然者，在贤人不至而忠臣不用也。故人主不可以不慎其令。令者，人主之大宝也。
一曰：贤人不至谓之蔽，忠臣不用谓之塞，令而不行谓之障，禁而不止谓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门而守其户也，为贤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
凡民从上也，不从口之所言，从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则民轻死；上好仁，则民轻财。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为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则民不从；彼民不服法死制，则国必乱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
凡论人有要：矜物之人，无大士焉。彼矜者，满也；满者，虚也。满虚在物，在物为制也。矜者，细之属也。凡论人而远古者，无高士焉。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无智土焉。德行成于身而远古，卑人也。事无资，遇时而简其业者，愚士也。钓名之人，无贤士焉。钓利之君，无王主焉。贤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贤人之行，王主之道，其所不能已也。
明君公国一民以听于世，忠臣直进以论其能。明君不以禄爵私所爱，忠臣不诬能以干爵禄。君不私国，臣不诬能，行此道者，虽未大治，正民之经也。今以诬能之臣事私国之君，而能济功名者，古今无之。诬能之人易知也。臣度之先王者，舜之有天下也，禹为司空，契为司徒，皋陶为李，后稷为田。此四士者，天下之贤人也，犹尚精一德以事其君。今诬能之人，服事任官，皆兼四贤之能。自此观之，功名之不立，亦易知也。故列尊禄重，无以不受也；势利官大，无以不从也；以此事君，此所谓诬能篡利之臣者也。世无公国之君，则无直进之士；无论能之主，则无成功之臣。昔者三代之相授也，安得二天下而杀之。
贫民伤财，莫大于兵；危国忧主，莫速于兵。此四患者明矣，古今莫之能废也。兵当废而不废，则古今惑也；此二者不废而欲废之，则亦惑也。此二者伤国一也。黄帝唐虞，帝之隆也，资有天下，制在一人。当此之时也，兵不废。今德不及三帝，天下不顺，而求废兵，不亦难乎？故明君知所擅，知所患。国治而民务积，此所谓擅也。动与静，此所患也。是故明君审其所擅，以备其所患也。
猛毅之君，不免于外难；懦弱之君，不免于内乱。猛毅之君者轻诛，轻诛之流，道正者不安；道正者不安、则材能之臣去亡矣。彼智者知吾情伪，为敌谋我，则外难自是至矣。故曰：猛毅之君，不免于外难。懦弱之君者重诛，重诛之过，行邪者不革；行邪者久而不革，则群臣比周；群臣比周，则蔽美扬恶；蔽美扬恶，则内乱自是起。故曰：懦弱之君，不免于内乱。
明君不为亲戚危其社稷，社稷戚于亲；不为君欲变其令、令尊于君；不为重宝分其威，威贵于宝；不为爱民亏其法，法爱于民。
作品简介
在战国与汉朝初年，人们一般都说“黄老之学”，汉初的“文景之治”就被认为是黄老之学又一次成功的政治实践。直到曹魏以降，上流社会大搞文化沙龙，又随着政治空气的窒息，关注时政的黄老逐渐滑向了谈虚论玄，道家由“外王”转向了“内圣”，这才有了老庄并称，进入了庄子之名最显的魏晋玄学时代。
对于“黄老之学”，有个不太雅致的说法，叫“君人南面之术”，相当有法家的感觉。事实上，《老子》对法家确实产生过很大的影响，《韩非子》中就有《解老》和《喻老》两篇，是最早的《老子》注讲本，其中偏重的正是君人南面之术。君人南面之术，顾名思义，就是教人怎么做领导，怎么搞政治的，属于古代的行为组织学。
《管子》，此书在《汉书·艺文志》列入道家类，而《隋书·经籍志》则改列法家类。甚至，越往深里看，就越是觉得在汉初各派之间并非那么壁垒森严，这和春秋战国时代实在是大为不同了。比如，当时的青年俊彦贾谊在谈到儒家“别尊卑”的礼治思想的时候，却离奇地引用了《管子》的话，说：“《管子》曰：‘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句话如果放到《论语》或者《孟子》里边，一点儿也不显得扎眼。
《管子》虽然托名管仲，学者们却几乎没人认为它真是春秋时代的著作，而把成书年限推定在战国到西汉这段时间。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观点即出自《管子》，《管子·权修·第三》载：“ 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
郭沫若在《艺文类聚》里发现了一段话，和《管子》所载几乎是一样的内容：
周容子夏以侈靡见桓公。桓公曰：“侈靡可以为天下乎。”
子夏曰：“可。夫雕橑而后炊之，雕卵然后瀹之，所发积藏，散万物也。”
郭沫若由此推测，“侈靡篇”的真正作者就是这位周容子夏，写作时间则应该是在汉朝吕后当政的时候。——如果我们相信这个论断的话，再联系起《汉书·艺文志》里边的作品分类，那么，西汉人眼中的道家思想似乎已经隐隐出现了一个轮廓。
《管子》八十六篇，《汉书·艺文志》道家类著录。班固注：“名夷吾，相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也。有《列传》。”《管子》以黄老道家之道为基础，以其开放性在理论上解决了儒、法、名诸家之间的分歧，使得道融汇诸家理论，《管子》黄老道家通过一系列环节论证礼、法出自于道。在道与名的融合中，《管子》黄老道家提出“名生于当”的命题，而“当”也就是道的别称。《管子》从名的根源与制定名的圣人两个方面论证“名”是“道”的显现，从而最终把“名”建立在“道”的基础上。正是《管子》黄老道家之道的开放性使得《管子》黄老道家在理论上可以融合百家。《管子》融道家和法家而得出政治上的黄老学说，提出德、法兼治的政治主张，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
首次著录《管子》的《汉书·艺文志》将其列入道家类，《汉书·艺文志》是依据《七略》而来，故最早将《管子》列入道家的可能是刘歆。不仅于此，据说在宋版《道藏》中，《管子》还曾一度被收载，成为道教经典。
《汉书·艺文志》认为道家源出于史官。史官在记录历史上“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⑤的过程中，逐渐领悟了政治兴衰的关键在于君主要正确掌握“南面之术”：秉要执本、清虚自守、卑弱自持。应注意的是，这只是道家对于君主政治的一自得认识，而非其政治学说的全部，礼学、仁义同样为道家所重视，这可以从《汉书·艺文志》特别提及了道家学说的一极端发展反推而得出，“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
对道家的思想特征有比较详尽阐释的，还有稍早司马谈的《论六家之要旨》，司马谈将当时“务为治者”分为六家：阴阳、儒、墨、名、法、道德，他对其中的“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的“道家”（即道德家）持赞赏认可态度。他总结出道家有如下之特征：
1、融合兼具诸家之长，“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
2、无为无不为，“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指约而易釆，事少而功多”；
3、善于变易，“无成执，无常形”，与时迁，与物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②如以司马谈和《汉书·艺文志》所论述的道家特征去比对《管子》，确有许多符应之处，比如“无为”政治，重礼、法，因人情等。
另外，从现存《管子》76篇中，论“道”的就达65篇，“道”字共出现了486次这一现象，也能作一说明。“虚无无形谓之道”（《心术上》），“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视也，耳之所不能听也”，“万物以生，万物以成，命之曰道”（《内业》），这是以虚无为本之道；“人道不顺，则有祸乱”（《五辅》），这是在讲存亡之道；“不自以为所贵，则君道也”（《乘马》），这是君王南面之道；《内业》《白心》《心术》上下等篇，教人怎样“修道、得道”，马非百认为“内业”就是今天之气功气。
《汉书·艺文志》指出道家源出于史官。史官在记录历史上“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⑤的过程中，逐渐领悟了政治兴衰的关键在于君主要正确掌握“南面之术”：秉要执本、清虚自守、卑弱自持。应注意的是，这只是道家对于君主政治的一自得认识，而从《隋书·经籍志》开始将《管子》列入法家，以后的历代官志著作都承袭其划法。出现这样变化的原因跟道家学说自身的兴衰变化有关。《管子》中论“法”的篇幅仅次于论“道”，至魏晋南北时，老庄之道又逐渐成为道家正统，那么含杂法家思想的《管子》自然就被划出道家，划入法家。
管子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政治家 、军事家、道法家。集中体现于《管子》一书。是书篇幅宏伟，内容复杂，思想丰富。如《牧民》《形势》等篇讲霸政法术；《侈靡》《治国》等篇论经济生产，此亦为《管子》精华，可谓齐国称霸的经济政策；《七法》《兵法》等篇言兵法；《宙合》《枢言》等篇谈哲学及阴阳五行等；其余如《大匡》《小匡》《戒》《弟子职》《封禅》等为杂说。《管子》是研究我国古代特别是先秦学术文化思想的重要典籍。
书籍概括
《管子》是中国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6）齐国政治家、思想家管仲及管仲学派的言行事迹。《汉书·艺文志》将其列入子部道家类，《隋书·经籍志》列入法家类。史学家章学诚说：《管子》，道家之言也。据中国日本学者研究，该书是先秦时期各学派的言论汇编，内容很庞杂。
《管子》一书以黄老道家为主既提出以法治国的具体方案，又重视道德教育的基础作用；既强调以君主为核心的政治体制，又主张以人为本，促进农工商业的均衡发展；既有雄奇的霸道之策，又坚持正义的王道理想；既避免了法家忽视道德人心的倾向，又补充了儒家缺乏实际政治经验的不足，在思想史上具有不可抹杀的重要地位。
《管子》一书原为86篇，至唐又亡佚10篇，今本存76篇，托名春秋管仲著。其实《管子》同先秦许多典籍一样，既非一人之著，亦非一时之书。是一部稷下黄老道家学派的文集汇编。当前，学术界普遍认同这种观点。
总览《管子》全书，内容较为庞杂，汇集了道、法、儒、名、兵、农、阴阳、轻重等百家之学。但其思想的主流是黄老道家思想，其思想特点是将道家、法家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既为法治找到了哲学基础，又将道家思想切实地落实到了社会人事当中，这同三晋法家思想是有根本区别的。《汉书》把《管子》分在道家类，《隋志》以后的类书却把它分在法家类。不同的归属恰好说明《管子》的思想特点。同时，黄老道家兼容并包，积极吸收儒、墨等学派的思想长处，将礼义和等级名分的理论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中，主张礼法结合，倡导确立严格的等级名分体系及以之为基础的社会道德规范。这些都适应了战国中期的时代需要，反映了齐国变法时期的政治实践。
《管子》一书中的《心术上》《心术下》《白心》《内业》《水地》《形势》《宙合》《枢言》《九守》《正》《形势解》《版法解》《势》等侧重于用道家学说来阐释法家政治，通常被认为是黄老道家的作品⑨。它集中地反映了黄老道家道法结合、兼容并包的学术特点，是继《黄帝四经》之后黄老道家思想的又一大发展，它促使黄老学派的思想进一步走向成熟。
《水地》提出水是万物本原的思想，学术界有人认为这是管仲的思想，也有人认为是稷下唯物派的思想。
《心术上》《心术下》《白心》《内业》中提出了精气为万物本原的朴素唯物主义精气说，认为万物、人都产生于精气，精气是一种精细的气。说“凡物之精，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精也者，气之精者也”。文中也讲“道”，认为道是“虚而无形”，不能被感官直接感知，口不能言，目不能见，耳不能听。道与精气的关系，讲得不明确。
“黄老之学”顾名思义就是黄帝、老子之学，“黄老”之称，始见于《史记》②。现存文献有保存在《管子》中的各篇，此外还有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本《黄帝四经》。帛书中《十六经》的内容托言黄帝，只能证明它是齐国背景下的产物，另外也是更关键的是《黄帝四经》的内容与《管子》一书中相关内容相比，十分相似。这其中“节用民力，因地制宜地发展生产，让老百姓能够发家致富，这些都是老学思想所没有的”③。拿这些“老学思想所没有”的东西，与《管子·经言》中的《牧民》《形势》《权修》等诸篇对照一下，帛书思想的地域背景在齐这一点，便可一目了然。《管子》黄老各篇与帛书《黄帝四经》是一个学派的文献。
书籍内容
《管子书》相传为管仲所作。刘向序说：“所校徽中《管子书》三百八十九篇，太中大夫卜圭书二十七篇，臣富参书四十一篇，射声校尉立书十一篇，太史书九十六篇，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以校除复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汉内府所藏篇教最多，依定本八十六篇算，其中重复篇数，总在四倍左右。现存《管子》分为《经言》《外言》《内言》《短语》《区言》《杂篇》《管子解》《管子轻重》八部，《内言》亡《王言》《谋失》两篇，《短语》亡《正言卜篇》，《杂篇》亡《言昭》《修身》《问霸》三篇，《管子解》亡《牧民解卜》篇，《管子轻重》亡《三问乘马》《轻重丙》《轻重庚》三篇，计亡失十篇。
书中最古部分为《轻言》，但其中底文句有些属于很晚的时代，从思想内容看来，不能看出是齐宣王以前底作品。并且书中思想很复杂，新旧材料互混，看来不是出于一人底手笔。大概是稷下先生假托管仲的名字以自尊，而思想上主要的派别属于道家与法家。故《汉书·艺文志》列入道家类，《隋书·经籍志》列入法家。诸篇中最显出道家思想的是《心术》上下篇及《白心》与《内业》二篇。《内业》解道的意义，《心术》《白心》说依道以正名备法。这几篇恐怕是稷下的道家所传诵的道经。
在《心术》上篇中可以看出由道家转移为法家的倾向。如说：“虚无无形谓之道。化育万物谓之德。君臣父子人间之事谓之义。登降揖让，贵贱有等，亲流之体，谓之礼。简物小米一道，杀惨禁诛，谓之法。”在另一段又说：“天之道虚其无形。虚则不屈，无形则无所位越。无所位超，故遍流万物而不变。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生得以职道之精。故隐者得也。得也者，其谓所得以然也。以无为之谓道，舍之之谓德，故道之与德无间，故言之者不别也。间之理者，谓其所以舍也。义者，调各处其宜也。礼以因人之情，缘义之理，而为之节文者也。故礼者，谓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逾义之意也。故礼出乎义，义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者也。故杀惨禁诛以一之也。故事督乎法，法出乎权，权出乎道。道也者，动不见其形，施不见其德，万物皆以得，然莫知其极。”这是明礼义理法皆出于道德，而此道德同体无间，其所以不同只在所舍及所以舍而已。《老子》以为“失道而后德”，这里说道德无间，文辞上虽然有点不同，但终极的原则仍是道。“法出乎权，权出乎道”，这道是天地之道，不会有过失底，所以底下说，“天之道虚，地之道静。虚则不屈，静则不变。不变则无过”。
法本从道出，所以至公无私。君子能抱持这一道以治天下便不致于丧失天下。《心术》说：“是故圣人若天然，无私覆也；若地然，无私载也。私者，乱天下者也。凡物载名而来，圣人因而财之，而天下治；实不伤不乱于天下，而天下治。专于意，一于心，耳目端，知远之证。能专乎？能一乎？能毋卜蓝而知凶吉乎？能止乎？能已乎？能毋问于人而自得之于己乎？放日，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气之极也。”这一段与《胜于·庚桑楚》所出老子之言很相近，想是当时流传的道家言。人能得道，一切都可行，知巧也可以舍弃。《白心篇》说：“孰能弃名与功而还与众人同？孰能弃功与名而还反无成？”又说：“孰能去辨与巧而还与众人同道？故日思索精者明益衰；德行修者王道狭；卧名利者写生危；知周于六合之内者，吾知生之有为阻也。”因为“道之大如大，其广如地，其重如石，其轻如羽”，所以很容易得，容易用。
在同篇里说：“道者，一人用之，不闻有余。天下行之，不闻不足。此谓道矣。小取焉则小得福；大取焉则大得福；尽行之而天下服；殊无取焉，则民反其身不免于赋。”舍一切以求道，就不致于满，不致于灭亡，而达到虚静的地位。虽然，道是不可摸捉的，为政者既舍知巧，就不得不正名备法。所以说，“建当立有，以靖为宗，以时为宝，以政为仪，和则能久。”建设当立在适当与有上头，虽仍以靖为宗，而时与政却是实在的施设。注说：“建事非时，虽尽善不成。时为事宝也。政者，所以节制其事，故为仪。”实际的政事是时间与手段的运用。运用得当，天下便治了。
所以说，“非吾仪，虽利不为；非吾当，虽利不行；非吾道，虽利不取。上之随天，其次随人。人不倡不和，天不始不随，故其言也不废，其事也不随。原始计实，本其所生；知其象而索其形；缘其理而知其情；索其端而知其名。故苞物众者，莫大于天地；化物多者，莫多于日月；民之所急，莫急于水火。然而天不为一物枉其时；明君圣人亦不为一人枉其法。天行其所行，而万物被其利；圣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是故万物均，既夸众矣。是以圣人之治也，静身以待之，物至而名自治之，正名自治之奇，身名废。名正法备，则圣人无事。”这尚法正名的思想与慎到的主张相同。总之，弃嗜欲知巧、恬淡无为，正名备法，是稷下道家因倡齐物的论调，进而主张绝圣弃知，专任名法的结果。
《管子》是先秦时期各学派的言论汇编，内容很博大，大约成书于战国（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时代至秦汉时期，内容很庞杂，包括法家、儒家、道家、阴阳家、名家、兵家和农家的观点。《管子》一书的思想，是中国先秦时期政治家治国、平天下的大经大法。《管子》基本上是稷下道家推尊管仲之作的集结。即以此为稷下之学的管子学派。《汉书·艺文志》将其列入子部道家类，《隋书·经籍志》列入法家类。《四库全书》将其列入子部法家类。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说：《管子》，道家之言也。据中国、日本学者统计《管子》全书几乎各篇都有《老子》的语言片段与哲学思想。内容博大精深，大约成书于春秋战国（前475～前221）至秦汉时期，汉初有86篇﹐今本实存76篇﹐其余10篇仅存目录。包括儒家、法家、阴阳家、名家、兵家和农家的观点，其中以黄老道家著作最多，其次法家著作18篇，其余各家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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