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

时间：2022-10-14 13:17:09 道家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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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

　　在《论语·宪问》篇里有着这样的记载：孔子周游列国时，曾遇到许多“避世”的“隐者”。这些隐者嘲笑孔子一心济世，但都归于徒然。隐者们大多远离世俗，遁迹山林，欲洁其身，在遁世之后，还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归结了一套道理，而他们所秉承的“避世”思想，便是道家思想的早期雏形。

　　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篇1

　　在《老子》中曾就“道”的多方面理解进行了大量的阐述，而给我留下印象最为深刻的则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自创立以来一直以崇尚自然，主张遵循客观规律而被人们所熟知，道家主张个人应法天、法地、法自然，即“道法自然”。在我看来“道法自然”不仅揭示了整个宇宙的特性、万物生生不息的规律，还提出了相对于消极“避世”的积极迎合自然的发展之道——“无为”。《庄子·齐物论》中提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道家的思想认为，天地与个人是一个整体，是同生同灭的，只有遵循自然的发展规律，才能长生长存。人与万物都根源于“道”，“道”是人与世界的一种本原关系，它是“天地之始”、“万物之母”、“众妙之门”，是一切实践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故而，道家主张做到“无为”。“无为”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待，也许过于消极，但不得不说，道家所提倡的“无为”并不是指无所作为、随遇而安、不做任何事情，而是反对过多的人为干涉，不要以多为胜，这就与老子的“反者道之动”不谋而合。即“少则得，多则惑”，“无为”相对于“有为”来说，是一个维持自然稳定、平衡的良好状态。即“无为”之道。

　　道家的“无为”思想伴随着历史发展的脚步，走过了漫长的发展道路，并在各个阶段中不同程度地发挥着、显现着其在治世、治国、济人等方面的独特作用。从道家思想的发展和历史时期的划分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先秦时期：以老子、庄子思想为代表

　　在这一时期，时代的大背景主要以旧制度、旧统治秩序被破坏，新制度、新统治秩序在确立，新的阶级力量在壮大为主。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导致了各国的变革运动和封建制度的确立，也出现了思想文化的空前繁荣。社会环境的大变革，促进了一大批思想家的诞生，诸子百家争鸣，思想之花竞相绽放，而老子与庄子也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为道家思想的传扬吐芳露蕊。在《老子》第一章里，开头便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在老子看来，“道”是万物之本源，是无从命名的，故唤之“无名”。在道家的思想里，最为常见的就是对“有”、“无”的.思辨，也可理解为对“多”、“少”的平衡。而这种使事物变化时保持平衡所要遵循的法则，老子称其为“常”，即为常理。按照“无为”的“常”来进行活动就必须要顺乎自然，这就要求人们在为人处世方面不要矫揉造作，做人做事不能违背常情。而在治国方面，则提倡不要忙于为大众多做事，而是应当废除那些本不该做的事;另一方面，当以道为法，自己无为，而让大众各尽其能，以达到“无为”之境界。

　　而在庄子看来，“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这是其对“无为”的理解。他认为达到“至乐”的途径就是“无为”地去超越普通事物、“我与世界”、“我与非我”、主观与客观的界限，达到“无”的境界。常人因为“无为”，所以“无己”，可以至乐;神人因为“无为”，所以“无功”，万物得以顺其自然的发展;圣人因为“无为”，与道合一，所以“无名”，世人可以自由自在，充分地发挥其所拥有的才能。故而，“无为”之道实则自然之道。

　　二、汉代时期：道家的兴盛与没落

　　众所周知，汉朝若要细分，可分为西汉和东汉。在此不作细分，而是以道家的兴盛与没落作为时间的主线来阐述。

　　汉朝建制初期，经过数年反秦战争与楚汉相争之后，原本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的农业人口大量流失，作为新生的国家为了让流失人口快速回到原来的农业劳作岗位上，并且为了减少多余的政策支出和浪费，从而制定出了与民休息、轻徭薄赋、清静俭约三大政策方针。在这样的一个社会背景下，道家的主张巧妙地迎合了统治者的需要，因此，汉初的统治者在思想上就推崇以“清静无为”为特征，以“无为而治”为原则的黄老思想，以此来安定社会秩序，很快使社会和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并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繁荣景象，故而把它作为统治的指导思想。自此，道家的思想得到了当权者的重视，其也成了汉初的正统学派。

　　随着时间的推移，朝代的更迭，汉初所奉行的黄老之术，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使社会矛盾有所缓和，但并未能使矛盾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并且对于封建社会固有的矛盾更是没有起到遏制的作用。所以，到汉武帝时，又面临“盗贼群起”，农民以暴力反抗统治阶级的危机局面。为了进一步缓解紧张的社会局势，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统治者借鉴前人经验，企图借助鬼神的强大威慑力来加强国家统治，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以“天人感应”为核心思想的儒学家董仲舒横空出世，很好地稳定了民心，巩固了统治者的统治与权威。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了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这样一套新的思想体系，很快替代了之前的“无为”之治，成了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而董仲舒所主张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更是宣告了道家学派的没落。“无为”的治世思想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有为”的政策从此卷土重来。

　　三、汉朝之后：道家思想与其他学派融合，再起思潮

　　汉朝之后，封建统治逐步加强，统治者更加致力于加强对民众的统治，“无为”的思想不再适应统治者的政治需要，从而，在其自己的发展空间中缓慢地发展前进着。在这一阶段，道家学派的思想出现了异化，吸收了其他学派的思想，并与其他学派的思想相融合来奠定本派思想的位置，因此世人称其为“新道家”。新道家们注意借鉴历史经验，兼容各家之长，其中以《淮南子》为代表的新道家将阴阳说引入宇宙万物生成论中。在公元三四世纪里，随着道家的再起，对名家的相关理论也再次进行了钻研，在“玄学”中提出了“辨名析理”观念。在这一时期的新道家们对早期的道家思想进行了修订。即将“道”解释为“无”，另外就是提出了万物自生的“独化”理论。对“无为”也有了新的理解，首先，随着社会的变革，新的典制和道德自然应运而生。这一时期，顺应天、顺应自然就要顺应新的典制道德，这就是“天”，就是“无为”。反之，反对新的典制道德，极力维护旧的典制道德，这便是“人”，便是有为。一个人，让他的天赋发挥出来，就是“无为”。反之，就是“有为”。由此可以看出，这一时期道家所遵循的“无为”不仅仅是要主张世人遵循自然、人本身所包含的规律，还将维护社会稳定、典制道德作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自然规律。

　　随着时代的发展，道家思想家们逐渐开始将目光从山林，转向了社会和世人。“无为”作为一种维持事物自然、和谐状态的思想，被更为广大的民众所接受。“无为”由为了自然而“无所作为”，演变为只有“有为”在先，才能实现“无为”的治世理念。然而，作为一名现代人，我们也应恬然淡泊、清静无为、顺其自然、淡然坦然地生活。正如现今所提倡的勤俭节约一样，“见素抱朴”、“粗茶淡饭”的生活方式，“知足常乐”的生活哲学都将现代的“无为”思想融入其中。老子的理想社会是“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其理想的社会是一个无剥削、无压迫，按照自然规律发展的和谐社会，民众不受干扰，人与人之间无猜忌、无矛盾、无冲突，自由平等，人民各尽其性、各安其事、各得其所，整个社会安泰和美、其乐融融。中国传统道家学派的这种渴求万事万物都能遵循自然，和谐发展的“无为”思想，不仅能对人们在修身养性方面起到指导与提升的作用，还能对我国当前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直接的理论借鉴。在稳定中建设和谐社会，这不仅是一个理想，也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

　　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篇2

　　道治企业

　　治大国有若烹小鲜。老子认为治理大国就像煎小鱼一样，不能经常去搅动它。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亦如此，管理者必须依照“规则”来治理企业，这些规则制定必须遵循管理的客观规律，只有这样才能使得的企业中有些想故意捣蛋的人无机可乘，无恶可作，各种势力互不骚扰，各守其静，企业内就会相安无事，这恰是企业发展的关键之一。管理者当然也不能随时变更规则，使企业分出多门，无法协调。

　　抛砖引玉

　　“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与取之，必固与之”，这些可用于人力资源管理方法之中，如果企业想争取员工尽可能留在企业做贡献，就必须为员工提供较好生活及工作条件，这样才能使员工安心企业工作。企业要想解聘只求无过不求有功的不思进取的员工，则可以把这种员工安排在其无法胜任的工作岗位上，借其工作失误进行解聘等。即所谓：名为退，实乃进；以退为进，以屈求伸。老子进一步又说：“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弗与；善用人者为之下。一个现代人力资源管理者要取得成功，首先要赢得下属的拥戴和信服，要有相当的威望和号召力，而要拥有这些，就必须舍小利以求大德，示员工以无私，示员工以谦让，只有这样，方能得员工之倾服，“不战而屈人之兵”，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管理三宝

　　“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者要以“慈”为怀，真正关心爱护员工，使员工在企业工作时能体会“温馨管理”。现在不少企业主或经营者对待员工动不动就“克扣工资”、“罚款”甚至有体罚现象，到头来引起员工诉讼、甚至其他“放火烧公司”等过激行为，最终害已害人。所谓“俭”可作为勤俭节约理解，“俭，故能广”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要历行节俭，反对浪费，才能开拓事业。“不敢为天下先”可理解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一种艺术，希望集团的刘永好先生曾说在中国经营企业应“顺潮流而动，略有超前，快半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不敢为天下先”这种以退为进的方法，最终反而能使企业走在时代的前列即“故能为成事长”。

　　以柔克刚

　　“天下之至柔，驰骋于天下之至坚”，即天下最柔弱的东西能在天下最坚硬的东西里穿行无阻。西方国家战后对企业的管理主要可划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重点对人财物的管理，第二阶段即重点放在企业的战略管理之上，第三阶段即塑造企业文化实行文化管理，企业文化恰恰指的是企业所有者、经营者、员工在经营过程当中所形成的共同持有的价值观及行为准则，它存在于员工的心灵之中，自动指导员工的行为。文化管理即是柔性管理。所以当前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可以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企业的'发展要求、汲取中外优秀企业文化、根据本企业的特点塑造企业自己独特风格的文化，实行文化管理，实现以柔克刚的管理境界。

　　报怨以德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意指：用德行回报仇怨。善良的人和不善良的人，我都善待他；讲信用的人和不讲信用的人，我都信任他，以此大度之心，宽容之怀，使人人向善，人人守信，天下和谐一体。现代企业包含多方面人才，管理就是协调这些人才的个体活动，一起去致力实现企业目标。一个管理者的职责就是充当组织内各成员信息联系的中心，努力协调他们的协作行为。所以，管理者要能容常人所不容，行众人所难行

　　不言身教

　　老子认为：“知(智)者弗言，言者弗知(智)。”即指：过多的指手划脚，只会加速失败。智者是不乱发言的，指东道西的人自然不是智者。作为一个企业管理者该如何发挥自己的作用呢？老子认为：“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圣人行不言之教”，也就是说：美好的言语，可以换来别人的尊重；美好的行为，可以影响他人，所以圣人行的是“不言之教，”即靠的是以身示范，不言多行。故而，现代企业良好的管理氛围，不是靠管理者的长篇宏论、众多指令来营造，而应靠其一举一行和日常行为表现，靠其在管理过程当中取舍好恶、扬弃归纳所产生的影响力和示范作用。

　　总之，老子对于人的管理进行广泛深刻的论述，体现以人为本特征，老子的人才管理思想不仅与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和实践有诸多契合，同时对丰富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技巧具有重要启示。

　　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篇3

　　一、萧规曹随”——无为而治的由来

　　西汉时期，刘邦和萧何死了以后，汉惠帝即位，其宰相为曹参。在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与个人风格方面，曹参与萧何大不一样。史书记载曹参整天在家里饮酒作乐，无所事事。在用人方面，他不喜欢办事特别认真、严格的人，而重用那些比较粗心、和缓，大而化之，不那么苛察的人。为此，周围的许多官员见状心理不安也很不满，认为这个宰相无能、无用，还消极怠工。汉惠帝也很担心，便直言批评道：现在国家有很多事情需要做，可是丞相您却是这么一种态度，希望丞相能够勤政一些，有所作为。

　　曹参沉思片刻，就问汉惠帝：陛下您觉得您当皇帝，在治理国家方面比汉高祖如何？汉惠帝说自愧不如。我肯定达不到高祖那个程度。曹参接着问：那么

　　陛下您看我与萧何丞相比又如何呢？汉惠帝说那好像也是不如。然后曹参就说：好！既然我们都不如他们，而他们在去世之前，把各项规章制度都已经给制定下来了，我们后人又不如他们，那我们只有守着他们的制度并照他们既定的方针政策去做就可以了，我们不必要在他们的制度之外再去有什么其他的作为。

　　汉惠帝听后觉得很有道理，就接受了曹参的意见。这也就是历史上“萧规曹随”的著名典故。而曹参的这种治国理念就叫作“无为而治”。

　　二、无为而治的思想渊源

　　“无为而治”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其思想渊源就是“黄老道家”。

　　“黄老道家”是战国时期的一个思想流派，它是把老子的“无为”、“顺善自然”的思想与当时的社会实际相结合，同时吸收了一些儒家和道家的思想，融合而成的。

　　黄老道家有别于庄子的道家。庄子的道家消极避世，而黄老道家是积极入世。汉初曹参所用的统治思想实际上就是把老子的自然无为的思想，作为一种用世的方法来治世，而不是用来消极避世。

　　老子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道按照道来做，那就是无为，无为才能无所不为。作为统治者，你要守着无为而治的原则，这样万物可以自我化育，万物可以自我运行。

　　老子还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就是说管理国家的人，只要能做到无为，就会使老百姓自我化育，该种地种地，该休息休息，该做什么做什么。自我生产，自我繁殖，自我休养生息；所谓“我好静”，就是说你不要老是今天想做这个事情，明天想做那个事情，老在老百姓所要求的之外，老百姓的生活之外，老想再附加做一些事情。用不着，你好静，老百姓自我端正，用不着你去纠正老百姓，你别怕老百姓不端正，用不着你去端正，你只要静止在那儿，老百姓自己就端正了；所谓“我无事而民自富”，就是说在老百姓的生活之外，你不用再更多地要求做其它的事情，老百姓自己就能够恢复经济，自己就能富裕起来：所谓“我无欲而民自朴”，就是说你没有欲望老百姓就朴实，你欲望越多，那么老百姓就不朴实了，他就越来越耍滑头。

　　老子还说过这种话说：“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意思是，圣人不要在老百姓的想法和人民的意志之外再有什么其它跟他们不一样的想法，你的想法应该跟广大民众，跟社会成员之间的想法应该是一致的。所以说，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

　　老子的这些思想被黄老道家承袭下来，而汉初统治者则利用这一思想有效地治理国家。

　　三、实施“无为政治”是有条件的

　　实施“无为而治”是历史的必然，它适应了当时的历史发展趋势和民意。以曹参为代表的统治者之所以选择这样的治国方略，这也是由当时特殊的社会背景和条件所决定的。

　　首先是因为战乱，民心思定，老百姓需要修养生息。汉初社会经济处于极度贫困状态，当时汉朝刚建立，之前经历了长期的春秋战国时代，战争的时间久、规模大，而且非常残酷。比如“长平之战”秦国消灭了赵国的主力45万，白起消灭了韩魏联军150多万。因此整个社会和老百姓为战争付出巨大。最后经过战国后期，秦国统一全国。然而，统一后老百姓没有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由于秦朝的暴政，大量地调用民力，修筑长城、石道、骊山陵，同时还调兵攻打匈奴，所以统一后老百姓没得一个喘气的机会。不仅如此，秦朝的苛捐杂税加剧，法度苛严，让人们生活在惊恐的气氛中，精神上感到非常紧张。秦朝的暴政很快激起了人民的反抗，发生了秦末农民大起义。当时有两大反秦力量，一个是刘邦的力量，一个是项羽的力量，他们把秦朝推翻以后，继续战争，争夺统治权，这也就是历史上所谓的楚汉相争。这场个楚汉相争又打了五年，结果又使一大批的人流离失所。就这样，从我春秋战国，到秦，到秦末，到楚汉相争，中国始终就没有安定过。长期的战争使刚刚建立后的汉朝社会经济非常残破，人民的生活非常贫困，整个社会包括那些贵族、功臣甚至皇帝的生活也都不富裕。大量的土地荒芜，人口流失。史记当时的皇帝刘邦欲搞登基典礼，因国家贫困，都不敢讲排场，只得草草而办。据说当时的很多将相、将军、丞相和一些大臣出门都没有马车，只得坐牛车。统治者尚且如此，普通老百姓就更别说了。

　　其次，经济亟需恢复，解决人民有饭吃、有衣穿的基本生存和生活问题成为当务之急。我国古代是以农业为主的封建社会，劳动力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由于连年战争，男人大多被征兵和战死，这就必然造成家庭的主要劳动力短缺，继而出现大量的土地荒芜。史载当时刘邦外出视察路过曲逆，看到那里有约五千户左右人口，便惊叹“壮哉，县！”。说：“吾横行天下，独见洛阳与近而”。意思是我打遍天下，走了很多地方了，除了洛阳，没见过这么多的人口。而这个地方在秦时有三万余户。可见当时即便曾是京都的洛阳也不过如此，而其它地方人口流失程度的严重。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的一片凋敝。因此，对刚刚建立起政权的汉朝来说，首要必须恢复经济，解决老百姓吃饭穿衣问题，这是第一要务。否则，国力脆弱，民心涣散，江山不保。

　　三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战争结束后，就国内而言，主要矛盾是发展生产和解决人民生活需要，所以阶级矛盾、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矛盾就比较缓和。因为当时农民没有土地问题，而封建社会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冲突最主要是土地问题。汉朝初期是有田无人种。当时的地主也不多，都穷，社会普遍地穷，连统治者也穷，没什么可剥削的，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的欲望也不那么强烈，国家与人民的思想比较一致。

　　四是民族矛盾得以缓和。从秦开始到汉初，国家稳定的主要隐患是匈奴问题。但由于刘邦和后来的汉惠帝汉文帝汉景帝都对匈奴搞和亲政策，因此这种民族矛盾得以缓和。汉初与匈奴之间大多以和平为主，一直没发生大的战争和冲突。这就给当时统治者采取“无为而治”，让人民修养生息创造了条件与可能。假如民族矛盾突出，国家安全受到威胁，草木皆兵，人心不稳，统治者还敢万事大吉睡大觉吗？

　　四、看看汉初究竟是怎样“无为而治”的

　　应该说，汉初的“无为”是从汉惠帝曹参开始的。然后是汉文帝、汉景帝以及汉武帝统治的前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汉朝统治者到底在哪些方面“无为”？他们的“无为政治”体现在哪些具体的'做法中？

　　第一就是轻徭薄赋，减轻人民的负担。从汉惠帝开始，将对农民的税率负担从原来的十分之一降到十五分之一。到了汉文帝时期免除了一切税赋，而且持续了12年时间。汉景帝时又把税率减成三十分之一。他们为了让老百姓能够更好地发展经济，在经济上做了很大的让步。在徭役上，尽量少使用老百姓，尽量少调发徭役。同时皇帝自己也很俭朴。据说汉文帝穿的都是粗布，没有什么穿金戴银。他给自己造陵墓不用任何奢侈物品，都是瓦器陶器，不征用民财，也不动用更多的劳力，生怕加重老百姓的负担。

　　第二是宽刑轻狱。比如在刑罚上，汉高祖一执掌江山，就废除了秦朝的许多严刑峻法。到了汉文帝时继续废除了一些酷刑。当时，藩国齐国有一个太仓令叫淳于公犯法了，按原来的法律惩罚是比较残酷的。他的小女儿缇萦就给当时皇帝写了一封信。说我父亲平时很廉洁，工作也是很认真的，这次可能是一时糊涂犯了法。犯了法理应受到惩罚，但是如果你给他死罪或使用了酷刑，他将来想改都改不了，想改过自新都没机会了。她说她甘愿自己到朝廷这儿来当奴隶为父亲赎罪。这封信引起了汉文帝的高度重视，他确实感觉到当时的刑罚太严苛太残忍，不利于缓和社会矛盾，因此汉文帝下令立即废除一些残酷的刑罚。比如对于有些按原来法律可以判死刑的进行了改判，给人一条生路。特别是取消了“连座”和灭族的刑罚，一个人犯罪一人当，不能株连他的家人，更不能灭他的族。在肉刑这方面，原来应该打五百鞭子的改成三百鞭，三百鞭电脑改成二百鞭，二百鞭的改成一百鞭。同时汉文帝还规定，打板子尽量不要打得致人于死命，让他有个改过的机会。这种做法对于缓和社会矛盾起到了有效的作用。

　　第三是实行“仁政”。针对当时一些地方的藩国对朝廷不恭的状况，汉文帝采取很仁慈宽厚的态度处之。比如那个时候的南越国是秦朝派到南方去的一些北方人建立的，吕后时对它进行打押、排挤和封锁，因此关系一直比较紧张。以至于后来发展到自行独立称帝，按说，这是朝廷不能允许的，必须兴兵讨伐并用最严厉的手段来制裁，但是汉文帝没有这样。他实行以德报怨，不但不打你，还给他在北方老家那儿盖了庙，让他们家族在那儿可以祭祀，同时对尉佗家族的人都给予照顾。这件事情使得在南越称帝的尉佗非常感动，觉得自己不该做这样大逆不道的事情，因此主动取消了帝号，不再另立山头了。

　　再比如当时地方的藩王吴王刘濞跟朝廷也有很多矛盾，刘濞一直图谋不轨，也不来朝见皇帝。汉文帝当时对这件事的态度很坦然，你不来朝见没关系，我就主动派人去找你，赐给刘濞拐杖，就表示您是老者，您既然是老者，您可以不来上朝，表现出对刘濞的尊敬，这样使得刘濞有点不好意思。因为你不来上朝，你这也是一种大逆不道的行为，你这不尊重朝廷的行为，应该受到惩罚，可是朝廷不但没惩罚你，反而尊敬你，所以刘濞起码从面子上他不能跟朝廷对抗，这种做法在一定的程度上缓和了中央和吴国以及刘濞的关系。

　　第四是对匈奴实行议和。长期以来，匈奴是秦汉骚扰不断，成为当政者的一块心病。而汉初在对待匈奴的态度上采取了无为而治。无为而治并不是不反抗，而是反击保持一定的限度，就是说把匈奴打跑就行了，不深入到匈奴的腹地能够，解除边患就可以了。当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汉高祖刘邦死了吕后执政，这时匈奴王写了封信来羞辱吕后，说我的妻子死了，你也没了丈夫，我感到很寂寞，你也感到很寂寞。吕后看了勃然大怒，立即召集群臣要出兵讨伐。但冷静一想，不能凭一时的激愤，她知道汉朝的实力弱，没有实力来跟匈奴对抗，当年汉高祖跟匈奴打了多年，结果是怎么样？经过大臣们的提醒，吕后只好忍气吞声地给匈奴回了封信，信里说，我年老体衰，不值得您垂顾我。他们不得已咽下这口气了。

　　五、汉初推行“无为而治”政策的结果

　　总的说，汉初“无为而治”的结果是经济开始复苏和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整个社会开始有了生机。这个经济发展由汉朝初期的建立，到后来汉武帝，大概经历了七十年左右，一直采取无为而治的方式。经济发展到什么程度呢？据史书里记载：国家的粮食更多了，粮仓全都满了，有很多地方粮仓里粮食都腐烂了，同时国库里存了大量的钱，以至于串钱的绳子都烂了。人民生活也基本丰衣足食。老百姓能吃饱饭了，衣服也穿得比较华丽。当时记载，出门有马骑了。如果有身份的人骑母马还被人看不起，所以整个社会生活开始发生了变化。可谓国富民强。

　　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篇4

　　战国中期的庄周与老子一脉相通，世称老庄。“夫老之有庄，犹孔之有孟也。" ([明]焦竑《庄子翼》序言)庄子法律思想的基本特征，是“法律虚无”主义。

　　(一)主张绝对“无为”，否定法律、道德与人类文明

　　庄子进一步从消极方面发展了老子的思想。从“道”出发，他也认为必须“无为而治”。如说：“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莫若无为。" (《庄子·在宥》)并激烈反对各家的“有为”政治。他批评墨家“兼爱”、“节用”、“节葬”等主张是“乱之上也，治之下也”。他又批评儒、法两家，认为“赏罚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礼法度数，刑(形)名比详，治之末也”. (《庄子·天道》)在他看来，只有未经人工改造的自然事物才有价值，而社会文明的发展都是对自然的破坏。因此，庄子的理想已不满足于老子的“小国寡民”，而要求回到人与动物无别的“浑沌时代”，也就是“同与群兽居，族与万物并”, “无知无欲”, “无人之情”的“至德之世”。庄子主张“绝圣弃智，大盗乃止;?NE74E?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争。殚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论议。"(《庄子·胠箧》)他所要取消的包括道德、法律、制度、度量衡等所有规范，以及一切物质和精神文明，实质上就是对整个人类文化的否定。

　　(二)追求绝对的精神自由

　　庄子认为，人对人世间的生死、存亡、穷达、富贵、毁誉等等，自己根本无法掌握，只能“安时而处顺”, (《庄子·大宗师》) “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从而陷入了宿命论。但他又极端不满现实，愤世疾俗，不愿受仁义道德、礼法刑政的羁绊，只好从精神上追求自我解脱。其办法就是超然物外，把人生看成一场大梦，物我两忘。他认为这样就可以与“道”同体，获得不受任何约束和限制的绝对自由。他把老子的.对立面可以无条件转化的错误，发展为相对主义。完全否定事物的质的规定性和事物之间的差别，也不承认有判断是非、功过的客观标准。“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 (《庄子·齐物论》.)既然如此，也就没有什么可以作为人们言行是非的客观规范。

　　(三)“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

　　庄子以相对主义为武器，对当时的仁义道德和法律制度进行了揭露。如说：“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法律、道德之类，对于这些窃国者，不但起不了制裁作用反而会成为被他们利用的工具：“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为之权衡而称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为之符玺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 (《庄子·胠箧》)

　　庄子的没落贵族的悲观绝望和不与统治者合作的情绪，引起后世不当权的封建士大夫和失意政客的共鸣。他对当时礼法刑政的抨击虽有助于加深对剥削者法制的认识，但他鼓吹的法律虚无主义，对法律思想的发展却有消极作用。

　　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篇5

　　【内容摘要】春秋时期，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百家”所争鸣的实际内容或者社会焦点，不仅涉及政治、经济、文化领域，还涉及道德、艺术、哲学、逻辑学等，可谓百花齐放。其中儒道两家的思想就是先秦思想领域的两朵瑰丽的奇葩。

　　儒家主张尊师重教，政教合一，学而优则仕，施行仁政的思想。道家主张遵循自然，追求自由，无为而治。两者的思想领域有着明显的差异，只有取长补短、相互交融、相互作用，才能将其更好地应用到现代化社会建设中。

　　【关键词】儒家、道家、德教、仁政、智育、无为而治、自然。

　　儒家思想：尊师重教是儒家学派的优良传统。

　　以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等为代表的先秦教育家们的丰富的教育思想,为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中国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本篇文章中，我将汲取儒、道两家之精华，谈谈自己浅显的看法。

　　1）政教合一：教育为政治服务，政治为教育提供基础。主要表现在以下特征：富而后教，“孔子‘适卫’，冉有驾车，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由此可见孔子“富而后教”的基本教育理念，他认为“庶之”、“富之”、“教之”共同购成立国安邦三要素。三者互为因果，缺一不可。

　　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 （《礼记·学记》）。人是社会的主题，所以要从整体上改变和提升社会风气，必须从每一个个体的人的教育感化入手，所以儒家提倡“有教无类”的`全民教育思想。孔门私学之中弟子品类不一，就分布地区而言，其弟子来自不同国度，就社会阶层而言，其弟子成分复杂，所以孔子本人就是“有教无类”教育思想的坚定实践者。“有教无类”是儒家“仁者爱人”思想的具体体现，爱之则教之，兼收并蓄，海纳百川是儒家的基本教育观念。“有教无类”是以儒家人性观念为依据的，儒家认为在现实生活中人所有贵贱、庶鄙、族类之别，但人的本性是相近的所谓“性相近，习相远也。”

　　儒家从“习相远”的观点出发，认为人所处的整体环境对人的整体性格、道德观念及能力的形成有重要影响。“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 （《荀子·劝学》），有什么样的风俗环境，就会使人形成什么样的习性。基于这种考虑，儒家提出“三慎”主张。所谓“三慎”，即：择居慎，择业慎，择友慎。

　　“学而优则仕”是儒家政教合一教育思想的集中表现。首先，学习是通向做官的途径，培养政治人才是儒家教育最主要的政治目的。其次，并非所有学习的人都可以做官，学习成绩优异是做官的必要条件。

　　2）德教优先。以德育为主体，将知识教育与教育过程德行化，将知识教育与道德教育融为一体，是知识教育为道德教育服务，是儒家教育哲学的突出特点。以“四教”——文、行、忠、信为教育的基本内容。孔子所编纂的《诗》、《书》、《礼》、《乐》、《春秋》、《易》，皆成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基本教科书，都是施行德育的教材，逐渐形成了儒家“明人伦”重“四德（仁、义、理、智）”的德育体系。由于国家在政治上倡导“为政以德”、施行仁政，所以教育落实到主体的人本身提倡“为己”之学，以追求道德价值的实现。

　　3）重视智育。敏而好学，学习知识主要是一个主体自觉的过程所以儒家主张学者必须端正学习态度，以成就真才实学。“好学近乎仁”，认为人只要勤奋好学，就能够成就理想人格。“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是对儒家知识教育方法论的系统总结。

　　道家思想：思想体系以“道”为核心，但其最基本的精神在于“自然”二字。

　　1）崇尚自然，返璞归真。其真正旨意在于要求人顺应“自然之道”，返璞归真，以“自然、无为”作为社会、人生的理想状态。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由此可见，道家认为“自然”是“道”及一切万物的根本精神之所在。

　　2）古典人道主义，其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表现为对人的个体自由和个性解放的热烈追求。在庄子看来，人生的第一要义就是自由，而现实社会的仁义道德、世俗价值、功名利禄、政教礼法等等都不过是束缚人、奴役人的樊篱。其谢绝楚王的千金之聘、宰相之位，还把国相的尊位比为“腐鼠”，“终身不仕以快吾志”，充分肯定了个体生命的价值就在于保持自由。

　　3）无为主义。从天道自然到“无违”自然。老子说：“道常无为”，“无为”是道的一种“上德”，天地万物在其本性上也都是“无为”的。“无为”是一种“君道”。道家无为主义实质上首先是一种安邦治国的策略政策，君王要治理国家，其“上德”就是应该效法和顺应自然，达到“无为而治”，只要“君无为”，人民就可以“自化”、“自朴”。

　　4）“无为而无不为”表面上守弱处静，无所作为，实际上遵循万物的本性而不违逆，顺应自然之道知进知止，就已经是有所作为，也能有所不为。

　　从儒家和道家的主要思想中可以看出二者存在的明显的甚至是完全相互对立的差异：

　　其一，儒家尊师重教，主张“学而优则仕”，提倡平民通过良好的教育，参与国家政治。“不仕无义，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就是说“学而优”必“仕”，否则就是违背道义。对于道家而言，更注重的是对人的个体自由和个性解放的热烈追求，其最大的理想就是主张顺应自然、返璞归真，这种自然主义理想，在天就是自生自成的自然；在人就是小国寡民的淳朴社会；在个人就是淳朴自由的真人赤子；在政治就是不是强权也不行仁政的无为而治。道家认为现实社会的世俗价值、功名利禄、政教礼法等等都不过是束缚人、奴役人的樊篱。

　　其二，儒家重视德育，“《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史记·史太公自序》），有力说明了儒家对德育的重视及德育在当时社会中的作用。而在道家当时面对黑暗的社会现实、“礼崩乐坏”的时代，反对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反对采用任何具体的社会改革理论和方案，追求向自然状态复归的“无为主义”。

　　其三，丛治国之道方面讲，儒家倡导“为政以德”、“以德服民”。“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由此可见儒家认为以道德去教育、引导民众，才是治本，才能真正形成稳固和谐的社会政治秩序。而道家思想主张君王要治理国家，其“上德”就是应该效法和顺应自然，遵循万物的本性而不违逆，达到“无为而治”。

　　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主流。从中国历史看来，儒家道德教育体系的建立，影响十分巨大，在中国形成了重视道德修养的优良传统。“学而优则仕”在中国社会千百年来，起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导向作用，成为知识分子积极向学的巨大推动力。与此同时，道家自然主义思想的一个内在意蕴是要批判和反省有文明进步所造成的人与自然分离的现象，寻找一种人与自然重新契合的生存方式，教导我们热爱自然，尊重自然秩序，回归人与自然融合无间的和谐状态。因此两者各有侧重、各有短长，只有相互补充、相互渗透，才能长期延绵不绝，汇合成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滔滔大江。

　　参考文献：

　　1、《先秦哲学》曾仕礼编著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第一版

　　2、《老子哲学研究》朱晓鹏编著商务印书馆出版2009年12月第一版

　　3、《儒家哲学研究》邵文明刘辉王永平编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12月第一版

　　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篇6

　　从领导哲学理论的角度来看，“无为而治”思想，作为一种政治理想，也可理解为一种领导思想和领导哲学。但“无为而治”中的“无为”绝不是不作为，而是另一种方式的“有为”。因此，道家“无为”的领导风格对当代领导者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内涵

　　老子哲学的基本观点是“无为即是自然”，反映到行为上就是“无为而治”。老子哲学的根基是“道”，从道出发老子认为道的自然本性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这里所说的“自然”，是道的存在状态，即毫无勉强、不受外在约束的自由自在，自己如此的状态。“无为”并不是指什么都不做，而是要遵循自然规律和万物的本性。“有为”指违背人的自然本性（或自然法则）的“妄为”、“强为”。可以看出，道家的无为首先是指人自身没有私求，对外界不妄加干预的处世态度；其次是指顺应自然，不加强制的存在状态；再次是指自由自在，不受束缚的精神境界。老子认为最高级的领导就是像大自然生息万物那样的“无为而治”。“无为而治”的特殊就在于有效而无形，有秩序而没压迫，有和谐而不僵固。

　　二、“无为而治”对现代领导哲学思想的意义

　　在老子看来，领导者依其水平高低大致可分为四等：“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之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两千多年前老子的领导哲学思想、治国意识仍然能给现代领导者在行政、修身、立言等方面给予启迪和帮助。

　　1、无为而治与领导者决策。

　　“治大国，若烹小鲜”，我们知道，在烹煮小鱼的时候，不能多炒多翻，否则小鱼就会被煮烂了。领导也要像烹煮小鱼一样，不能政令繁多，无事生事，更不能朝令夕改，让人无法适从。“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地万物运动变化都遵循着一定的规律性。领导者应该主动去认识并探求事务发展变化及领导活动的内在规律，在做决策时不能只按自己的意志独断专行，必须尊重规律，尊重组织全体成员的意愿，讲求民主，在决策时充分考虑到组织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组织成员及服务对象的意愿。

　　2、无为而治与领导者行为。

　　无为，不是不为，而是要领导者有所为，有所不为。老子“为”的'最高原则是“为无为”：即在不该为的时候就不为，在该为的时候就要为。领导者因为有权在手，所以经常利用手中的权力干预组织成员的意志、行为。这种干预是对组织成员的一种压抑，也是对潜在秩序的一种破坏，它损害了组织成员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无为”需要领导者在工作中有意识地授权、放权。

　　而领导者必须科学的“为”，在工作中要抓主要矛盾、抓中心、抓关键，把主要精力放在“掌舵”而不是“划桨”上。

　　3、无为而治与领导者素养。

　　老子将“无为”的君主称为圣人，这就要求现代的组织领导者在工作和生活中要不断加强学习，积极提高自我，达到“圣人无常心，只以百姓之心为心”的最高境界。老子还有一个思想叫“居上谦下”。这里的“上”是指领导者，“下”指被领导者。老子认为，领导者和统治者虽然居于上级的领导地位，但是却必须谦虚地对待下属和被领导者，而不能是高高在上，自大自傲。因为“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下位者正是上位者的基础和根本。“善用人者为之下”，即善于用人的领导者常常自觉地把自己放到与下属平等的地位，这也是一条实践证明是正确的领导哲学辩证法。

　　三、“无为而治”在现代组织领导中的实践

　　1、实现“无为而治”，领导要学会决策。

　　“无为而治”的领导思想要求组织领导者在组织决策上应“有所为，有所不为”，即要求领导者在“小事”上有所不为，在“大事”上有所为。领导者应能认清事物的本质，科学地决策。所谓“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大将风度和英雄本色首先从此得到体现。“无为而治”作为现代领导者提高领导艺术的指南，究其实质而言，是以最小的领导行为取得最大的管理效果。在实际的领导行为中，它表现出内在的超载性和象征性，作为领导者着眼全局，进行宏观控制，整体把握，勇于放权，善于任人，用人不疑，使下属“有为”而己“无为”，从而达到“无为而治”的目的。

　　2、实现“无为而治”，领导要学会放权。

　　作为一个高效率的领导应该把精力集中到少数最重要的工作中去。因此，领导必须善于放权，以腾出时间去做真正应做的工作，领导最主要的任务是去展望未来，而这种事情往往是不能授权给别人的。授权是一种领导艺术，领导者要做到科学授权还应掌握授权的艺术：选好人才，视能授权；授之以权，负之以责，权责统一；既要信任，又不放任。

　　3、实现“无为而治”，领导要加强自身修养。

　　身为领导者本身必须虚怀若谷，胸襟开阔；要有“容人、容事”的气度和风范；在识贤、求贤上“有所为”，在用贤上“有所不为”。在处理下属关系时，不要家长作风、意气用事，要平静、放心地让下属去创造性地开展工作，靠信任来领导，靠指导来进行管理，不亲自参与具体事件，以平等的态度去对待下属，真正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修身为本，容纳百川。“凡事之本，必先治身”，只有先加强自身的修养，才有资格去领导和管理他人。

　　四、结语

　　作为一名领导者，应以“道法自然”为出发点，以“无为而治”为管理方式，不刻意、不妄为、不浮躁、不勉强，遵循自然，和平处事。古为今用，现代领导者应当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汲取适应于当代社会的领导之道，寻找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点。

　　[参考文献]

　　[1]老子.道德经[M].广西民族出版社,1996

　　[2]周广宇.道德经品读[M].朝华出版社,2010

　　[3]胡孚琛，吕锡琛.道学通论[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篇7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是老子第一个以理论思维形式创立了以道为核心的较完整的哲学体系，直到今天，其核心智慧，仍然为国家、为企业、为个人所福泽致极。如果说儒学就是中国文化，那道家思想就是中国精神所在。以下为我的观点提出进行探讨。

　　无为而治，构建和谐社会

　　道家学派有三个讲求。第一，讲求“为无为，则无不治”。对“无为无不为”的认识，刚开始只能简单地理解，还谈不上意会，后来是听了曾仕强的《无为才能够无不为》课，由此对道家哲学才开始学习和认识并感悟，知道了“基层用有，上层用无，上情下达，下情上达，以及无中可以生出很多有”的内容，理解了帝王用行动去感召官员，官员用行动去感召百姓，通过自身的行动来达到安邦治国的目的。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无为即自然”，是老子哲学的基本观点。同时老子还反对兵家的“以力治国”，反对暴力战争，主张“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天下”。纵观世界历次大大小小的以强兵发动的侵略战争，包括一、二次世界大战、美越战争、朝美战争、伊科战争等等，无不是以侵略者失败而结束。

　　所以说，治企业、治社会，只有推行无为而治，才能达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为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的理想社会。第二，讲求“公平原则”。从孙中山的“博爱” 、“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和“节制资本”的民生主义原则，以及“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内政外交基本政策，到毛泽东的“大锅饭”---同工同酬，人人平等，计划生活社会，再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土地承包、陈云的“综合平衡思想”，以及江泽民的“西部大开发”---重视不发达地区的建设，最后到现在胡锦涛的“构建和谐社会”，“十一五”规划中对三农问题的重视、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定义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无不折射出只有做到了人人平等，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百姓才能安居乐业，社会才能和谐进步，达到老子所说的“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所以政府的职能就是营造一个公平、公正的制度环境。9月10日美国前总统在第五届西湖论剑网络峰会上谈到欧美、印度、中国的能源转型时也表达了这样一个平衡观点：不是说让中国人穷些，让印度人发展慢一点，而是我们发展更加平衡，让我们能够“自然和谐共处”。第三，讲求“民本思想”。

　　提出“古之善为道者，难以明民，将以愚民”，可以看出道家学派中提出万事的管理以人为本，治国的对象是治民，民治理好了，国家也就治理好了。与现在国家提倡的“以人为本”的人本管理思想是一致的。现在企业中“以人为本”的口号随处可见，不管大企业，还是小企业，甚至于学校、医院、车站都敢打出这些标语，也不看看是否做到了没有，或者说是否有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道家学派认为天大、地大、人也大，提出爱民治国，而不要“扰民”。“人为至上”，相信人、尊重人、依靠人，是许多企业成功的经验，作为企业管理者，应该懂得如何去爱护员工，善于激励和开发员工的积极性。

　　在老子诞辰2576周年的时候，以弘扬老子文化为主旨的“老子文化国际研究会”于11月10-12日在老子的故里鹿邑县召开，其主题是“自然。和谐。发展”。在今天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时，我们再来看看老子是怎么说的：“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于大国。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本段说明大国与小国之间的互利转化关系，大国强国有责任和义务帮助弱小国家，而不是去灭亡这些小国，这是天经地义的。因此，国际社会要想得到长期稳固的发展，不论大国小国都需遵从自然法则，特别是大国更应主动承担起更多的义务。否则的话，损害的不仅是小国弱国的利益，大国最终也必然会丧失其大国的地位。

　　基业长青，建立百年企业

　　企业的灵魂是人。在企业经营的过程当中，决定企业前途命运的，不在于资本方的钱袋，而在于企业家的素质，在于企业家的智慧和能力。企业之所以为企业，其价值追求固然是盈利，但决定企业百年的因素却是盈利后的取向。记得有一位企业家大致说过这样一句话“企业盈利1百万是企业家个人的财产，企业盈利1千万是企业员工的财产，企业盈利1个亿是国家社会的财产”，这话富有一定的哲理。道家学派提出“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就是说天地的存在不是为了自已而是为了世间万物，所以它能久存。因此企业的价值观决定企业在经营过程当中在追求什么，从而来决定企业的行为，必然可以决定企业的未来。最后我们来回顾一下世界上许多知名的企业，当企业做大做强后，无一不是关注社会弱势群体，捐赠希望工程，以此来回报社会。我们都知道令人尊敬的李嘉诚先生，昨天他在中央电视台面对面节目中谈“富与贵”的哲学时，我听他讲到资助7万名残疾人的“新万里计划”时，他说“就是要一路热情不减的去做公益的事业，给人以信心和希望”，这就是他“捐赠文化”的核心。大凡伟大的企业家后面都有另一个头衔，那就是更伟大的慈善家。企业存于社会，社会为企业的生存发展提供了条件，企业成长，社会才能繁荣昌盛，社会不存，则企业也不会生存，更不用说去盈利了。

　　在企业的管理中，企业家如果一味地追求利润，勿视企业于社会的责任，其价值观不是以“生存百年”，“从优秀到卓越”为追求目标，那一定是不会长久的`。正如善恶、美丑、优劣、忠奸这些对立面在道家学派里被认为是相伴而生的，追求短期利益，企业必定不会长久，只为一时，必定只存一时。近期联想控股向一家著名的外资银行申请贷款，这家银行却要求一份公司在社会公益方面情况的汇报。就象要成为沃尔玛的供应商，还必须具备一定的社会责任竞争力，否则企业可能就会被排斥在商业游戏之外。所以说企业在成立之初定立的价值观是企业文化的源泉，转而为员工之价值观和动力，企业就能看出变幻的环境，从困难中看到光明，在危机中抓住机遇，企业就能基业长青。

　　以竹为本，树立德信价值

　　道家思想是中国的精神所在。老子提出圣人的品格为慈、俭，品德要象山谷一样开阔，要象水一样利于万物，却从不挑剔自已所去的地方，正所谓“上德若谷”，“上善若水”。老子卷第一章中“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就是《老子》哲学思想的轴心。老子认为“道”衍生宇宙万物，是一个形而上的实体，这种思想深邃而富魅力。老子卷第十章中“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大自然养良万物，但不占为已有，帮助它们却不依赖它们，成就它们却不支配它们，这就是高尚的品德。如果企业的管理者懂得自然之道，顺应人的天性，有大自然的这种“玄德”，如果员工敬业，就先尊敬他们，如果员工忠诚于企业，就让他们有条件的建立和睦家庭，如果员工加倍努力，只需要提拔优秀员工，并提高不优秀员工的能力。现在很多优秀的企业家以“笨”为荣，“笨”是由竹和本组成的，是大自然的本意，他们在平常人看来都不是聪明人，甚至有些憨态，正是这种“以竹为本”的为人处事的态度，达到了最高境界，在现代竞争激烈的商业社会，老子的这种主张应当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企业管理中，企业家的人格魅力，以及企业管理者的品格修养，对于企业的运作和维护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老子同时还提出“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这正是现代企业管理中领导者实现影响力所需的品质，所以我始终认为，只有从管理者人格中发出的力量才是最有力的，才是真正的权威，领导人只有通过自已良好的素养，高尚的情操，以及身体力行来建立威信，才能指导员工朝着正确的远景奋斗。晚清传奇商人胡雪岩，就熟知中国取势求利的文化精髓，运用其以诚取信的商业原则，助人济世的公义精神，从一位钱庄小伙计崛起为富可敌国的江南巨贾。在今天这样一个竞争激烈的环境中，我建议企业家们向胡雪岩学习，学习他博采众长知已知彼的经营之道，诚信戒欺开拓市场的经营之术，仁义为先立足社会的经营之本，知人善用的用人之道。

　　在一个诚信社会里，德信价值是社会价值取向和人生价值观的统一，让我们还是牢记老子的话：“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义。失义而後礼。”

　　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篇8

　　黄老道家的无为而治与老子的无为而治并不完全雷同，关于黄老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精髓研究。老子的最优选择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无治，萧公权形容老子近乎放任主义，可以说是点到了要害。黄老道家则是在坚持政治治理必不可少的前提下，将无为而治作为了一种理想的统治与治理方式。作为治世学说，黄老道家首先肯定了统治与治理的必要性，突出了必要的政治制度建构，这就使得黄老道家要在思想逻辑上容纳儒家及法家的制度建构主张，肯定一个君主集权的制度体系。黄老道家的无为而治就是在这个前提下，试图以道家的自然等概念为基础，针对强秦迅速崛起和快速灭亡的惨痛教训，主张简政放权，提倡轻摇薄赋，力争清心寡欲。这就为统治及治理者设定了诸多行为边界，不仅杜绝了统治者的多为、妄为和胡为，而且也防堵了统治者的情欲及志愿等诱发的政治多动症，从而有利于社会有机体的自然发育。

　　一、清心寡欲：黄老道家无为而治的君心术

　　黄老道家的政治思想本质上也是君王统治的术，这其中就包含着君主个人的心术。君主个人的心术说到底是一个为了政治上的目的而有意地自我修炼。在中国传统的政治体系中，政治上能否真正简政放权的关键是君主，因此无为而治的理念中就必然包含着对君主统治心理等的要求。黄老道家对君主统治心理的要求归结起来就是清心寡欲。人的欲望往往随着政治地位的上升而膨胀，历史经验反复验证统治者的欲望与社会治乱的关系。一般来说，统治者欲望总是给社会带来较为广泛的政治干涉或资源汲取，或者带来社会资源过分集中在统治者手里而导致民穷财尽，或者因民力过度耗费而搞得民怨沸腾，或者因过分的高压控制而官兵闭着人民反。法家也特别强调君主的心术，但其关注的焦点是防奸与督导，即法家要求君主隐匿自己的积极表现，一方而是防比君主的好恶被奸人利用，另一方而则是为了尽量发挥臣下的积极性，君无为与臣有为两者的紧密结合，凸显了法家的心术主要是权谋之术。与法家把君主的心术主要定位成权谋之术不同，黄老道家对君主心术的要求则更彻底地体现了无为而治的理想诉求，它以君的无为来确保整个统治机器的无为。黄老道家也同样将君主作为决定政治机器如何运作的关键因素，试图从影响君主的心理状态等来实现它所追求的无为而治。汉初统治策略及方针等的调整充分体现了君主心理状态由欲望膨胀到清心寡欲的重大转变。这种转变既是对秦朝统治教训的直接汲取，毕竟秦朝君主的膨胀欲望与其快速灭亡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同时也体现了黄老道家对统治者的有效影响。秦王朝的迅速灭亡，宣告了统治者单纯依靠法治思想实行统治的彻底失败，继之而起的汉王朝，及时总结秦亡的原因，调整统治策略，确立以黄老思想为主的统治思想，实行约法省禁、休养生息的政沼，这一做法，在汉初延续六十年之久，被称为黄老政治。可见汉初黄老思想的兴盛以及黄老政治的实施，是当时各种因素相互影响的`产物，更是借鉴秦朝灭亡教训的结果，社会文化论文《关于黄老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精髓研究》。黄老道家将君主的清心寡欲作为实现天下大治的一个必要条件，强调君心浮躁焦躁暴躁贪婪等都只能是乱世的根本，君心沉稳节制寡欲平和等才是治世的保证。

　　二、轻摇薄赋：黄老道家无为而治的取予术

　　黄老道家的无为而治在政策层而的表现就是轻摇薄赋，轻摇薄赋既是君主清心寡欲的政策表现，也是确保整个统治机器都贯彻执行无为而治原则的根本保证。黄老道家特别看重民自定，而民自定的前提则是政治统治贯彻清净无为的原则，如果政治统治实行频繁干预的原则，那么民就可能时刻被政治统治的赏罚所牵动，或者被政治统治强行驱使，整日里围绕着政治统治的意志行动，而无暇按照自身生产、生活的需要而行动，长期以往必将使民身心疲惫、疲于应付，终究难免民穷财尽的困顿民自定要求政治统治必须确保民可以按照自身生产、生活的需要安排自己的行动，并保证民可以将有限的人力财力首先用于自己的生产、生活，政治统治则必须相应地减少对民的人力、财力等的汲取。道家政治思想从老子开始就强调取予的辩证法，以道者反之动作为方法论基础，突出了欲先取之，必先予之的策略，黄老道家则将上述策略直接简化为轻摇薄赋。轻摇薄赋实际上只是少取，还谈不上予，但却是真正的无为，因为即便是统治者善意的予也可能是对民的自在自然状态的冲击和破坏，从而破坏了民自定的治理目标。自战国初年以来，各诸侯国追求富强的变法莫不追求快速地集中人力、物力与财力，各国积极的变法政策既有鼓励民富的，但更多的政策在追求国富，而国富的主要措施莫过于鼓励生产和加强汲取。这种政策的政治结果首先是创造了一个集中统一的大帝国。但当摇役和赋税的负担超过了民所能忍受的极限，摇役过多地占有了民的人力，过快地消耗了民的物力，赋税沉重汲取了民生产、生活的基本物力，庞大的帝国以摇役赋税造成了民不堪的绝境，民不定，民不堪，巍峨浩大的秦帝国仅仅维持了十五年。多取快取涸泽而渔的汲取政策必定造成破国亡身的政治悲剧，而轻摇薄赋自然就成了追求长治久安的一个替代选项。黄老道家在汉初的流行恰好满足了惩于秦的教训而追求长治久安的方法论渴求，清心寡欲，轻摇薄赋，恢复民力，实现长治久安，就是黄老道家提供给统治者的一个治安策，实际上也造成了一个物阜人安的西汉文景盛世。

　　三、治理智慧：黄老道家无为而治的现代意蕴

　　黄老道家的无为而治并不是一种治理的模式，而是一种治理的智慧。作为一种治理的智慧，它在人类社会的复杂治理中就不仅具有普遍的参考性与借鉴性，而且还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在现代的复杂社会治理中，黄老道家的无为而治仍然表现出了丰富的现代意蕴。现代复杂社会中治理者和被治理者并行不悖的发展导致了诸多治理额难题与困境，甚至由于权力扩张运行而带来诸多不便与治理恶果。实际上，现代复杂社会的治理难题有许多就是由于治理产生的，治理不仅是有效解决社会急难险重问题的有效手段，也是造成诸多复杂难解问题的主要原因。现代治理者一如既往地高度评价自己所拥有的理性与善良，而治理对象却以一再出现的难题向治理者一次又一次地发出了治理挑战。挑战的一方而是要求治理者要不断改善自身的技术、手段与能力等工具理性，及时科学有效地处理治理对象出现的难题与问题;挑战的另一方而则要求治理者积极改良治理理念，有所为有所不为，知道治理权力的限度与界限等，节制自己的治理行为。一般而言，现代治理者拥有的权力和运行权力的手段都大大地超越了传统农耕阶段，而这方而的需求也容易得到科学技术的及时帮助，因此治理对象对治理者的能技术、手段与能力的挑战容易得到满足。但是，在治理观念的革新方而则相当困难，因为治理对象在挑战治理者的治理权力限度与界限，而要求治理者改善治理理念时，就实际上己经是在指控治理者对治理权力的过度或不当行使恰恰就是诸多治理困境与难题所以出现的根本原因。现代治理者约束自身权限的治理理念函需从无为而治的思想中吸取营养，在某种程度上，现代复杂社会的治理者只有准确领会了黄老道家无为而治的精神实质，懂得了无为而治的现代意蕴，充分吸收其中的思想养分，才能妥善处理治理与被治理的诸多矛盾，才能妥善处理好目标和手段的矛盾。合理治理，有限治理，有效治理，这样才可能在解决一般治理问题的同时，不造成新的更棘手的治理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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