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丹质于秦亡归常识

太子丹质于秦亡归常识

　　燕太子丹质于秦亡归讲述了千古侠义之士荆轲刺秦王的故事。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太子丹质于秦亡归常识，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太子丹质于秦亡归常识

　　太子丹的故事在千百年前就已经在各个诸侯国流传，在这些故事当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荆轲刺秦的故事。这一场生死的阴谋，在太子丹的一手导演下，缓缓在春秋的舞台上拉开剧幕。万事俱备，只欠荆轲这个东风，而经过田光之手，这个东风成功被借到。扣人心弦的剧情上演了。

　　太子丹是燕国的太子，只不过太子丹的手上并没有握有太多实权，甚至连说话的权力都没有。从他最开始在赵国做人质再到秦国，作为燕国的太子，他的地位可想而知。关于太子丹，他在史书上的记载并不多，只是在描写其他人时，对他的只言片语的描绘。我们对他更多的事迹无法得知。最出名的事迹就是他命令荆轲去刺杀秦王。

　　战国末期秦国随着国力的强盛，开始迈出东征的步伐，秦国的崛起让很多诸侯国都措手不及，秦国首先灭掉了韩国，随后又攻取了赵国。面对秦国的强势崛起，燕国作为历史最悠久的诸侯国，着实束手无策，在恐慌之中又不得不拼命地想办法，阻挡秦国战车的碾压。春秋时期没有什么讲究所谓仁义的战争，所谓的仁义不过是战争的借口，只要能够战胜其他诸侯国，或是统治其他国，这些所谓的仁义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基于此，秦国的战车才会如此迅猛地侵袭了各大诸侯国。其实燕太子丹让荆轲刺杀秦始皇，完全是下下之策。刺杀也好，绑架也好，不管燕国运用什么办法，也不能改燕国的弱国地位，燕国甚至打不过赵国，要知道当初赵国和秦国交战时，是被坑杀了四十万降卒，国力一度回到了最弱的状态，而燕国想凭借一个区区的刺客，把强秦给打败真的是不现实。秦国自秦孝公时期就已经崛起，经过了接近一百年的发展，在各诸侯国之间算是翘楚了。燕国没有认清自己的形势，就算是当初燕国差点灭掉了齐，若不是靠着其余合纵国家的支持，燕国怎么可能打得过齐国。而赵国被秦国重挫时，燕国居然落井下石，这无疑是自己把自己逼上了死路。

　　要知道在少年时期，太子丹和秦始皇嬴政的关系是相当好的，燕国太子曾经在赵国做过人质，与一同在赵国滞留的嬴政相识。两位少年因为有着某种相似的经历而变成了好朋友，只不过这一段美好的少年时光并没有持续多久，没过多久嬴政回到了秦国，而太子丹依旧在赵国，历史上并没有记载他何时离开赵国的，只不过邯郸一别，再重逢时已经形同陌路。

　　后来燕国忌惮秦国的势力，将太子丹送到了秦做人质，原本以为嬴政会对自己多礼遇，却没有想到嬴政变得绝情又冷酷，他万全不顾儿时的情谊，甚至对他不礼，这严重打击了太子丹，太子丹感到自己受到了侮辱，要求秦王释放自己回国，秦王不置可否，最后逃出秦国的太子丹才有了刺杀秦王的计划。

　　钟惺说：燕太子丹欲报秦雠，秦亦日出兵山东，祸且及燕，丹患之，问其太傅鞠武，其意固不独自快其私雠，亦以存燕也。虽然太子丹为了私人恩怨才刺杀嬴政，但是他的背后也是代表了燕国的利益，为了能够成功，他到处寻找壮士，甚至为了讨刺客荆轲的欢心，将荆轲喜欢的一位琴女的手给砍了下来，荆轲为了刺秦付出了很多，但是他的一意孤行，不仅断送的是荆轲的性命，更断送了自己的性命。

　　作品提要

　　千古侠义之士荆轲刺秦王的故事世代流传，成为无数审美作品的主题，是中华民族集中体现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一个不朽神话。荆轲慷慨悲歌、义无返顾的壮烈情怀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永远萦绕的感情，真谓“千载有余情”。但是，历来对刺秦在政治上的得失却有着不同的评价。肯定荆轲抗暴的勇气、节义和牺牲精神是一回事，检讨燕太子丹的决策得失是另一回事。今天回味荆轲刺秦王的故事，从中不仅要濡染一种“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勇气和正义，而且要从中反思推进事业的斗争智慧、培养作为一个务实型政治家的城府与素质。

　　评析

　　荆轲身上体现的以弱小的个体反抗强暴的勇气和甘为高尚的政治价值观和理想主义献身的牺牲精神值得千古流芳。在这点上，应当反对电影《英雄》中以“天下”为幌子为暴秦的专制集权辩护、抹杀反抗专制暴政的英雄行为的崇高价值的立场。然而燕太子丹“至丹以荆卿为计，始速祸焉”的政治决策不能不让后人反思，就象北宋文豪苏洵在《六国论》中所写得：“向使三国各爱其地，齐人勿附於秦，刺客不行，良将犹在，则胜负之数，存亡之理，当与秦相较，或未易也。”荆轲等战国游侠不是凡夫俗子，他们是具有政治价值观和抱负的理想主义者，他们超越物欲，将个人价值的实现放在国家民族、自由正义等形而上的信念上。

　　但作为理想主义者，要想在社会上建立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功业，必须要具有勇气和智慧。所谓勇气就是那种明知行动会招致自身的伤亡，也要以微弱的自身与强大的对方挑战的只知正邪、不计损益的高于常人的气概。政治事业是对大道高义的奋争，是拯济天下的伟业，它需要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执著和勇气，需要那种舍身取义、杀身成仁、论万世不论一生，论顺逆不论成败的节义。真正的政治家是无所畏惧的理想主义者，他不是政客，他要为某种价值观而献身。没有这种勇气、节义，政治家就会成为投机分子，在事业关头权衡个人的利益得失，将一己之利置于政治事业之上。社会上的竞争有时如同作战，只有勇者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斗争中的胆怯、退让、委琐，反而给对手以可乘之机，也使决策出现失误，使事业蒙受损失。只有勇气，才能激发起人们越挫越勇的斗志和破釜沉舟的决心。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血性和勇气，才能促使对手的最终败退。倘若英雄志士连向困难挑战的勇气都没有，那就看不出其与一般民众有何异同。勇者给人以精神上的依赖、依靠和信仰，使人们发觉跟着勇者，就无所谓恐惧和失败。勇者奋不顾身的气概和以身作则的先锋形象，使下属和同志焕发起了如火如荼的热情，使他们象勇者一样忠诚和勇敢。在这个意义上，不应该以成败论英雄。

　　事业失败了，对志士们的素质和技术方面的错误进行检讨反省是一回事，对他们的勇气、节义和高尚品质的肯定和尊重是另外一回事。就社会上的众多事业如同作战和与对手较量而言，勇气是第一位的，但就事业一定要取胜这一功利目的而言，智慧显得异常重要。正如苏洵在《六国论》中指出的：燕太子丹之所以使荆轲刺秦王，是想阻止秦国攻燕，甚至想挟持秦王归还被占领土。但他采用的手段不仅没有达成他的目的，反而加速了燕国的灭亡，导致身死国灭。荆轲刺秦王在政治决策上是很幼稚的败笔。荆轲成就了自己的英雄主义形象，但却加速了燕国的灭亡，与最初的战略目的背道而驰。政治家切勿好高骛远，心浮意躁。强行实现过高的目的是不可能的，所期望的局面不会由于政治行动马上来临，“心想事成”只是神话。政治家要审时度势，权衡得失，考证行动的现实可操作性。政治中的退让、等待、忍耐比勇猛的义无返顾有用的多。

　　政治就是一门把握可能性的艺术，在一个阶段不能干的事就应该不干,周易中讲“灭蠖之屈，以求信(伸)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韬光隐晦、以退为进、必要的退却、坚韧的耐力方可行事。凭着血气之勇的刺秦，固然可以赢得千古英名和美学价值，但却既给行动者本人造成了劫难，又对事业进程毫无补益。政治决策需要高度的智慧，它要考虑目的与手段的相互联系；考虑斗争方式是否最为妥贴，考虑成本、代价和负效。政治家不是仅有血气之勇的匹夫，他要运筹谋划，考虑事业的最终胜利。他始终将斗争目的与自己的每一行动联系起来，他要使事业减少谬误和挫折，以最小的成本换得最大的收益，最终使目的以最令人满意的速度和状态出现。最关键的，真正的政治家是那种实现了从理想主义的英雄到务实的政治家的转变的人物。所谓务实的政治家，是那种把目的的真正实现看得高于一切的政治家。他不看重道义上的清名、一时的成功和暂时的退却；他看重的是谋略、实力、效用和最终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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