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必信的合理之处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和弟子们路过蒲邑时，恰好碰上公叔氏占据蒲邑而背叛卫国，孔子一行于是遭到拦截。弟子中有个叫公良孺的，长得高高大大，威武勇猛，他是拿出自己的五辆私家车来随从孔子的。身陷困厄的境地，公良孺挺身而出，放言“宁斗而死”，跟蒲人恶战起来;子路、冉求等“有勇力”的弟子当然不会傻看着，必定也投入了战斗。蒲人这下慌了，对孔子说：如果你们不去卫国，可以放你们走。孔子答应了，双方还做了盟约。然后，蒲人放孔子师徒从东门离开。可刚走出蒲邑不远，孔子就让驾车的弟子转往卫国的方向;弟子子贡疑惑地问：“盟约难道也可以违背吗?”孔子说：“在胁迫下做的盟约，神明是不认可的。”到了卫国，卫灵公问孔子是否可以攻打蒲邑，孔子说可以呀，并讲了一番可攻的理由;卫灵公称善，但结果还是没有去伐蒲平叛。
拜孔人士可能会怀疑这段记述的真实性：堂堂孔子违背信约，这怎么可能呢?孔子再三讲“言忠信”，还说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人要是没有信用，就像大车、小车缺少了安置横木的輗和軏，是不可以的。所以，说孔子背信违约，若不是蓄意妄诬，至少也是以讹传讹。
诚然，太史公司马迁所著的《史记》，确有些误记讹传的内容，其中甚至不无“小说家言”的笔法。不过，怀疑乃至否定上述记载的真实性，总须有确凿的证据，不然就难以令人信服。再说，如此记述也绝无厚诬的“故意”，因为对于孔子，司马迁是“高山仰止”、“心向往之”的'。就像记录孔子承认自己“似丧家之狗”一样，这则对蒲人背信违约的故事，司马迁并不觉得对于孔子形象会有丝毫的损害。
认定孔子绝不会“背信”的人士，似乎“忽略”了先师的一则教导——
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
如今人们一般都正面理解“言必信，行必果”，以为这就是“说话算数，言出必行”，是值得称赞的好品格。但孔子却持相反的看法，他认为说话必定信守承诺，做事必定坚决办到，这是“硁硁然小人哉”——浅薄小人的表现。孔子这话也是对子贡说的。子贡虽然做生意很精明，但在蒲地遭遇困厄时，他还只有二十来岁，师从孔子的时间不长，政治上还不大成熟，所以有“盟可负邪”的疑问。生姜毕竟是老的辣。孔子在蒲人胁迫下立盟约，这是一种政治策略，夫子可没有把它真当回事，死板地拿“言必信”来束缚自己。想想这确实也没有什么不对。打个比方说，你被坏人打劫了，为免再遭不测，你对坏人发誓绝不报警，可一旦脱险，你就直奔警局，难道能怪罪你“言而无信”?当然不能。孔子在这件事上“背信违约”，确实是无可指责。
自称“私淑”于孔门后学的孟子，也说过类似的话——
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所谓“大人者”，是指有身份地位的人，或有显赫声名的人，或如孟子所说的“天之将降大任”的那种人，即做大事、成大气候的人。“大人者”既然跟“硁硁然小人”迥然而异，那么，与“言必信，行必果”截然相反——“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就是合乎逻辑的了。至于“惟义所在”，有把“义”释为“道义”的，其实，义者宜也，在这里解为“宜”更确切一些。孟子的意思很明白：说话不一定要守信，行事不一定要坚决兑现，只取决是否合宜而已。因此，什么“一诺千金”，什么“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对于“大人者”显然就不怎么适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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