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都做一件事
出生之前，外公已然驾鹤西行，对外公的印象都是阿婆给的。左手举着一根烟，几乎没心思抽一口，直烧到手指才把他掐灭。脚踩在白铜脚炉上，一支毛笔写个不停每当我做功课三心二意，阿婆便跟我讲外公是怎么写南明史的。外公一生只做了这一件事。
从事新闻工作之后接触了不少学术大拿、教授博导，才深悟到专注地做学问、坐冷板凳有多难。更别说当时的知识分子忙于战乱逃亡、生存应酬了。一辈子只做一件事的人我知道的只有外公。
对他的判断，也是先认为他很书呆子，只知道埋头著书;后认为他智力不够，无法八面玲珑于学界与官场，不能发动学生、周围人共同快速成书。直到读过他原稿第一部分，才大致理解了一些他的心意。
随着阅历增加，近些年参加了奥运、世博报道，才逐渐明白，南明史和外公对于史学界、学术界的意义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明白了南明史真正承载的价值为何被史学大师顾颉刚提到与二十四史相当的地位。
从悲剧中看治乱规律的历史K线图
中华民族的治乱规律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心中，是个大问题。他们关注民族命运比当代人揪心股市更甚。有人曾在股市掉到千点之下时两腿发抖，每天对比日线图、周线图、年线图，梦想着触底反弹，又担心更大面积的崩盘。而他们，面临着民族的生死存亡，内心更加慌乱无着。那时的中国人都需要一个大势图，以此判断是不是到了历史K线图的谷底，马上就要攀升了?还是会跌的更惨?
治乱循环说有规律，却不那么好掌握。外公的一些师友提点，明末或许与当时的中国有相似之处。
因此，在多数人被动等待命运路线图指示的时候，外公主动出击，决定画出一张明朝末年民族的跌线图。但难度可想而知。盛世治史，研究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是历史的显学，正如大家都议论在股市挣钱，谁也不提赔钱的心理是一样的。而跌线图的素材都被历史淹埋，经过清朝文字狱，知道真相的人也都咬着牙离开了人世，工作量奇大。所以，柳亚子先生搜集大量信息史料，酝酿多时，却终未成稿。
日本人侵略中华之前阴谋策划了100多年。他们早期就把老师定位成女真人，一直对清朝的崛起史极度感兴趣。女真弹丸之地，小小一支人马，却长驱直入，将整个大明的花花江山生吞活剥又消化良好。那整套作战部署、统治哲学都成了日本上层学习的教材。后来，他们又以建造满洲铁路为名，深入中国腹地，四处搜罗情报，才逐渐画出侵华的路线图。
九一八国仇深重，从外公给孩子起名，我以为能看出他的政治理想和对国家的祝愿。大儿子钱大匡，匡正国本驱逐外辱;大女儿钱大昭，国运重振正大光明;二儿子钱大复，中华复兴再造强国;小女儿钱大蕙，政治清明诗礼之邦。积贫积弱令很多社会精英对国运绝望透顶，外公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仍坚信祖国能恢复大中华的往日辉煌，遂以四个孩子的名字描绘出心目中的国势蓝图的四部曲。
但美好的理想需要脚踏实地的奋斗，也必须直面惨痛的现实与国人的血泪。也就在他孩子相继出世的几年，他动笔南明史。对应日本人当年的构想，他要通过自己的研究，撰写一部悲剧史书，探寻出明末中国是怎么众不敌寡以强落败，被打得跪地投降的，以帮助同胞抗日，帮助未来的'中国找到相反的经验和出路。
从南明史出版经历看学术圈内外
作为普通读者的代表，我虽知道外公南明史的伟大意义，但读懂读透并不容易。煌煌300万字，刚开始就能把人搞懵，没有点古文功底，可以说是寸步难行。外公的小女婿袁先寿为南明史的义例部分考注，字数是原有的十倍还多!
南明史书稿的出版，为什么拖了那么长的时间?其中有说不完的故事。就说点校这事儿吧，1990年代以后，中国人头脑活泛了，出版社喜欢挣钱的教辅类书籍，明清史研究者忙着写电视连续剧。父亲钱海岳的大女婿堵仲伟，拿着外公的书稿，想尽快完成外婆临终心愿，四处出击，碰了很多钉子。一般学者有两个要求，一是巨额点校费，二是和钱海岳共同署名。我们不能接受，这部南明史凝结着一个人的生命，不是在市场上看到的文字垃圾!
而说到出版，那些所谓读书人在我们面前展现的一般是两种嘴脸，先是捧，把出版的重要性说到天高，然后一抹脸露出商人的本性，不是谈钱就是要他需要的政绩，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一个博士头衔的编辑部头目就对父亲说：南明史在这个时候不算什么了，我说它有价值就有价值，没价值就没价值。说到底，我们出书就是为了顾颉刚的序和柳亚子的题名，要不怎么出得出来?说到底，南明史对国家民族的价值、史学价值和外公这个人的价值，都必须附庸在两位名人的身上。他们需要名人来抬高自己的工作，好到国家重要部门去要钱要荣誉。
父亲为人正直工作拼命，在军内受人敬重。我出了校门就进报社，没受过什么委屈。但为了外公的南明史，我们经常灰头土脸。一次，父亲派我前往外地一所全国重点大学历史系找一个别人推荐的副教授。我扛着两大纸箱书稿复印件虔诚请求，对方直接提出，点校太费时间，给他的点校费太少。我只好卑微地说，请看在此书对国家民族和历史的价值面上，通融一下，会署上您点校之名。这善解人意的副教授指了两条出路给我：一、你是大报记者，你帮我尽快评下教授，帮我的弟子解决副教授职称;二、听说你父亲是某级干部，让他走后门出面给我争取社科基金20几万元。
我心里明白，这种交易，受过党正统教育的父亲是无法接受的。报纸乃国家公器，给他弄教授我无能为力也有悖外公做人准则。从那所曾经培养出很多著名人物的大学出来，我孤零零上了火车，不仅没完成老爸交与的任务，而且被两箱书稿压得手脚都在抖。车一启动我就哭了。怎么就那么难呢?天意弄人，外公的书看来只能藏诸名山等待后来人的慧眼了。如果不是中华书局当时的老字辈退休编辑刘德麟和初出茅庐冲劲十足的小字辈俞国林，我们可能真要被迫把外公书稿交给香港或台湾人(柳亚子在美国的儿子也曾表示要拿到美国去)来出版了。
我好几次在国家大剧院看《桃花扇》，也专程到苏州昆剧博物馆看轻歌曼舞，经常很遗憾。同样这段历史，清朝人孔尚任都知道以妓女李香君与书生侯方域的爱情悲欢来展现，多么通俗多么好传播呀!
同样，明末将领袁崇焕在菜市口行刑，百姓相信奸臣挑拨，以为是他出卖了国家利益，竟然群起食其尸肉，令这一抗清英雄下葬时骨肉不全。为他昭雪，金庸不惜专门写了一部武侠大戏《碧血剑》。青春少年爱读《碧血剑》是颠倒于袁承志与温青青、金蛇郎君与仇人女儿温仪的爱情故事，但成年后重读，我才明白作者写作的真实动因是那条暗线让年轻人永远记住袁崇焕的千古奇冤。
而网络雄文《明朝那些事儿》更是用浅显直白、无厘头的语言将明朝历史写进人心，让普罗大众也理解了明末的中国有多么的发达和先进。
而外公却用如此古奥的语言，以大众看不懂的骈体文写作，几乎让重要的历史教训进了故纸堆。要不是我父亲奋力挽救，险些沉寂百年。这些都是我一直对外公南明史的遗憾。
前几年，电影《色戒》大热、胡兰成等汉奸文学大热、岳飞文天祥被说成不是民族英雄、秦桧翻案思潮泛起。家母一天在饭桌上评论：他们不知道亡国奴的感受。用她这种逻辑判断，我渐渐理解了外公。
当时的大上海、无锡城也有很多识时务的聪明人，他们游走于租界之际，寄情于风月之间，何其潇洒。这些所谓知识分子在盛世不思危，整天麻痹大众;到国难当头了就赶紧往外飞。今天如果遇到这样的人，不知谁能识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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