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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民族迁徙
初秋的北平，深夜微凉。空荡荡的大街上，一群人拎着箱子，行色匆匆。人群中有梁思成和林徽因一家，还有清华大学的三位教授。
时为1937年9月—— 北平被日军占领一个多月后。几位大名鼎鼎的中国学界精英做出艰难抉择：离开北平这个是非之地，踏上向南流亡之旅??
为保护和抢救平津地区的教育、文化界知识分子及民族精英，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向他们秘密发出了撤退至长沙、西安等地的命令。一场中国现代史上最悲壮的知识分子大迁徙就此拉开序幕??
作家岳南历时八年采访和收集资料，厘清了当年那段尘封的史事，在160万字的《南渡北归》一书中，全景式展现了陈寅恪、傅斯年等几十位人文科学领域的大师们，在那场动荡乱世中曲折的生命轨迹和不屈的学术追求。
“从这些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人格的力量和不朽的精神，以及一个民族复兴的意志与希望。”岳南对本刊记者说。
近日，岳南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写作这本书是为了让今天的人们了解，那个动乱年代还有这样一群人在以这样的方式和精神面貌生活着。
南渡终将北归
“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能有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正如这段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所记，我国历史上曾有三次“南渡”都以国破难返而告终。
悲剧没有延续。发生在抗战期间的第四次“南渡”，比之历史，敌人更为凶恶，处境更为艰险，却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北归”。
这样的完胜，在岳南看来，得之于当时中华民族所表现出的勇气、智慧、团结的力量和必胜的信心—— 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当时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师们对国民的影响。
“这个影响除了站在讲台上的教授类型的知识分子薪火相传，还有不站在讲台上的知识分子们以身示范所起的作用。这两股力量形成了一个强大磁场，在民族危难到来的时候，释放出了内在的能量，感化、催发着中国军民为抗战胜利而不惜身家性命，以从来没有过的勇气与信心、智慧，赢得了抗战的胜利。”岳南对本刊记者说。
岳南在书中描述了这样的情节：1938年初，已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的各高校师生分批向昆明迁徙，另行组建以北大、清华、南开师生为主体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漫长而艰辛的旅途中，师生们仍未放弃实践和教学，一路调查社会与民众生活，写下了一本本日记和观察心得。每到一地，借休整之机，曾昭抡、闻一多等教授还向当地的军政官员、士绅与民众作政治文化方面的讲演，分析中国的国力、军队和武器，与他们探讨坚持抗战的种种论题。
而发生在陈寅恪先生身上的故事则更让岳南感佩。
陈寅恪在困于日军占领的香港时，于贫病交加中仍倚床诵读《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南宋建炎以来志士仁人坚守民族气节的爱国事迹，激起了陈寅恪的共鸣。在书的最后一卷，他写下这样的跋语：“于万国兵戈饥寒疾病之中，以此书消日，遂匆匆读一过。昔日家藏殿本及学校所藏之本虽远胜此本之为讹脱，然当时读此书犹是太平之世，故不及今日读此之亲切有味也。”
后来，当驻港日本宪兵为陈家送去急需的大米企图拉拢他时，陈寅恪夫妇严词拒绝，将大米丢出门外，宁肯全家饿死也不“折腰”。
气节之外，即使在最艰苦的条件下，学者们也从未放弃过自己的学术事业。
1943年，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科技史家李约瑟，借访问中国之机，特意到迁至李庄的同济大学，探望阔别十多年的老友童第周。当看到老友那间只有一架双筒显微镜的简陋实验室时，李约瑟实在不敢相信，就在这里，童第周完成了高难度的实验，并撰写了数篇在国际上引起瞩目的高质量论文。这次李庄之行让李约瑟毕生难忘—— 在中国西南部这个偏僻山坳里，他看到了一批坚韧不拔又满怀热情的中国学者。
国难当头之时，中国知识分子所表现出的这种精神、风骨和气度，令著名学者马一浮在香港防空洞里躲避日本轰炸时，仍对战争的前景满怀信心—— “这场战争注定是中国赢的。我们用第一流的人才在抵抗着日本二流人才的进攻，焉有不胜之理!”
马一浮的预言终成现实。1945年，中国军民赢得了抗战胜利。次年5月4日，西南联大在昆明举办了校史上最后一次结业典礼。这一天，也是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正式复校的日子。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祈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倭虏复神京，还燕碣。”三校师生们唱着由冯友兰作词的西南联大校歌整装北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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