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对于人性的不同追求
从20世纪初开始，现代中国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现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深受西方的影响。作为现代化的后来者，我们是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如何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十分关心的问题。
早在20世纪初叶，中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就认为，西方强盛的法宝是两个，一个是科学，一个是民主。于是，问题就在于，为什么传统中国没有这两个东西。我研究科学史学和科学哲学，传统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也是我经常思考的问题。我很愿意谈谈为什么科学没有出现在我国，而在西方出现。
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我应该提一下李约瑟问题。英国著名的科学史家李约瑟认为，在16世纪之前，我国的科学走在世界的前列，只是到了近代才开始落后。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我国近代科学落后了。这就是所谓的李约瑟难题。我认为，李约瑟在这里混淆了科学与技术。当然，从今天的眼光看，科学与技术相互关联，彼此很难区分。但是，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科学与技术是各自独立发展的。只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科学与技术才密切相关。因此，说中国古代科学很发达，只是到了近代才开始落后，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中国古代有技术，但没有科学。中国古代的技术是很发达的，但没有科学传统。所以，我认为，如果问中国古代技术很发达，为何近代技术落后了，这是一个好问题。但如果问，中国古代科学很发达，为何近代科学落后了，这是一个假问题。
今天我们要谈的是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科学传统。有人从社会模式，有人从自然环境，有人甚至从汉语语言角度，试图解答这个问题。我今天的角度是，把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看待，通过分析中国西方文化传统的不同，来解答为何中国古代缺乏科学传统，而科学独独首先出现在古代希腊。
不同的人文，不同的文化
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就其有形的方面而言，有饮食、服饰、建筑等，就其无形的方面讲，有语言、社会制度、观念、信仰，林林总总。通过这些东西，我们可以分辨出一个人属于哪种文化。但是，在文化的所有这些表现形式中，最核心的最本质的是关于“人性”的认同。不同的人性认同与人性规定，决定了文化的根本不同。为了理解文化传统的不同，我们最终都需要追溯到不同文化所预设的不同人性理想。
为什么人性认同和人性规定会成为文化的根本标志呢?其根本的哲学原因在于，人是一种“有待”规定的存在者，而“文化”就是对人性的“规定”，“人性”是从文化而来的，而非生物学上遗传得来的。
说人是一种有待规定的存在者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第一个方面，人是先天缺失者;第二个方面，人是有死者。人是先天缺失者是指，与其他生物不同，人并无固定的本质、本能，其后天教养在人性养成过程中占有绝对的优势。从生物学角度看，人的这种后天养成与人的普遍早产有关。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大脑的快速发育与人类女性的直立行走是相互冲突的。直立行走要求人类女性的骨盆不能太宽，而人类进化使得大脑越来越大。哺乳动物的孕育期与大脑量有一个线性相关关系。按照人类的脑量，这个孕育期应该是21个月，但是，孕育了21个月的人类胎儿脑量将达到675毫升，是成人脑量的一半。达到成体脑量的一半，是哺乳动物胎儿娩出时合适的脑量。然而，孕育了21个月的人类胎儿太大了，人类的母亲无法产出这样大的胎儿。人类女性为了直立行走，其盆骨的最大宽度只能容纳300毫升脑量的胎儿娩出，因此，进化无情地宣判，人类必须早产。这种生物学意义上的早产，使得人类的婴儿有漫长的后天学习时间。正是先天缺失，使得人类必须通过后天的努力，自己创造自己，因此，人性并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习得的，特别是，通过文化被构成的。作为先天缺失者，人类可以有多样的发展可能性，因此，对人来说，先天缺失不是缺点，而是优点。
作为有死者，人需要为自己的生提供意义辩护。人生在世，终有一死。但是，只有人这个物种是在活着的时候就知道死的不可逃避性。这种对死的先验的知，引发了一个严重的哲学难题：既然早晚必死，为何当初有生?生命意义何在?明白自己必死的人类何以能够如此坚定执着地活着，哪怕吃尽苦头、受尽屈辱?这一方面固然有动物的求生本能在起作用，更重要的方面在于，每一个人生下来就生活在一种文化之中，在这种文化之中，习得了一个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人生的意义”或者“有意义的人生”。这个“人生的意义”通常并不是以概念命题的方式出现的，而是渗透在你的日常生活之中，在生活实践之中被领悟到。人们通常也不会反省人生的意义，只有在一生中某些关键的时候，比如青春反叛期、比如特别困难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的反省。正是这个“人生的`意义”，让人们尽管吃尽千辛万苦，仍然能够坚强、乐观地活着。
在汉语里，当我们讲到“人文”两个字的时候，其实是表达了两个东西，一个是“人”，一个是“文”。前者指的是理想人性。后者“文”古代通“纹”，是一个动词，表示画道道、留下痕迹，基本意思是“纹饰”，以后发展成了达成理想人性所采纳的教化、培养、塑造方式。所谓“文化”，指的就是这种训练理想人性的过程。
中国和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异在于它们各自有很不一样的“人文”。不同的人文，标志着不同的文化。在文化的各个层面，都可以体会到这种人文的不同。要深入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最好的办法是看看它们各自有什么样的人性理想、什么样的教化方式，一句话，有什么样的人文。
“仁—礼”是主流的“人—文”
中华文明本质上是农耕文明。在这片相对封闭但又适合农耕的土地上，中国先人发展出了成熟而又稳定的农耕文明。这在世界各民族中都是独特的。诚然，人类进化的一般历史都是从旧石器时代走进新石器时代，而新石器时代的根本特征就是定居和粮食生产，也就是所谓农耕文明，但不同的民族进入农耕文明的时间和程度是不一样的。中华农耕文明特别典型、特别成熟，以至于压抑了其他文明类型的发育。比如，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但中国没有发达的海洋文化，这是农耕文化有意抑制的结果。比如，中国的万里长城，表达的是典型农耕社会的防御思想。比如中国传统社会人分四等，“士农工商”，手工业者和商人地位低于农人，也表达了农耕主导的思想。
农耕文明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安于一地、少有迁徙，安土重迁，定居、安居意识很强。那些离开家乡在外面工作的人被认为是很不幸的。人们与土地高度绑定在一起。中国人常说，“父母在，不远游”，“树高千丈，叶落归根”，“离乡不离土”。中国人特有的“籍贯”概念就是对这种情况的一种反映。如果像美国人那样频繁迁徙，籍贯是没有意义的，所以美国的护照上只有“出生地”，而没有“籍贯”这样的项目。
对于有籍贯概念的人群来说，地缘即是血缘：住在一起的人都是熟人，拐弯抹角的差不多都是亲戚，都有或近或远的血缘关系。因此，中国的文化是一种典型的熟人文化。中国人在与熟人打交道方面有丰富的经验，但不知道如何与生人打交道。对待生人只有两个办法，要么把生人变成熟人，所谓“一回生、二回熟”，要么生人变不成熟人的话，就只有持敌对态度，人们常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种熟人文化延续到今天。
人们群居在一起，需要建立秩序，依照这个秩序，人们分配各式各样的资源、处理各式各样的社会关系。这种秩序就是文化秩序。对于农耕文明而言，地缘人群实际上就是血缘人群，因此，农耕社会很自然建立了以血缘关系为主要依据的文化秩序，即血缘秩序。
血缘秩序成为其他一切社会秩序的基础和范本，许多重要的社会关系都被看成是某种准血缘关系。比如把皇帝与下属的关系，政府官员与老百姓的关系，甚至教师与学生的关系都看成是父子关系。中国有句常用语，叫作“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可以看出，在中国文化里，政府官员和教师是最重要的两类人。事实上，这两类人是相通的。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国的政府官员都是优秀的知识分子来担任的。
传统上，中国人认为有五样东西最需要敬重，它们分别是天、地、皇帝、父母、教师。在这五样东西中，父母虽然排名第四，但却是最容易被领悟的。天人关系、人地关系、君臣关系、师生关系都最终要通过“亲子”关系来理解。直到今天，现代中国人在与陌生人打交道的时候，往往首先会问及家乡，以便建立某种地缘-血缘认同。一些原本互不相识的人要短暂地组成一个共同体，比如集体旅游，也会首先按照年龄排序，确立称许，并且通常会选最年长者当领队，以此建立一种临时有效的秩序。这都是血缘文化的基因在起作用。
血缘文化的核心是血缘感情。所谓“亲”就是“近”，而所谓“近”并不是物理距离上的远近，而是在血缘谱系中的近。比如相同父母的儿子比父亲兄弟的儿子要近，父亲兄弟的儿子比母亲兄弟的儿子要近。最亲近的是父母与子女。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孟子说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就是把血缘亲情文化的逻辑出发点定在了父母与子女之间感情上。一切血缘感情都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爱的扩展和外推。不孝敬自己的父母而孝敬别人的父母，那一定是别有用心，比方图谋人家的房产。不爱自己的孩子而去爱别人的孩子，很可能那个别人家的孩子其实就是他自己的孩子。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爱是古代中国人关于“爱”的最纯粹和最基本的理解，其他一切“爱”其实都是这种爱的某种外推和变种。男女两性之爱并不被中国文化所看重，相反，最终都通过婚姻关系而转化为亲情之爱。
“理”也不是我们中国人行为做事的最后根据。正如中国常用语所说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理是相对的，不存在一个绝对的道理。中国还有一个有些让人费解的说法，叫做“不要得理不让人”，意思是说，虽然“道理”是某种根据，但绝不是最后的、最高的依据，相反，在许多情况下，你就是有“道理”，也不能只照着道理来做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人际关系的因素往往要起更大的作用。中国人当然不是根本不讲法律，也不是不讲道理，但是，法律和道理都在一定的范围内有效，超出这个范围就无效了。比如中国有一句常用语叫“法不责众”，意思是说，如果多数人都不遵守一个法，那么这个法就无效了。所以，法律和道理总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而“爱之情感”反而是最终的根据，居于某种绝对的位置。
农耕文化、血缘文化和亲情文化在“人性”的认同方面有自己的独特性。儒家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占据中国文化主体地位，他们把“爱”作为人性的根本，以“仁”概而言之。什么是“仁”?这个字很难对应一个唯一的英文单词。我们这里把它译成benvolence，这是强调了仁爱的方面。《论语》中说“人者仁也”，就是把“仁”作为人性的根本，因此也有人把它译成Humaneness。什么是“仁”?简而言之就是“爱”。古代中国人误认为动物无情无义无爱，因此总是把人与动物相比较来突现人性，称那些坏人为禽兽。后来认识到动物其实也有情有爱，则称坏人是“禽兽不如”。总之，“人”的反义词是“禽兽”。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所谓“仁爱”，是奠定在血缘关系之上的爱。这种爱按照血缘关系的远近，是有区别的。越近的越爱，越远的则越弱。“仁爱”，不是平等之爱，而是差等之爱。因为所谓血缘秩序，本来就是亲疏有别的等级秩序。
建立在亲子感情基础之上的“仁”的确是人的天性。中国人喜欢讲，“人之初，性本善”。但是随着年岁渐长，社会活动面扩大，人所面对的人群越来越多样化，所处的情境也越来越复杂，那种出自天性中的亲子之爱的“仁爱”需要扩大其外延。中国文化基本上是按照血缘文化准则对一切非血缘的社会关系进行血缘化处理。不仅比较重要的君臣关系、长官与下属关系、师生关系如此，一切人际关系都作血缘化处理，都纳入一套差等有序的关系之中。
但是，我们经常碰到的是，在同一场合下，多种多样类型的社会关系同时出现。如何将它们统一纳入一个差等的序列之中，就成为一个重大的文化难题。为什么说这是一个难题呢?这是因为中国文化要求，对于某一个具体的人，你既不能亲近不够，也不能过于亲近。究竟应该多近，要视当时的关系类型而定。并且，这种关系类型是可以变化的。对于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场合下，亲疏远近的关系可以是完全不一样的。
消除或减轻这种困难的唯一办法是发展出一套培养方案、教育模式，来使人们在后天教育中习得这种理想的人性，这就是训练“人”之“文”。儒家作为“仁者”的“人”之“文”是什么?一个字，“礼”。这个字跟“仁”一样，无法严格对应一个单一的英文词汇。我们这里勉强译成Ritual。礼是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用以规范个人和群体的行为方式，也是通达“仁”这种理想人性的意识形态。简而言之，礼就是让人意识到自己的身份，从而有相应恰当的行为方式。在礼节、礼仪、典礼中，每个人体会到自己在等级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角色，认识到谁亲谁疏，从而恰当地传达“仁爱”。《论语》中讲得好，“不学礼，无以立”。“学礼”，就是学“做人”。正是在丰富复杂的社会交往过程中，在后天学习“礼”的过程中，巩固和丰富了“仁”的内涵。
“礼”无处不在，体现在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文化的主流就是礼文化。无论四书五经、唐诗宋词、琴棋书画，还是天文地理、农桑耕织，都属于礼文化的范畴。但礼并不是教条，并不只是明文规则。礼一方面服务于仁，是让人习得仁人之心，但另一方面，礼的本质是在具体生动的生活实践中训练人的适度感、恰当感，因为所谓仁人之心，不过就是明白自己的身份、地位和处境，从而以恰当的方式待人接物，既不能过分，又不能不及。学礼就是学习恰到好处地做人。
“仁-礼”就是我国主流的“人-文”。“仁-礼”表现了农耕文化、血缘文化和亲情文化的人文内涵。在仁爱的旗帜下，中国精英文化的表现形式更多的是礼学、伦理学，是实践智慧，而不是科学，不是纯粹理论的智慧。
为“自由而战”与“保家卫国”
西方文明的源头有两个，希腊文明加希伯来文明，它们之间也相当不同，但与中国文明比起来，它们仍有明显的共同点。与中国典型和成熟的农耕文明不同，西方文明受狩猎、游牧、航海、商业等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其农业文明既非典型也不成熟。希伯来人是游牧民族，而希腊人则是航海的民族，他们都没有发展出成熟而典型的农耕文明。
希腊半岛土地贫瘠，并不盛产粮食。主要产出是葡萄和橄榄，以及葡萄酒和橄榄油。为了获得足够的粮食，需要与近东地区进行贸易。爱琴海又极为适合航海，所以希腊民族是一个航海的民族。此外，希腊人是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的后代，有游牧民族的文化基因。
无论游牧、航海还是经商的民族和人群，他们与农耕人民最大的不同在于，频繁的迁徙而非安居成为他们生活的常态。无论《圣经》还是《荷马史诗》，都是讲漂泊的故事。漂泊的人群经常遇到陌生人，与陌生人打交道成为他们的日常生活。因此，与中国熟人文化不同，西方文明总的来看，是一种生人文化。
由陌生人组织的人群，不可能以血缘关系准则来组织。相反，血缘纽带必然被淡化、边缘化，一种崭新的社会秩序的构成机制在起作用，这就是“契约”。
西方文明的契约特征在希伯来文化那里看得非常清楚，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经典《圣经》被认为是上帝与人订立的契约，具有神圣性、强制性。人类因为违约而受到惩罚。“约”在这里是规则，是共同承诺的规则，具有平等性和普遍主义的特征，不因具体人和具体情境而轻易改变。这一点与中国文化截然不同。中国人固然也讲诚信，讲道德自律，但是其依据并不是外在的规则约束，而是内心的良善。规则是末，良心是本，本末不可倒置。事实上，中国人通常比较轻视规则的神圣性，喜欢灵活机动、见机行事，过于依赖规则被认为是死脑筋、呆板。中国人并不相信什么固定不变的规则，认为变化是宇宙的基本现象，因此要把事情办好，就得关注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而不只是遵循某种普遍的原则。这是东方特有的智慧，但容易导致契约精神的缺失。中国传统社会是人治而不是法治，有着深厚的文化根源。不守规则、轻易打破规则，嘲笑死守规则，不可能建成一个法治会。
契约文化要求一种什么样的人性理想呢?在我看来，契约文化要求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要求每一个人都能够负起责任来，从而能够制定有效的契约并有能力遵守契约。能够制定并能够遵守契约的人，必须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契约文化要求每一个人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人，于是便促成了一种别样的人性理想，即把“自由”作为人之为人的根本标志。
对现代中国人而言，“自由”是一个相当陌生的东西。它本来不是一个汉语词汇，而是从日本流传过来的西文翻译词汇。在一般中国人心目中，自由被看作一种法律意义上的个人权利。
对西方人来说就完全不是这样。现代中国读过书的人都能背下来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名诗《自由与爱情》：“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也可以脱口而出美国人帕特里克·亨利1775年3月23日在弗吉尼亚议会演讲中的那句名言“不自由、毋宁死”，但是中国人却不大能理解这些名句名诗的内涵。自由作为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充斥在西方社会和西方历史的每一个宏大叙事中，充斥在无数的文学艺术经典中。纽约哈德逊河口由法国人民赠送的自由女神像成为美国的重要象征，希腊国歌的名字是“自由颂”，法国画家德拉克罗瓦收藏于卢浮宫的名画是“自由引导人民”，电影《勇敢的心》从头到尾都响彻着主人公呼喊“自由”的声音。实际上，不理解自由的真谛，就不理解西方文化。
半个多世纪之前的朝鲜战争某种意义上是中国与西方的战争，一方是中国军队，一方是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交战双方都会树起自己意识形态的旗帜，以显示自己的正义和合法性，以激励士兵浴血奋战。美国加入朝鲜战争的理由是什么呢?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在1950年7月19日检阅入朝参战的美国空军和海军官兵的时候说：“这个自由的民族正在受到威胁，我们应该参战，为他们争取自由与和平。”在同日的群众集会上，杜鲁门接着说：“自由的人民遍布世界，自由是人类长期以来坚持不懈的追求”，以“自由受到威胁”、“要为保卫自由而战”，来动员美国公众支持参战。战后美国在首都华盛顿建立了韩战纪念园，纪念墙上刻着这样的字“自由不是免费的”。那么你们知道中国方面参战的理由是什么吗?每一个现代中国人都熟悉这句话，那就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保家卫国”明显诉诸的是中国人熟悉的血缘文化精神。捍卫家的安全、国的尊严，是参战的最高理由。一方是“保家卫国”，一方是“为自由而战”，可以看出鲜明的文化差异。
我已经把中国和西方两种文化的根本区别归结为人性理想的不同，一边是仁爱，一边是自由。现在，我要简短地说明，这种文化差别如何导致了科学没有出现在中国。我想你们一定已经意识到，我想说的是，正是追求自由这种人性理想，才导致了希腊科学的出现。
是的。正如为了塑造一颗“仁人之心”，古代中国人都要学“礼”，礼就是仁的人文形式，仁和礼构成了古代中国人的人文结构。为了塑造一颗自由的心灵，希腊人也同样需要一种人文形式，这个人文形式就是科学。对希腊人而言，追求科学不只是获得一些信息和经验，而是借此追求永恒。永恒的东西之所以值得追求，因为它独立不依、自主自足，它是自由的终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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