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建成的历史评价
导语：李建成是唐朝李渊的太子，为唐朝的建立立夏犬马功劳，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温大雅：太子及王俱禀圣略，倾财赈施，卑身下士。逮乎鬻缯博徒，监门厮养，一技可称，一艺可取，与之抗礼，未尝云倦。故得士庶之心，无不至者。
刘昫：建成残忍，岂主鬯之才。
刘昫：有功曰祖，有德曰宗。建成、元吉，实为二凶。中外交构，人神不容。
司马光：向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隐太子有泰伯之贤，太宗有子臧之节。
王夫之：太原之起，虽由秦王，而建成分将以响长安，功虽不逮，固协谋而戮力与偕矣。
陈寅恪：然高祖起兵太原，李建成即与太宗各领一军。及为太子，其所用官僚如王珪、魏徵之流即后来佐成贞观之治的名臣，可知李建成亦为才智之人。
黄永年：其实从第一手文献《大唐创业起居注》来看，从太原起兵到高祖进入长安称帝建唐，建成的功业并不亚于李世民;至于政事上，《旧唐书.建成传》说建成当了皇太子后，“高祖忧其不娴政书，每令习时事，自非军国大务，悉委决之”，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让建成主持日常工作，学习做皇帝。而史书即使按太宗李世民定的调子多作改窜，也找不到建成此时在政事上弄得如何糟的话。相反，倒可以知道建成在这方面的经验至少要比李世民丰富得多。”
对于李建成的功业问题，唐史学者李树桐在他的《唐隐太子军功考》一文中已有精辟论述，其文考证精详，论证扎实严密，素为治唐史者所推重。现引全文如下，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唐隐太子军功考
文/李树桐
一 、引言
《旧唐书》卷六十四《隐太子建成传》说：
及刘黑闼重反，王珪、魏徵谓建成曰：“殿下但以地居嫡长，爰践元良，功绩既无可称，仁声又未遐布。……”
同传又说：
太宗乃射之，建成应弦而毙……建成等兵遂败。高祖大惊，谓裴寂等曰：“今日之事(指玄武门之变)如何?” 萧瑀、陈叔达进曰：“臣闻内外无限，父子不亲，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建成、元吉，义旗草创之际，并不预谋，建立已来，又无功德。……”
传后《赞》曰：
有功曰祖，有德曰宗，建成、元吉，实为二凶，中外交构，人神不容。
假设王珪、魏徵、萧瑀、陈叔达所说的话为真，则隐太子建成是无功绩可言的。史官所赞如果正确，则建成为所谓“二凶”之一，是人神不容的。但“成者王侯败者贼”，是人们向来所难免的观点。建成是玄武门之变中的失败者，史官记载其事，不无掩功益过之嫌。现在假设真的认为建成毫无功绩，和唐初其他一些史实，还会发生不可解的矛盾。建成究竟有没有军功?如有，有哪些?兹试考之。
二、平西河、克长安的军功
《旧唐书高祖本纪》记载：
六月甲申，命太宗将兵徇西河，下之。
同书《太宗本纪》记载：
及义兵起，乃率兵略徇西河，克之。
倘若这记载不错，则平西河并非建成之军功。
《旧唐书》卷六十四《隐太子建成传》说：
建成至(太原)，高祖大喜，拜左领军大都督，封陇西郡公，引兵略西河郡，从平长安。
据此，建成会经引兵略西河的。记载既彼此矛盾，究竟建成会经略西河没有呢?《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说：
帝(指唐高祖)曰：“西河绕山之路，当吾行道，不得留之。”六月甲申，乃命大郎(建成)、二郎(世民)取之。除程命赍三日之粮。时文武官人并未属置，军中以次第呼太子、秦王为大郎、二郎，临行，帝语二儿曰：“尔等少年，未之更事。先以此郡，观尔所为，人具尔瞻，咸宜勉力。”大郎、二郎跪而对曰：“儿等早蒙弘训，禀教义方，奉以周旋，不敢失坠。家国之事，忠孝在焉。故従严令，事须称旨。如或有违，请选军法。”帝曰：“尔曹能尔，吾复何忧。”于时义师初会，未经讲阅。大郎等虑其不攻，以军法为言。三军闻者，人皆自肃，兵向西河。大郎、二郎在路，一同义士，等其甘苦，齐其休息。风尘警急，身即在前行。民间近道果菜已上，非买不食。义士有窃取者，即遣求主为还价，亦不诘所窃之人。路左有长老或进蔬食壶浆者，……军人等同分，未尝独受。如有牛酒馈遗，案舆来者，劳而遣之曰：“自隋法也，吾不敢。”颇虑前人有限，遂为终日不食以谢之。于是将士见而感悦，人百其勇。至西河城下，大郎、二郎不甲，亲往喻之。城外欲入城，人无问男女小大，并皆放入城内。既见义军宽容至此，咸思奔赴，唯有郡丞高德儒执迷不反。己丑，以兵临之，飞梯才进，众皆争上。郡司法书佐朱知瑾等従城上引兵而入，执德儒以送军门。……仍命斩焉。自外不戮一人，秋毫不犯。往还九日，西河遂定。师归，帝闻喜曰：“以此用兵，天下横行可也。”是日即定入关之策。
考《大唐创业起居注》(以下简称《创业注》)为温大雅所著。大雅是唐高祖起义后的大将军府记室参军，专掌文翰，《创业注》所记，多系他亲见或亲闻的记录。而且取西河之时，高祖命温大雅之弟大有与建成、世民偕行。(《创业注》、《通鉴》均有记载)，大雅纵未全部亲见，亦必闻之于乃弟，所记当是实情。更重要的，以后太子建成合秦王世民不睦时，秦王命大雅镇洛阳，可知大雅是接近秦王的。倘若取西河时，建成不曾参加，温大雅决不会把建成参加进去以分秦王之功。所以大雅所记是可信的。相反的，《旧唐书》之作，大多根据高祖太宗实录。而实录时太宗于贞观年间令许敬宗所作的。许敬宗修实录时的态度，是“辄以己爱憎，由事删改。”(据《旧唐书许敬宗传》)如此，温大雅的《创业注》，较之渊源于实录的《旧唐书》，可靠得多了。
《通鉴》卷一百八十四，义宁元年六月“西河郡不从渊命，甲申，渊使建成、世民将兵击西河”文下，司马光加考异曰：
《创业注》：“命大郎、二郎率众讨西河”，高祖、太宗实录但云：“命太宗徇西河。”盖史官没建成之名耳。唐殷峤传：“从隐太子攻西河。”今从《创业注》。
是司马光已考出“史官没建成之名”来了。《唐鉴》卷一，隋大业十三年载：
高祖使建成、世民将兵击西河郡，攻拔之，执郡丞高德儒。
建成具有攻拔西河的军功，是无可置疑的了。
关于唐高祖攻克长安事，《新唐书·高祖本纪》记曰：
十月辛巳，次长乐宫，有众二十万，隋留守卫文升等奉代王侑守京城，高祖遣使谕之，不报，乃围城……十一月丙辰，克京城。……
《通鉴》卷一百八十四义宁元年载：
甲辰，李渊命诸军攻城，约毋得犯七庙及代王宗室，违者夷三族，……十一月丙辰，军头雷永吉先登，遂克长安。
若以上记载确实，唐高祖攻克长安，与建成绝不相干，他那有军功可言?《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说：
十月辛巳，帝(指唐高祖)至坝上，仍进营，停于大兴城春明门之西北，与陇西、敦煌二公诸军二十万会焉。……辛卯，命二公各将所统兵往援，京城东面、南面，陇西公(建成)主之，西面、北面，敦煌公(世民)主之。……十一日(月之误)丙辰昧爽，咸自通城。帝闻而驰往，欲止之而弗及。才至景风门，东面军头雷永吉等已先登而入。守城之人分崩。……
根据以上记载，则先登而入长安城的，是建成的东面军头雷永吉。也就是建成具有攻克长安的军功。
在两种记载不同时，需要考察哪一种记载比较可靠，《创业注》之价值，前已论定。新旧《唐书》和《通鉴》的取材，大致是根据高祖太宗实录。实录所记多失真实，已为史家定论。理由详见拙作《李唐太原起义考实》等文，兹不多赘。
《创业注》既较渊源于实录的新旧《唐书》和《通鉴》为可信，则建成实具有克长安的首功，已属可信。
《通鉴》卷百八十四，义宁元年，“十一月丙辰，军头雷永吉先登”之下，司马光加考异曰：
唐高祖实录作雷绍，今从创业注。
据此，更可进一步的明了实录掩没建成军功的方法，是将雷永吉改为雷绍，而且不书明属于建成东面军，致使雷绍和建成脱了节。本源既明，建成具有首克长安的军功，是绝对可信的事实。
三、备突厥平稽胡的军功
《旧唐书高祖本纪》武德三年载：
秋七月壬戌(初一)命秦王率诸军讨王世充，遣皇太子领蒲州以备突厥。
《新唐书高祖本纪》武德三年载：
七月壬戌，秦王世民讨王世充;甲戌(十三日)，皇太子屯于蒲州以备突厥。
由以上两条记载合起来看，遣皇太子的命令，虽于七月一日和命秦王的命令同日发出，但是及至皇太子到达蒲州时，已是七月十三日了。
在这两条记载之后，无论《旧唐书》、《新唐书》，或《通鉴》等书里的每一条记载，都很难看出建成有军功来。因为实录时有意掩没建成之功的，前面已作定论。在渊源于实录的诸书里，不容易找到建成的军功，自属当然。要考建成有没有军功?必需先从当时的环境和建成的任务以及职权等问题着眼，兹依次研究如下：
在隋末唐初，突厥是据有中国北境的强大实力。唐高祖起义时，曾向突厥借兵。突厥恃功骄横，恣求无厌。高祖以中原未定，每优容之。唐的目的在求逐步统一，而突厥则希望中国分裂混乱，以便它其中取利。突厥尝以兵力帮助割据中的群雄，如梁师都、刘武周等，并且给以封号，目的就在此。
《旧唐书》卷五十六《梁师都》传说：
及刘武周之败，师都大将张举、刘旻相次来降。师都大惧，遣尚书陆季览说处罗可汗曰：“比者中原丧乱，分为数国，势均力敌，所以北附突厥。今武周既灭，唐国亦大，师都甘从亡破，亦恐次及可汗。愿可汗行魏孝文帝之事，遣兵南侵，师都请为乡(向)导。”处罗从之。
突厥处罗可汗所以听从梁师都的话，目的就是阻止唐帝国的统一。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四上《突厥处罗可汗传》说：
隋炀帝萧后及齐王暕之子政道陷于窦建德。(武德)三年二月，处罗迎之于牙所，立政道为隋王。隋末中国人在虏庭者，悉隶于政道。行隋正朔，置百官，居于定襄。
这又是处罗可汗分化中国阴谋的实行。《通鉴》卷一百八十八，武德三年六月载：
武周既败，是月处罗至晋阳，总管李仲文不能制，又留伦特勒使将兵数百人，云助仲文镇守，自石岭以北皆留兵戍之而去。
同书同卷同年秋七月又载：
壬戌(初一)诏秦王世民督诸军击世充。……
癸亥(初二)突厥遣使潜诣王世充，潞州总管李袭誉邀击败之，虏牛羊万计。
骠骑将军可朱浑定远告并州总管李仲文与突厥通谋，欲俟洛阳兵交，引胡骑直入长安。
甲戌(十三日)命皇太子镇蒲反(坂)以备之。又遣礼部尚书唐俭安抚并州。踅(暂)废并州总管府，徵仲文入朝。
根据以上诸条记载，可知在秦王世民东击王世充时，突厥与王世充沟通。处罗可汗在石岭以北留兵戍守。并州总管李仲文为突厥所制，他们有乘机直袭长安的企图。正在这时，建成镇守蒲州，以备突厥，他的责任当然在防止突厥南下和王世充沟通，并且防止突厥和李仲文的西寇，以巩固京师长安。
《旧唐书高祖本纪》记载：
秋七月壬戌，命秦王率诸军讨王世充，遣皇太子镇蒲州以备突厥。
对秦王已书明“率诸军”，对皇太子则未有“率诸军”的字样，究竟皇太子的职权怎样?史官既有意给略掉，只有从此事以前和以后的史书考察推断。《旧唐书高祖本纪》义宁元年六月载：
癸巳，建大将军府，并置三军，分为左右，以世子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大都督，左统军隶焉。太宗为敦煌公右领大都督，右统军隶焉。
《通鉴》卷一百八十四义宁元年九月载：
丙寅，渊遣世子建成司马刘文静帅王长谐等诸军数万人，屯永丰仓守潼关以备东方兵。慰抚使窦轨等受其节度。敦煌公世民帅刘弘基等诸军数万人徇渭北，慰抚使殷开山受其节度。
由此可知在高祖起义后，建成、世民即同样为高祖以下的统帅，所领军队多至数万。《旧唐书高祖本纪》义宁二年(即武德元年)载：
春正月戊辰，世子建成为抚宁大将军、东讨元帅，太宗为副，总兵七万(《通鉴》称十余万人)，徇地东都。
据此可知那时建成已是至少七万军的元帅，而且鼎鼎大名的唐太宗，那时还是建成的副元帅。及武德元年六月七日，建成被立为太子。他的地位，较作世子时，只有更为重要。那时，他们兄弟间尚没有失和，建成没有过失，他的职权，于理决不至于降低。(所谓高祖欲废建成立太宗之说，实系史官以后伪造，参阅拙作《唐高祖三许立太宗辨伪》——见师大学报第六期)《旧唐书高祖本纪》武德四年正月载：
辛巳，命皇太子总统诸军讨稽胡。
《通鉴》卷一百九十武德五年十一月载：
甲申，诏太子建成将兵讨黑闼，其陕东道大行台及山东道行军元帅，河南河北诸州并受建成处分。得以便宜从事。
同书卷一百九十一武德七年载：
上将幸仁智宫，命建成居守。
在太子建成镇蒲州以前和以后，都是称元帅或谓总统诸军，或令居守，可见高祖对建成依任之重。而在镇蒲州之时，既没有书明任何名义，又未书明建成的职权，这显然是史官为压低建成的地位而略去的。事实上决不可能没有名义没有职权的。《唐会要》卷四载贞观十七年闰六月(太宗)诏曰：
皇太子地惟储副，寄深监抚，兼统禁旅，是允旧章。……大将已下，并受处分。
据此诏以证前事，可知向来太子地位之重，职权之大。
突厥是当时唐的强敌，应付突厥是一件艰巨的工作。指挥备突厥的军事，责任决不轻于讨伐仅据伊洛之地的王世充;事权应当统一而不应当政出多门，必为唐高祖所了解。而且唐初的军权，向来全是操在高祖、建成、世民他们父子兄弟的手里。其次握有部分军权的是皇室诸王，如淮安王神通、河间王孝恭等。至于非皇族的将领，最著名的如李靖、李勣等，在武德初年，都没有脱离皇室诸王的指挥的。秦王讨势力微弱的王世充，尚是率诸军;太子建成镇蒲州的任务既是备更强的突厥，他的职权必是膺一方之任的。最低限度，并州及并州以北对突厥的前线，势必是受建成节制的。不然的话，不只和先后的事例相违，而且在事实上建成只身怎能担负起“备突厥”的重任!
前面曾经论定史官既掩没建成克西河之功，又掩没建成克长安之功。至于书写建成镇蒲州以后的军事，史官怎能改变了掩没建成之功的一贯态度呢?有以上的认识，然后才可以考建成镇蒲州以后所建的军功。
《新唐书高祖本纪》，武德三年七月载：
丙戌(二十五日)梁师都导突厥稽胡寇边，行军总管段德操败之。
《通鉴》卷一百八十八武德三年七月亦载：
梁师都引突厥稽胡兵入寇，行军总管段德操击破之，斩首千余级。
《新唐书》记时间，而未记斩首数，《通鉴》记斩首数而未记时间，合而观之，可得全貌。
建成于七月十三日屯于蒲州，段德操于七月二十五日击破了梁师都所引导的突厥稽胡入寇的兵，是段德操的军功，建立于建成屯蒲州的十二天以后。如按《旧唐书》所记，建成镇蒲州之命，早在七月初一日，则段德操早已入建成指挥之下了。(据《通鉴》看建成统诸军讨稽胡的时候，段德操又以延州总管破稽胡，段德操当是建成的得力部将)段德操的军功也就是太子建成的军功。史官掩没建成军功的方法和克长安时不记雷永吉为建成部下，是前后如出一辙。
《通鉴》卷一百八十八武德三年载：
八月癸卯，梁师都石堡留守张举帅千余人来降。九月庚午，梁师都将刘旻以华池来降，以为林州总管。
由梁师都的将张举、刘旻的来降，可知段德操击败梁师都引导的突厥稽胡入寇所发生的影响，是梁师都的军心离散。《通鉴》武德三年十一月载：
张举、刘旻之降也，梁师都大惧，遣其尚书陆季览说突厥处罗可汗曰：“……师都请为向导。”处罗从之。谋使莫贺咄设入自原州，泥步设与师都入自延州，处罗入自并州，突利可汗与奚、霫、契丹、靺鞨，入自幽州，会窦建德之师。自滏口西入，会于晋绛……处罗又欲取并州以举杨政道……将出师而卒。
突厥处罗可汗之死，当时传言为郑元璹所毒。是否属实，非本为研究目的。所欲研究的为：新继汗位的颉利可汗为何不继处罗可汗的遗志而来侵的问题。
《旧唐书高祖本纪》武德三年载：
十月庚子，怀戍(戎)贼帅高开道使降，授蔚州总管，封北平郡王。
《通鉴》武德三年十二月载：
突厥伦特勒在并州为民患，并州总管刘世让设策擒之。上闻之甚喜。张道源从窦建德在河南密遣人诣长安，请出兵攻洺州以震山东。丙午，诏世让为行军总管使将兵出土门趣洺州。……窦建德行台尚书恒山胡大恩请降。
据有幽州的罗艺，早于武德三年初来降，高开道、胡大恩又相继来降，在备突厥的防线上，已较前为巩固了。而突厥在并州的伦特勒又为唐军所擒。(通突厥的李仲文已被徵入朝。后来伏诛。)新即汗位的颉利可汗，虽然“承父兄之资，兵马强盛，有凭陵中国之志”，在一时也无机会对中国发动攻势了。比较太子刚出镇蒲州时(三年七月)，经五个月的时间，唐国所受的威胁，减轻了许多，局势已大为改变了。
《新唐书》卷七十九《隐太子建成传》说：
帝(高祖)欲其(建成)习事，乃敕非军国大事，听裁决之。
可知高祖是很依重建成的。高祖既委建成以备突厥的重任，而建成屯驻的又是防突厥的要地蒲州。前面所提到的几件大事，直接间接都与突厥有关。那时秦王世民正在忙于讨伐王世充，当然不暇顾及这些事。唐高祖纵然不会事事取决于建成，建成必是大致参与谋议，或是奉命执行的。
《旧唐书高祖本纪》武德四年正月载：
辛巳，命皇太子总统诸军讨稽胡。
《全唐文》卷一《高祖令太子建成统军诏》说：
稽胡部类，居近北边，习恶之徒，未悉从化，潜窜山谷，窃怀首鼠，寇抄居民，侵扰亭堠，可令太子建成总统诸军，以时致讨。分命骁勇，方轨齐驱，跨谷弥山，穷其巢穴，元恶大憝，即就诛夷，驱掠之民，复其本业，行军节度，期会进止者，委建成处分。
由以上两条记载，可以说明数事：
(一) 建成是总统诸军的。有关行军节度，期会进止者委建成处分。
(二) 建成讨稽胡，是采取攻势，不像五个月前“备突厥”，仅限防守了。
如果防守成问题，决不能改变为攻势。攻势在“北边”展开，必是内地防守已不成问题了。不只突厥和王世充沟通的危险消失了，而且突厥对唐北边的威胁，也一时解除。
《旧唐书》卷六十四《隐太子建成传》说：
(武德四年)，稽胡酋帅刘仚成拥部落数万人为边害，又诏建成率师讨之。军次鄜州，与仚成遇，击大破之。斩首数百级，虏获千余人。……仚成……奔梁师都。
《通鉴》系刘仚成亡奔梁师都事于武德四年三月，距建成初受命讨稽胡的正月，才费时两月。
在建成受命讨稽胡稍前几日，唐以胡大恩(窦建德行台尚书令降唐)为代州总管，封定襄王赐姓李。原来代州石岭以北一带地方，从刘武周之乱以后寇盗充斥，大恩徙镇雁门，讨击悉平之。唐高祖敕代州总管府内诏说：
代州总管定襄王(李)大恩，勤绩尤著，安辑边境……其代州总管府内，石岭以北，自从武德四年二月二十九日以前，所有愆犯，罪无轻重，悉从原宥，可并令安居复业，勿使惊扰。
可知在武德四年二月，(建成受命讨稽胡后一月余)代州管域内，已入于暂时安定的局面。
《通鉴》武德四年四月载：
己亥(十二日)，突厥颉利可汗寇雁门，李大恩击之。
颉利可汗是突厥诸可汗中有名的枭雄，他竟被击走，可见雁门一带防务相当巩固了。
在同书同年同月载：
太子还长安。
最低限度，那时突厥在边境上没大滋事了。
从镇蒲州时(三年七月)起，到长安时(四年四月)止，建成使突厥不能与王世充沟通联合，击败突厥的前驱梁师都，并击溃了突厥的羽翼稽胡，又于武德四年八月丁亥安抚北边(《通鉴》)，在此期间，屏藩在北边，掩护着东征军不受突厥的威胁，使太宗顺利的擒王擒窦(武德四年五月)，能说建成没有军功么?
四、平刘黑闼的军功
《旧唐书》卷六十四《隐太子建成》传说：
及刘黑闼重反，王珪、魏征谓建成曰：“……今黑闼率破亡之余，众不盈万，加以粮运限绝，疮痍未瘳，若大军一临，可不战而擒也。愿请讨之，且以立功，深自封植，因结山东英俊。” 建成从其计，遂请讨刘黑闼，擒之而旋。
如果以上的记载为真，则刘黑闼重反之乱，是极容易平的。建成擒黑闼，不只没有军功，而且有企图“深自封植”的罪过。但是这记载是否是事实?有没有可信的价值?当然不能专凭这片面之辞。
《旧唐书》卷五十五《刘黑闼传》说：
(武德五年)六月，黑闼复借兵于突厥来寇山东，七月，至定州，其旧将曹湛、董康买先亡在鲜虞，复聚兵以应黑闼。高祖遣淮扬王道玄、原国公史万宝讨之，战于下博，王师败绩，玄道死于阵，万宝轻骑逃还。由是河北诸州尽叛，又降于黑闼。旬日间悉复故城，复都洺州。十一月，高祖遣元吉击之，迟留不进，又令隐太子建成督兵进讨。
这一记载，简单的说明了隐太子建成出讨刘黑闼的背景。高祖的所以要令隐太子建成“督兵进讨”实在是因为淮扬王道玄战死，而元吉又“迟留不进”的环境下，不得不如此安排。(至于高祖为何不令世民再出征，非本文研究范围，不赘。)
前面所引的两段记载，虽然同出于《旧唐书》，但因前段出于建成传，史官不无张建成恶之嫌;后段出于刘黑闼传，侧重在黑闼和唐军战争的关系，重心不在建成，对建成无褒贬的必要;所以后段远较前段为可信。
《旧唐书刘黑闼传》说：
建德署为将军，封汉东郡公，令将奇兵，东西掩袭。黑闼既遍游诸贼，善观时变，素骁勇多奸诈。建德有所经略，必令专知斥候。常间入敌中，觇视虚实，或出其不意，乘机奋击，多所克获，军中号为神勇。
同传又说：
其设法行政皆师建德，而攻战勇略过之。
同传又载范愿的话说：
汉东公刘黑闼果敢多奇略，宽仁容众，恩结于士卒。
刘黑闼能力之强，由此可知。至于建成受命之时的局势，《通鉴》卷一百九十武德五年十一月载：
刘黑闼拥兵而南，自相州以北，州县皆附之，惟魏州总管田留安勒兵拒守。黑闼攻之不下，引兵南拔元城，复还攻之。
十二月又载：
戊午，刘黑闼陷恒州，杀刺史王公政。……是时，山东豪杰多杀长史，以应黑闼，上下相猜，人益离怨。
当时黑闼军势之盛，局势的严重可知。
《新唐书》卷七十九《隐太子建成传》说：
黑闼败洺水(指武德五年三月秦王李世民破黑闼于洺水，黑闼奔突厥事)，建成问征曰：“山东其定乎?”对曰：“黑闼虽败，杀伤太甚，其魁党皆县名处死，妻子系虏，欲降无繇，虽有赦令，获者必戮，不大荡宥，恐残贼啸结，民未可安。”既而黑闼复振，庐江王瑗弃洺州，山东乱。命齐王元吉讨之，有诏将者赦罪，众不信。建成至，获俘皆抚遣之，百姓欣悦。贼惧，夜奔，兵追战。黑闼众犹盛，乃纵囚使相告：“褫而甲还乡里，若妻子获者，既已释矣。”众乃散，或缚其渠长降。
《通鉴》卷一百九十武德五年十二月载：
刘黑闼攻魏州不下，太子建成、齐王元吉大军至昌乐，黑闼引兵拒之，再阵皆不战而罢。魏征言于太子曰：“……今宜解其囚俘，慰谕遣之，则可坐视其离散矣。”太子从之。黑闼食尽，众多亡，或缚其渠帅以降。黑闼恐城中兵出与大军表里击之，遂夜遁。
如果以上两项记载不虚，则黑闼自魏州夜遁，是太子采纳魏征慰抚策略所发生的效果。关系建成讨平刘黑闼战争全局至大。
关于以上所引建成采用魏征所建议的慰抚政策，《旧唐书高祖本纪》、《建成传》、《刘黑闼传》，均无一字提及。可以推知《高祖实录》里本来就没有这段记载。当然不免掩没建成军功之嫌。但这段记载的可靠性亦不可不究。
清赵翼《二十二史札记·新唐书条》有云：
论者谓《新唐书》事增于前文省旧，此固欧(阳修)宋(祁)二公之老于文学，然难易有不同者。旧书当五代离乱，载籍无稽之际，掇拾辑补，其事较难。至宋时文治大兴，残编故册，次第出现。观《新唐书·艺文志》所载，唐代史事(书)无虑数十百种，皆五代修(旧)唐书时所未尝见者，据以参考，自得精详。
这是赵翼对新《唐书》精详于旧《唐书》理由的解释。这解释是极对的。从旧新两《唐书》仔细比较，推知《新唐书建成传》所载魏征劝建成之事，必定是出于宋初次第出现的残编故册中，欧、宋据以补入的。司马光《资治通鉴》又是采欧著《新唐书》的。曾公亮进《新唐书表》誉《新唐书》“补缉阙亡，黜正伪谬”。魏征建议建成采安抚之策，正是“补缉阙亡”之一例。
《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征传》说：
与裴矩西入关，隐太子闻其名，引直洗马，甚礼之。及(建成)败，太宗召之……引为詹事主簿，及践祚，擢拜谏议大夫，封钜鹿县男。使安辑河北，许以便宜从事。征至磁州遇前宫千牛李志安、齐王护军李思行锢送诣京师。征谓副使李桐客曰：“吾等受命之日，前宫齐府左右皆令赦原不问，今复送思行，此外谁不自疑。徒遣使往，彼必不信。此乃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且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宁可虑身，不可废国家大计。今若释遣思行，不问其罪，则信义所感，无远不臻。古者大夫出疆，苟利社稷，专之可也。况今日之行，许以便宜从事。主上既以国士见待，安可不以国士报之乎?”即释思行等，仍以启闻。
观上项记载，知魏征的“安抚”高见，是无独有偶的，两事相比，前后如一。魏征后来能负责处理李思行案以报太宗，以前亦必能建议于礼遇他的太子建成。建成为国为私，也必能采纳。如此，建成的采用安抚策略以及所收到的效果，必是可信的事实，不过这事实却为作实录的许敬宗有意的.略去罢了。
《通鉴》卷一百九十武德五年十二月载：
(黑闼)夜遁，至馆陶，永济桥未成不得度。壬申(二十五)太子齐王以大军至。黑闼使王小胡背水而阵，自视作桥，成，即过桥西。众遂大溃，舍杖来降。大军度桥追黑闼，度者才千骑，桥坏，由是黑闼得与数百骑亡去。
同书同卷武德六年春正月载：
己卯(初三)，刘黑闼所署饶州刺史诸葛德威执黑闼举城降。时太子遣骑将刘弘追黑闼，黑闼为官军所迫，奔走不得休息，至饶州，得者才百余人，馁甚。德威出迎，延黑闼入城，黑闼不可。德威涕泣固请，黑闼乃从之，至城旁市中憩止。德威馈之食。食未毕，德威勒兵执之。送诣太子，并其弟十善斩于洺州。
黑闼从魏州夜奔以后的事迹，于此可以明见了。计黑闼自魏州夜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夜)，到至饶阳为诸葛德威所执(六年正月初三)，其间只有七天之久。
刘黑闼战斗能力之强，和他复叛以后局势的严重，前已述及。太子建成平刘黑闼之战，就是如上的简单吗?魏征的安慰策略，能是一经宣布，马上收效的吗?势必要再进一步研讨。
考高祖诏太子讨刘黑闼的时间，是在武德五年十一月甲申(初七日)(新旧纪通鉴均同。)太子败黑闼于魏州，新纪系于十二月壬申(二十五日)。又败之于毛州(即馆陶)事，新书系于甲戌(二十七日)。德威执黑闼以降，新书系于六年正月己卯(初三)。后段确是极为顺利的，但是前段从奉命出讨到败黑闼于魏州，中间足有四十八日之久。诸书都没有建成战功的明显记载，难道这些天都没有接触吗?建成坐待安抚策略收效吗?
考秦王世民讨王世充，讨刘黑闼，从奉诏到发动攻势，多系二十余日。太子建成的备突厥，从奉诏到屯蒲州，只费十三日，从屯蒲州到段德操击败突厥，只费十二日。(依《通鉴》记载计算)建成此次奉命讨黑闼，局势非常紧急;他最多准备二十多天，甚至三十多天，无论如何，决不能迟迟不发动攻势，达到四十八天之久。
前面已经引述：“相州以北州县皆附之”，“山东豪杰多杀长吏以应黑闼”的话，可知魏州只是黑闼本人和主力的所在，其他附属于黑闼的州县还多。而且洺州是黑闼建都之地。何能不设兵驻守。魏州并不暴露于黑闼占领区的最前线，洺州比魏州还接近于唐军的领域;太子建成无论采取任何路线，在攻到魏州之前，不会不和刘黑闼的军队接触的。况且如果没有战事，那里获得战俘?那里会“解其囚俘，慰谕遣之”呢?原先元吉进讨之时，有诏降者赦罪，众不信;建成进军时，但宣布“有诏降者赦罪”的空话，众人就会马上相信吗?必定有赦罪的事实才可。无论赦其降者，或解其囚俘，一定是发生在或大或小的战事之后的事。根据上述诸理由可以肯定：建成在魏州破黑闼之时，必定早已有若干次或大或小的胜利的。
《旧唐书刘黑闼传说》：
隐太子建成督兵进讨，频战大捷，六年二月(五年十二月之误)，又大破之于馆陶。
《旧唐书》系抄袭实录，虽尽量掩没建成的军功，但是在大破之于馆陶之前，于不知不觉间已露出“频战大捷”了。
《新唐书》卷八十八《钱九陇传》说：
佐皇太子建成讨刘黑闼，魏州力战破贼，以功最，封郇国公。以本官为苑游将军。
钱九陇力战破贼，封郇国公，其他封爵较低的人数，必定更多，可见魏州之战，仍是相当用力的。战况亦必相当激烈。
《旧唐书》卷六十一《窦琮传》说：
以本官检校晋州总管，寻从隐太子讨平刘黑闼，以功封谯国公，赏黄金五十斤。
窦琮的建军功未说明由于魏州之捷，很可能建于魏州以外的其他地区。而其封赏，亦不亚于从太宗平东都的诸将。如果没有显著的战功，何至于如此封赏?
《通鉴》卷一百九十武德五年十二月载：
癸亥(十六日)，幽州大总管李(罗)艺复廉、定二州。
《旧唐书罗艺传》说：
明年(指武德五年)，黑闼引突厥俱入寇，艺复将兵与隐太子建成会于洺州，因请入朝，高祖遇之甚厚。俄拜左翊卫将军。艺自以功高位重无所降下。
如果罗艺只是与建成会于洺州，而高祖拜之为左翊卫将军，已很够了，他何至于还自以为功高位重有不满意的感觉?想不是但来洺州相会，而是在洺州会师的。根据罗艺于十二月十六日复廉定二州，可推知他们会师于洺州的时间，当在此后的不久。洺州是黑闼建都之地，罗艺与建成会师于此，想必有一场战争的。前会论及在破黑闼于馆陶之前，已“频战大捷”，洺州之捷，当是不能少的诸大捷之一。只是史官为掩没建成的军功而略去罢了。
在黑闼从魏州夜遁之前，太子建成的军队，早已有了许多次大捷;不只建成平黑闼全部战争的前面一大段时间(四十八天)有了安排，而且由于洺州等地的大捷，魏征的安抚政策，才可以由众人不信而渐信，由小有效而大见功效，不至于有“突然大效”的怪现象了。
《实录》和《旧唐书》掩没建成的军功，是前后一贯的。《新唐书》和《通鉴》，将魏征劝建成采安抚政策的史实补入，使人大有“黄河之水天上来”之感。加上由钱九陇、窦琮、罗艺等人以及《旧纪》所透露出的“频战大捷”，补入洺州及其他各地(如相州等)的大捷，才可以看出建成平黑闼军功的全部暗影来。
五、捍卫北疆的军功
这里所说的捍卫北疆，实际上还是防御突厥，只是时间是指的武德末年。
太子建成的军功，是史官有计划掩没的，前面已获结论。如果直接考建成捍卫北疆的军功，恐怕极难获得正面的记载的。这里只好用间接方法去推求。
唐高祖建国之初，突厥仗恃强盛，异常蛮横，高祖因中原未定，每优容之。后来唐逐渐吞并群雄具有统一的规模，对突厥的态度，也随之转变。《通鉴》卷一百九十一武德八年四月记曰：
初，上以天下大定，罢十二军。既而突厥为寇不已，辛亥，复置十二军。以太常卿窦诞等为将军。简练士马，议大举伐突厥。
同年又记曰：
先是，上与突厥书用敌国礼。秋七月甲辰，上谓侍臣曰：“突厥贪婪无厌，朕将征之。自今勿复为书，皆用诏敕。”
唐高祖对突厥的态度，转趋强硬，由此可知。至于武德八年四月的前后，突厥来寇的事迹，新旧《唐书》记载都极简略，惟《通鉴》记载较详，兹摘录如下：
武德七年三月丁酉，突厥寇原州。
五月辛未，突厥寇朔州。
六月突厥寇代州之武州城。
七月己巳，苑君璋以突厥寇朔州，总管秦武通击却之。
戊寅，突厥寇原州，遣宁州刺史鹿大师救之……
庚辰，突厥寇陇州，遣护军尉迟敬德击之。
癸未，突厥寇阴盘。
己丑，突厥吐利设与苑君璋寇并州。
苑君璋引突厥寇朔州。
八月戊辰，突厥寇原州。
壬申，突厥寇忻州，丙子，寇并州，京师戒严。
戊寅，寇绥州。刺史刘大俱击却之。
庚寅，岐州刺史柴绍破突厥于壮阳谷。
九月癸卯，突厥寇绥州，都督刘大俱击破之。获特勒三人。
十月己巳，突厥寇甘州。
八年，六月丙子，遣燕郡王李(罗)艺屯华亭县及弹筝硖……以备突厥。丙戌，颉利可汗寇灵州。
乙酉，颉利可汗寇相州。
丙辰，代州都督蔺 与突厥战于新城。
八月壬戌，突厥逾石岭，寇并州。癸亥，寇灵州。
丁卯，寇潞、沁、韩三州。、
诏安州大都督李靖出潞州道，行军总管任环屯太行以御突厥，颉利可汗将兵十余万大掠朔州。
壬申，并州道行军总管张瑾与突厥战于太谷，全军皆没。
庚辰，突厥寇灵武。甲申，灵州都督任城王道宗击破之。
丙戌，突厥寇绥州，丁亥，颉利可汗遣使请和而退。
九月癸巳，突厥没贺咄陷并州一县。丙申代州都督蔺 击破之。
丙午，右领军将王君廓破突厥于幽州，俘斩二千余人。突厥寇蔺州。
戊寅，突厥寇鄯州，遣霍公柴绍救之。
戊戌，突厥寇彭州。
九年二月丁亥，突厥寇原州，遣折威将军杨毛击之。
辛亥，突厥寇灵州。
癸丑，南海公欧阳胤奉使在突厥，帅其徒五十人谋掩袭可汗牙帐，事泄，突厥囚之。
丁巳，突厥寇凉州，都督长乐王幼良击走之。
四月丁卯，突厥寇朔州。庚午寇原州，癸酉寇泾州。
戊寅，安州大都督李靖与突厥颉利可汗战于灵州之硖石，自旦至申，突厥乃退。
癸未，突厥寇西会州。
五月戊戌，突厥寇秦州。
丙午，突厥寇兰州。
以上突厥所寇的原州、朔州、代州、忻州、幽州、绥州、陇州、甘州、灵州、泾州、蔺州、鄯州、彭州、凉州，大体都在边疆。既没有继续侵入内地的记录，当是不久即退去了。比较深入内地的是寇并州，更深入的是寇相州，和潞、沁、韩三州。据《旧唐书地理志》，潞州在京师东北一千一百里，沁州在京师东北一千二十五里，相州在京师东北一千四百二十一里。如此，可以作一简单结论说：突厥的侵唐，自武德七年到九年的上半年，都很不得手。
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门事变发生了，太子建成、齐王元吉被杀，高祖立秦王世民为太子。世民于是八月九日登上帝座。这是唐室内部的巨大变化。正因为此内部的变化，影响到唐帝国对突厥的关系，也发生巨大变化。
《旧唐书太宗本纪》载：
(武德九年八月)甲戌(十九日)，突厥颉利寇泾州。乙亥(二十日)突厥进寇武功，京师戒严。……己卯(二十四日)，突厥寇高陵。辛巳(二十六日)，行军总管尉迟敬德与突厥战于泾阳大破之，斩首千余级。癸未(二十八日)，突厥颉利至用户渭水便桥之北。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有三点：
第一：泾州在京师长安西北四百九十三里，武功离京师一百五十里。于一日之关，突厥南侵竟达三百里以上，几乎如入无人之境。镇泾州的罗艺，如果稍加抵抗，突厥的入侵决不能如此之速。这种情形是过去绝没有的，实可惊人。
第二：二十六日尉迟敬德如果真的大败突厥，则二十八日突厥颉利可汗决不能到达渭水便桥之北。可知敬德纵有小胜，必有大败。最低限度必被突厥击破一个缺口。不然，突厥决不能飞越唐军阵地而南进到渭水便桥之北。
第三：尉迟敬德是玄武门事变中太宗的一个功臣，当时的官职是泾州道行军总管;泾阳是京师长安北面的重要门户，敬德所率领的必是唐太宗最精锐的军队。敬德在泾阳不能堵御住突厥的军队，而让他们侵到渭水便桥之北，必定是太宗在力尽智竭之后，不得已的结果。
至于以后突厥的退去，《隋唐嘉话》说：
卫公(李靖)……以白衣从赵郡王南征，靖巴陵、擒萧铣、荡平扬越，师不留行，皆武之。于武德末年，突厥至渭水桥，控弦四十万。太宗初亲庶政，驿召卫公问策。时发诸州军未到，长安居人胜兵不过数万。胡人精骑腾突挑战，日数十合。帝怒，欲击之。靖请倾府库，赂以求和，潜军邀其归路。帝从其言，胡兵遂退。
《隋唐嘉话》为刘餗所著。他是天宝初年集贤院学士兼知史官。他的父亲子玄是有名的史学家，他的哥哥贶也是史官。他们父子兄弟前后任史官三十多年，对唐初史事记载的真实性，远超过高祖太宗实录。因此，他的记载是可信的。他既记胡兵退的原因是“靖请倾府库以求和……帝从其言。”则突厥之退，确是因为已经得到太宗的重赂。
数年以来，颉利可汗说所率的突厥军，虽然频来寇掠，但是经唐军的严密防御，终不能为大患。及玄武门事变以后，颉利可汗便大举深入，直抵渭水北岸便桥，迫得太宗除“倾府库赂(突厥)以求和外，别无法可想。其中原因，是特别值得提出检讨的。
《通鉴》卷一百九十二武德九年八月载，突厥入侵时太宗的话说：
突厥所以敢倾国而来，直抵郊甸者，以我国内有难，朕新即位，谓我不能抗御故也。
太宗的话，失于笼统，而仍不能道出真正原因来。高丽的泉盖苏文弑其君建武而立其侄藏为傀儡，唐太宗亲率大军十万征伐高丽，犹不能克。聪明神武的唐太宗为什么不能抵御得住入寇的突厥呢?其中必另有真因。
《旧唐书高祖本纪》载：
(一) 武德三年秋七月壬戌，命秦王率诸军讨王世充，遣皇太子镇蒲州以备突厥。
(二) 四年正月辛巳，命皇太子总统诸军讨稽胡。
(三) 五年八月丙辰，突厥颉利寇雁门，己未，进寇朔州，遣皇太子及秦王讨击，大败之。
(四) 六年秋七月，突厥颉利寇朔州，遣皇太子及秦王屯并州以备之(新纪谓皇太子屯于北边，秦王世民屯于并州)。九月丙子，突厥退，皇太子班师。
(五) 八年六月，突厥寇定州，命皇太子往幽州，秦王往并州，以备突厥。……九月突厥退。
根据以上记载，知道太子建成和秦王世民常常在防御北边的突厥。而建成在北边的时间，较世民为长。所驻防地，似更在前线。
《通鉴》卷一百九十一，武德九年载：
会突厥郁射设将数万屯河南入塞围乌城，建成荐元吉代世民督军北征，上从之。
由于武德末年，建成与世民兄弟不睦，建成荐元吉代世民事，当属可信，元吉既代世民，而又与建成合作，实际上在北边防御突厥的责任，几乎等于全由建成来承担。
《新唐书》卷九十二《罗艺传》说：
黑闼引突厥入寇，艺复以兵与皇太子建成会洺州，遂请入朝。帝(指唐高祖)厚礼之，拜左翊卫大将军。艺负其功，且贵重不少居。秦王左右尝至其营，艺疻辱之。高祖怒以属吏，久乃释。时突厥放横，藉艺盛名，诏以本官领天节军将镇泾州。太宗即位，进开府仪同三司，艺内惧乃图反。
由以上记载，知道和太子接近，与秦王不合的罗艺，于突厥放横之时，有惮虏的威名。在太宗即位前后，他都是镇泾州的。
《旧唐书》卷六十《庐江王瑗》传说：
(武德)九年，累迁幽州大都督……时隐太子建成将有异图，外结于瑗。
《新唐书》卷七十六《庐江郡王瑗传》说：
太子死，太宗令通事舍人崔敦礼召瑗。(王)君廓……即谓瑗曰：“事变(指玄武门事变)未可知。大王国懿亲，受命守边，用兵十万而从一使者召乎?”
根据以上记载，可知幽州大都督李瑗，有兵十万之众，也是建成的党羽。
《新唐书》卷九十七《魏征传》说：
(太宗)即位，拜谏议大夫，封钜鹿县男。当是时，河北州县素事隐(太子)、巢(剌王)者不自安，往往曹伏思乱。征白太宗曰：“不示至公，祸不可解。”帝曰：“尔行安喻河北。”道遇太子千牛李志安，齐王护军李思行传送京师。征与其副谋曰：“属有诏(东)宫(齐王)府旧人普原之。今复执送志安等，谁不自疑者。吾属虽往，人不信。”即贷而后闻。
可知太宗于玄武门事变以后，虽有赦令，但仍在不断的逮捕建成、元吉的余党。而逮捕最多使太宗和魏征都感到需要安谕的地区，是河北州县。更由此可以推知河北一带是建成、元吉旧部最多的地区，也就是他们的军队素来驻防的区域。
太宗即位的前后，镇守幽州的庐江王瑗反了，镇守泾州的罗艺也反了。可知他们在建成死后的不自安。由李志安、李思行的被逮，可知在河北一带驻防的建成、元吉旧部也都不自安。另外无名的罗艺和李瑗不知还有多少，他们都在不自安。这当然影响到战斗意志的低落。突厥在大举入寇之前，必然要探听唐国内部的情形。颉利可汗的敢大举深入者，必基于此。颉利入寇的起点选中罗艺所守的泾州，理由亦在此。突厥军能一日南下三百里，以及太宗发诸州军不能及时赶到长安的理由也都在此。简单地说：太宗皇帝的不能抗御突厥，就是因为建成死后，驻防北边的建成旧部因情绪关系，无形中放弃了捍卫边疆的责任。
建成在负责防御突厥之责时，突厥终不能侵入内地，建成死后两月余，突厥竟能直薄渭水，兵临长安城下，迫的太宗不得不订城下之盟。前后史事相比，建成在武德末年捍卫北疆的军功，不是很明显的吗?
房屋因有栋梁而安时，栋梁的功用并不明显，及拆去栋梁而房屋倒场后，栋梁的功用始显著的证明。唐隐太子建成捍卫北疆的军功，就如房屋之有栋梁一样。玄武门事变以前和以后的历史事实，便是最好的证明。
六、结论
唐高祖即位后，立建成为太子而立世民为秦王。世民再部属怂恿下设法夺嫡。及武德九年六月四日，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杀了建成和元吉。高祖遂立世民为太子。及太宗即位以后，必需要说出自己得即帝位的合理合法的根据来。于是造自己的功，造建成的过等等一套工作，是势必要作的。在这个原则下，自然不能不去掩没建成的军功。
许敬宗奉太宗命作高祖实录，掩没建成的军功一项工作，就在所修实录里完成。掩没建成军功的方法有下列之多：
(一) 对建成立的军功，除去建成之名。如平西河之役。
(二) 对建成部下将领立军功的，不书明属于建成部下。如克长安之役，将雷永吉改名为雷绍，而且不书明属于建成部下。
(三) 对建成的职权或官衔从略，使受建成指挥的军队所建之功不属于建成。如书“太子屯蒲州以备突厥”，及以后各战役是。
(四) 对建成部属的战功，特别从略。如太子建成平刘黑闼时，他的部将钱九陇、窦琮等的军功，毫不加描述。若与秦王世民平王世充、窦建德时对秦王及其部属军功的描述相比，尚不及数十或百分之一。
(五) 对建成的军功或战胜，往往改为战败或罪过。如霍县之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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