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的主要价值

时间：2022-08-11 12:05:51 国学常识我要投稿

文心雕龙的主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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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心雕龙的主要价值1

　　《文心雕龙》是中国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xié)创作的一部理论系统、结构严密、论述细致的文学理论专著。成书于公元501～502年(南朝齐和帝中兴元、二年)间。它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体大而虑周”(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篇》)的文学理论专著。刘勰《文心雕龙》的命名来自于黄老道家环渊的著作《琴》。其解《序志》云：“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环渊)《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

　　《文心雕龙》是一部“体大思精”“深得文理”的文章写作理论巨著。全书分五十篇，内容丰富，见解卓越，皆“言为文之用心”，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写作上的各种问题。尤为难得的是对应用写作也多有论评。粗略统计，全书论及的文体计有59种，而其中属于应用文范畴的文体竟达44种，占文体总数的四分之三。(《应用写作》杂志1996年第4期，《<文心雕龙>的应用写作论》)。范文澜说得好："系统地全面地深入地讨论文学，《文心雕龙》实是唯一的一部大著作。"

　　文学史的观念

　　《文心雕龙》作者刘勰认为，文学的发展变化，终归要受到时代及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他在《时序》篇中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并在《时序》《通变》《才略》诸篇里，从上古至两晋结合历代政治风尚的变化和时代特点来探索文学盛衰的原因，品评作家作品。比如他说建安文学“梗概而多气”的风貌，是由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而形成;东晋玄言诗泛滥，是由于当时“贵玄”的社会风尚所决定。注意到了社会政治对文学发展的决定影响。不仅如此，他还注意到了文学演变的继承关系。并由此出发，反对当时“竞今疏古”的不良倾向。这些都是十分可贵的。

　　内容与形式

　　分析论述了文学创作内容和表现形式的关系，主张文质并重。在《风骨》篇里，他主张“风情骨峻”;在《情采》篇里，他强调情文并茂。但在二者之间，他更强调“风”“情”的重要，他主张“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文而造情」，坚决反对片面追求形式的倾向。

　　总结经验教训

　　从创作的各个环节上总结了经验，提出了应该避免的失败教训。他指出，在创作上，作家“神与物游”的重要，强调了情与景的相互影响和相互转化。他还指出，不同风格是由于作家先天的才情、气质与后天的学识、习染存在着差异的结果。针对当时“近附而远疏”“驰骛新作”的风气，他提出了继承文学传统的必要，论述了文学创作中“新”“故”的关系。此外，他对创作中诸如韵律、对偶、用典、比兴、夸张等手法的运用，也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

　　建立方法论

　　在《知音》篇里，他批评了“贵古贱今”“崇己抑人”“信伪迷真”“各执一隅之解”的不良风尚，要求批评家“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了“六观”的批评方法：一观位体，看其内容与风格是否一致;二观置辞，看其文辞在表达情理上是否确切;三观通变，看其有否继承与变化;四观奇正，看其布局是否严谨妥当;五观事义，看其用典是否贴切;六观宫商，看其音韵声律是否完美。这在当时是最为全面和公允的品评标准。

　　历史局限性

　　《文心雕龙》虽然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特别是“宗经”“徵圣”等儒家思想对于他的文学理论有不少消极影响;但是，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一部名副其实的“体大而虑周”“笼罩群言”、富有卓识的.专著，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一份十分宝贵的遗产，受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理论工作者越来越多的注意和重视。

　　版本和注释

　　在中国，对《文心雕龙》的研究、注释、翻译著述颇多。现存最早写本为唐写本残卷(藏北京图书馆)。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元至正本为最早版本，并有《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本。通行本有清人黄叔琳本，今人范文澜《文心雕龙注》、詹锳先生的《文心雕龙义证》、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及《文心雕龙校注拾遗》、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等。

　　文心雕龙的主要价值2

　　在刘勰心中，标准是一种守则和规约，他在《文心雕龙》中通过清晰明了的“标准”条目纠正创作误区、引领创作方向，进而构建出其心目中最理想的文学创作蓝图。

　　因此，《文心雕龙》不仅具有严密的理论体系和标准价值，也有很强的示范效应和文学价值，是其文学创作标准的最好践行，每一篇都可以当做精美的文学作品来阅读。《文心雕龙》所提出的创作标准，无论对于当下的应用写作还是文学写作都有很好的指导意义。在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过程中，梳理《文心雕龙》创作标准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涵、认真探索这一标准的实践品格、理论价值以及对各体文章写作的指导作用，是十分必要且富有现实性意义的。

　　《文心雕龙》文学创作标准的实践品格

　　近现代以来，经过专家学者的不断阐释、研究与解读，《文心雕龙》已经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当之无愧的理论经典。《文心雕龙》能够获得如此崇高的地位，主要根源于其本身的双重艺术价值。

　　一方面，作为文论巨著，它以结构严密、文理精深而独树一帜，故其文论内核“体大思精”；另一方面，作为艺术文本，它又呈现出理圆事密、文质彬彬的文学样貌，故其文本形式“精巧卓绝”。但大部分学者往往都只看到《文心雕龙》的文论价值，忽视了它的文学性质。

　　不仅在语言表现上，在情感抒写、布局谋篇、修辞技法等方面来讲，《文心雕龙》都是一部合格且优秀的文学作品。简而言之，《文心雕龙》不仅是宏大的文学理论典籍，同时也是精美的文学创作作品，而作为作品的《文心雕龙》几乎是继承了作为文论的《文心雕龙》中的全部思想要领和创作标准，也实现了理论与实践契合的双重意义。

　　《文心雕龙》文学创作标准中，“布局谋篇”是创作时思维语言物化为文学文本的首要阶段，刘勰对这一阶段提出的标准是“情理设位，杂而不越”。

　　刘勰是把“情理”当作创作的前提，认为先有情理，后有文章，且情理是贯穿于创作全过程的根本主线。“情”是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源头，主要是指作家在社会实践中的所见所闻所感经过日积月累而形成的一种持久且强烈的创作冲动。

　　激情与冲动是作家进行文学创作的内在动因，刘勰在创作《文心雕龙》时，内心亦是饱含着强烈的情感冲动的，这种情感冲动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立志著书、报效家国之情，另一方面是忧患文风、力矫时弊之情。

　　当然，刘勰的情感冲动并不是盲目的、一发不可收拾的情感宣泄，他是在遵循一定的“理”的前提下进行了情感的表达。具体在他的创作实践中，“情”与“理”

　　往往也是合而为一的。救弊之情在文中不是怨天尤人的牢骚，亦不是指天骂地的问责，而是经过作文之“理”控引调节后形成的优秀作品。

　　谋篇布局的第二标准是“杂而不越”。所谓“杂而不越”，也就是说，文章的结构句法、思想内容及语言形式都应和谐共存，协调统一，实现各居其位、各有其用的圆融之美。

　　《文心雕龙》文质与文质标准并重

　　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中的文质关系相当于现代文学创作中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文质标准”是《文心雕龙》文学创作标准的总原则之一，它的具体内容是“衔华佩实”，即思想内容真实质朴，语言形式华美多彩，且思想与语言统一于文本中，呈现出华实相副、情采并茂、文质彬彬的审美特征。刘勰在创作时始终践行其奉为圭臬的“文质标准”。

　　作为文学作品，《文心雕龙》也具有内容与形式两方面特性。举全书论之，从思想内容上来说，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主张的所有文论观点和文学原理都是其丰富内容的具体表现。从形式上讲，这些思想内容又被刘勰运用多种艺术手法融合成《文心雕龙》精巧卓绝的语言之美，尤其是全书骈偶艺术的运用更是刘勰高超的语言表现能力与创造能力的典型体现，同时也为其文论思想的传达构建了最佳的表现形式。

　　文学创作中，辩论色彩与诗化性格正是文质兼备的典型体现，正反相对、理事相成也得益于华实关系的协调统一，逻辑力量与文采效果更是情采并茂的必然体现。形式与内容总是相互依附，互为表里，使得《文心雕龙》成为情融理畅、辞采兼备的文章佳作。

　　具体说来，骈体化是全书语言艺术的核心特性。语言骈体化的主要因素是对偶的运用，但《文心雕龙》却并非机械套用以求全篇偶句，而是在遵循“理圆事密”的标准下迭用奇偶、骈散结合、化用征引，进而形成表意清晰、对句灵活、错落和谐的骈俪之美。

　　在化用征引方面，引事类义本不属于骈文的语言属性，但刘勰在《文心雕龙》创作中已将引用与丽辞互相融合，成为成就全书骈俪之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故在此加以论述。对刘勰来说，综学博览的理念是内化于心且付诸于行的，他博览群书，精通百家经典且学富才高，故既能在创作时引经据典，出口成章，又能融汇经典，化为己用。

　　上述所列《文心雕龙》之骈俪特征只是九牛一毛，全书50篇几乎无一篇不用骈偶，亦无一句文字僵化，真正做到了“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的艺术标准。同时，刘勰并未趋同于六朝形式主义的创作风向，相反他是在经典与流行之间求得了平衡，将骈偶手法运用得如此炉火纯青，令文章既能表情达意、叙事明理，又能注重形式、愉悦感官，达到了严整和谐、自然通畅之效果，也实践了他在《丽辞》篇中提出的理论构想。

　　刘勰积极践行“衔华佩实”的文质标准，并根据不同的情理要求和逻辑结构合理地运用各种艺术手法，破除论文的枯燥写法，令文章气势恢宏，诗意盎然，成为有情有理、有质有形的富美之文。

　　显而言之，刘勰不仅提出了文学创作的理想标准，而且以《文心雕龙》实践了这一标准。所论仅仅从宏观上分析了《文心雕龙》在结构与语言上的实践品格，而实际上全书的字句章节中处处都是标准践行的实例，此处不再论述，留待学者细细考证。另外，《文心雕龙》的成就反映出刘勰不仅有精妙的论者思维，更有卓越的作家才力，这与前章所述的艺术人格标准遥相呼应。

　　《文心雕龙》文学创作标准的理论价值

　　在《文心雕龙》文学创作标准下，刘勰对文学特性的探索已十分接近如今的纯文学特征，对文章之法的规定又为后代文章写作奠定基础，而这种探索与规定的客观前提正是魏晋时期无数的文学自觉实践。换言之，文学自觉为文论自觉创造条件，文论自觉又是文学自觉的集中反映，由此，《文心雕龙》文学创作标准的文论价值和理论意义就不言而喻了。

　　刘勰对“文学特性”的探索主要表现在其对文学创作规律的揭示上，在文论尚不发达的魏晋时代，刘勰发现了文学的形成机制和审美特性，探索了文学的构成要素，并建立了完整的创作体系，这种探索无疑是一种创举，为古代文论的发展确立了理论方向。

　　具体说来，这一探索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对文学创作过程的探索。其二，对文学审美特性的探索。审美性是艺术的根本特性，它是无功利的、情感的、形象的，刘勰虽未提出这一概念，但其在对文学本质属性的探索中实际上是发现了这一特性的。其三，对文学风格特征的探索。

　　《文心雕龙》作为文论著作，其文学创作标准中的文质标准、结构组织标准以及作家人格标准等对现代实用类文章写作都具有指导性意义，亦可由此反观《文心雕龙》的写作学特质。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从创作过程、审美特性、风格特征、鉴赏要求等方面对文学特性进行了分析摸索，并建立了一套文学创作体系用以指导实践，这不仅在当时具有进步的开创性意义，而且对整个中国文论史都有重大影响。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刘勰的文学探索中包含着浓厚的复古色彩，试图把文学重新纳入儒家经学之中，过分宗经、文笔不分，其实是一种文学倒退，所以说这种探索又有一定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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