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与阮籍的命运
导语:健康七子中,最负盛名的当属嵇康与阮籍,可是他们最终以悲剧收场。下面是语文迷小编收集整理的相关资料,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在正始文人中,“竹林七贤”最具代表性;在文学创作上,阮籍与嵇康则是成就最突出者。
阮籍与嵇康是正始中期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但是由于他们二人个性的差异,二人的命运却有所不同。阮籍以至慎而得以善终,嵇康则因刚肠疾烈而惨遭杀害。我们可以从比较中看出二人个性与文学的不同。
阮籍字嗣宗,生于建安十五年(210),卒于魏景元三年(263)。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之子。阮瑀死时,他才三岁。十一岁时,曹丕代汉即帝位,三十三岁时,他曾应太尉蒋济辟,做过很短时间的尚书郎,便以病免,三十八岁时曹爽又召他为参军,他又托病没有应召,两年后,曹爽被诛,当时附曹爽的文人多被杀,他因而幸免,“时人服其远识”(《晋书·本传》)。而到了四十三岁,他又作了司马师的从事郎中,被封为关内侯,徙散骑常侍候。其间又作过十年的东平相。司马师死后,司马昭掌权,又继任司马昭的从事郎中,晚年(53岁)又求为步兵校尉,后世因称其为阮步兵。在他死后两年,魏主正式禅位于晋。在他死前,晋魏代禅已成定局,因此,他的一生可说经历了两次十分残酷的“禅代”斗争,这些对他的思想与创作都产生极深的影响。
阮籍的一生,从思想上说是苦闷的一生,他始终徘徊于高洁与世俗之间,依违于政局内外,在矛盾中度日,在苦闷中寻求解脱。少年时的阮籍是颇有壮志的,“籍本有济世志”(《晋书·本传》),比如,他曾登广武城,面对楚汉古战场,发出“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的慨叹,表现出目空古人的少年英气。但是随着政局的变化,他那种期待建立功名的热情便消歇了,特别是在高平陵事件后,司马氏父子相继把持朝政,残酷地屠杀异已,实行高压统治,给他的思想以极大的影响。在这一高压政治背景下,他最大的苦恼在于如何能够全身远祸。应该说,阮籍从司马氏父子一系列地杀戮事件中,对司马氏凶残面目已有深入地了解,对于司马氏用卑劣手段手段攫取政权的行为也是十分痛恶的,但为了全身,他又不敢明确表示反对,而这时他在士林中令名已著,司马氏对他倍加注意,这更加使他处境维艰。阮籍一生的行为表现,其根源即在于此。因此,一方面,他对于时事政治问题表态十分谨慎,口不臧否人物,比如兖州刺史王昶请与相见,终日不开一言,自以不能测,司马昭曾说:“天下之至慎者,其唯阮嗣宗乎?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未尝评论时事,臧否人物,可谓至慎乎?”但另一方面,他对司马氏集团的礼法之士却极为蔑视。在生活方式上因而常常表现为放浪形骸,遗落世事,嗜酒成癖,对此《晋书·本传》多有记载。比如,母亲去世,他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他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声。等到葬母时,他食酒肉不辍,而临决之时又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吐血数升。裴楷往吊,他则散发箕居,醉而直视。他又善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相对。嵇喜来吊,他白眼相对,嵇喜不怿而退,而弟康闻之,乃齎酒携琴来造,却报以青眼。司马昭曾为子向籍求婚,他大醉六十日,不得已而止。除此之外,他在他的诗文中对礼法之士也大加挞伐,猛然抨击。他的这种表现自然引起了礼法之士的仇视。“礼法之士疾之若仇,而帝每保护之。”
阮籍身上所表现的至慎与越礼,实在是一对矛盾。司马氏是提倡名教的,但对阮籍却能容忍,也是一个矛盾。究其原因,阮籍在政治上的至慎,口不臧否人物、议论时政,便对现实政权没有威胁,而他对礼法的蔑视,则多属伦理道德范畴,对司马氏政治亦无大害,对此,司马氏是看得很清楚的,加之阮籍在士人的声誉,杀之不仅无益,反而带来杀名士的名声,这就使得阮籍在乱世中得以全生,但其内心却是十分苦闷的。
如果说阮籍是正始文人中苦闷的代表,那么嵇康则是悲剧的典型。
嵇康字叔夜,生于黄初五年(224),卒于景元三年(262),他是曹魏的女婿,曾任中散大夫,后世因称嵇中散。与阮籍的“口不臧否人物”不同,嵇康的性格是“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晋书·本传》曾记载他是“恬静寡欲,含垢匿瑕,宽简有大量”,他的《家诫》也曾告诫儿子“宏行寡言,慎备自守”,但这只是他的玄学思想修对自己性情的一种约束,在实际上他却做不到。在现实中,他的是非之心是十分明确的,对丑恶现象往往加以愤激的.斥责。他与阮籍的分别即在此。尽管他与阮籍都是“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但阮籍却能在现实的冲突中虚与周旋,他则不同,他是一个感情极热烈的人,而且对于生活的态度又极认真,这就使自己完全与世俗社会对立起来。据说钟会去见他,他不为礼,遂引起了钟会的嫉恨。但直接导致他被杀的则是他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一文。山涛从吏部郎转迁为散骑常侍,举荐他以自代,希望他放弃与司马氏对抗的立场,但他却作此书断然拒绝,并与之绝交,表现出决不屈服的态度。文中提出自己不能就职的原因是所谓“七不堪”与“二不可”,对山涛以及依附司马氏集团的毫无操守者多所讥刺,特别是文中宣称自己“每非汤、武而薄周、孔”,直接击中司马氏的借名教以篡权的要害,因此,他的被杀便成为必然了。恰巧此时吕安为其兄吕巽所诬,他被牵连进去,司马氏便以“乱群惑众”的罪名将他杀害。嵇康尽管为司马氏所不容,但他的人格魅力却引起了众多士人的崇敬。在临刑之前,京师三千太学生曾上书为之请命。但这却反加速了他的悲剧结局,因为司马氏之杀嵇康,实际包含着打击名士,给予警告的意味,嵇康在不自觉中成了当时名士们对于司马氏势力不满情绪的代表,因而他也就为当时士人悲剧的典型。
阮籍与嵇康在个性与处理态度上的不同,也影响了他们作品面貌的不同。
阮籍的代表作品是《咏怀诗》八十二首,如果说阮籍的一生是苦闷的一生,那么他这八十二首《咏怀诗》就是他苦闷的象征。阮籍的苦闷在作品中的表现之一,便是他对人生的感慨,他感慨时光的飞逝,人生的短促,以及无法挽回这短促生命的深深的忧伤。其次则表现为对世俗礼法之士的厌恶,这与他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态度有关。其三则表现为对理想的人生境界的追求,这实际上是他在现实中苦闷而不可解脱的另种表现形式,即通过幻想的境界来摆脱世俗的污浊。
嵇康的诗歌与阮籍不同。嵇康在生活上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意义在于他把庄子理想的人格境界从哲学境界变为诗的境界。庄子的坐忘,在他诗中成为一种优游容与的诗歌境界,其《赠秀才入军》十八首其十四中“手挥五弦,目送归鸿。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即是这种境界的典型。
在艺术上,阮籍将集《诗经》《楚辞》与汉魏诗的比兴集大成,以多种比兴构成完整意境。他的比兴是将象征手法和寓意的不确定性结合,从而形成了“厥旨渊放,归趣难求”的特点。嵇康则由于其个性刚烈,诗风以峻切为特征。在体裁上,阮诗以五言诗的创作卓然名家,而嵇诗则以四言诗成就最为突出。
阮籍与嵇康的散文都有突出的成就,为魏晋散文的代表。阮的散文代表作为《大人先生传》,嵇的散文代表作为《与山巨源绝交书》、《声无哀乐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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