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和战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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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时期又称春秋(前770年-前476年),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全国性大分裂形成的时期。史家一般以“三家分晋”作为春秋时代的结束和战国时代的开始。
公元前七七零年平王东迁,建立了东周王朝。但此时周已衰弱到了极点,统治范围方圆不足六百里,各诸侯国纷纷割据称雄,不再朝见周王,其统率诸侯的权利也是名存实亡。此间,全国共分为一百四十多个大小诸侯国,而其中以楚国、齐国、晋国、吴国、越国、秦国为大.
春秋时期,各个诸侯国纷纷兼并其他小国,其中以楚、齐等大国甚之。到春秋末年,大部分中小国家以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秦、楚、燕、韩、赵、魏、齐七国统治的的时代。至此,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便告一段落,随之而来的是另一个割据时代——战国。
由周文王和周武王父子两代建立起来的周朝,前后延续了800多年,其中又可以由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导致国度镐京被犬戎占领,其子周平王继位后不得不向东迁都洛阳,分为西周和东周两部分。东周则又可以进一步分为春秋和战国前后相接的两个部分。关于春秋和战国的划分,有几种不同说法,但总的来说大同小异。概而言之,无论是春秋还是战国,都是以力量说话的时代。那么为什么还要将其区分为春秋和战国呢?这个区分的标准又是什么呢?关于这个问题,可能有多种不同的见解,我个人认为,如果深入到具体现实之中,那么这个区分真的并不十分明显。但是如果脱离开具体的事务,宏观的看的话,那么这个区分还是比较明显的。这个标准就是对,隐藏于西周构建起来的礼法制度背后的,或者说作为西周所构建的`礼法制度的基础的,又或者说是作为自上古传承而来的德治思想的精髓的——仁义道德的认同与尊重的程度。
笼统的说,面对仁义道德,西周时代是遵而行之,春秋最然已经不能遵而行之了,但终究还是言而顾之的,到了战国时代则是舍而弃之了。当然,既不能说西周时期的人先天高尚,更不能说,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变得日益邪恶。这背后是更加深刻的社会与文化的演进过程。只是在这里,我们不能做更大范围的展开,单就其表现而言,则是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的竞争模式,主要是以争霸为主;战国时期则是争雄为主。l “霸”是伯的通假字,伯是一方诸侯首领的意思,因此争霸虽然有征伐,有兼并,但总的来说,还是以维持秩序,促成稳定为主要目的的。所以,争霸仍旧需要讲求道理,仍旧需要以仁义道德为终极依据。l “雄”是与雌相对的一个名词,在一个高度成熟的父系氏族社会中,雄的概念中,就隐含着对雌的征服与占有。所以,称雄带有明显的排他性。换言之,争雄的结果,必然是以兼并为手段和过程,最终走向一统。
在这个过程之中,在生死存亡的压迫之下,人们显然难以顾及道义。作为它的结果,新的统一的缔造者,当然也就具备了制定新规则的权利,所以也不必受旧规则的牵制。简而言之,称霸用的还是旧规则,争雄则是奔向新规则。所以称霸对原有的道德标准,还要言而顾之的,争雄者则可以更退一步,但是争霸者也不过是言而顾之而已。对此,生活在战国初期的孟子有着非常清晰的认识。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在孟子的时代,所谓春秋五霸,已经成为历史,但是仍旧对现实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因此是上至君王,下至学者都喜欢讨论,或者说需要讨论的话题。孟子也不能例外。但是,孟子一句 “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就把王者和霸者的本质的区分开来了,尤其是将所谓的五霸的行为方式揭示的淋漓尽致。如果,借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虽然都是以力服人者,但是称霸者还会关注到需要假借仁义之名,争雄者则连这一层也省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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