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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育儿经

时间:2023-04-18 12:41:55 秀雯 国学常识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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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育儿经

  说到教子能人,大家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曾国藩吧!毕竟《曾国藩家书》世所闻名,而曾家子嗣也的确个个成才。下面小编为您带来梁启超的育儿经!

  梁启超的几个子女,都长大成人,成为国之栋梁。长子梁思成、次子梁思永、五子梁启礼三人均为中国院士,三子梁思忠是国民党高级军官,毕业于西点军校。四子是著名的经济学研究家,毕业于南开大学。长女梁思顺为诗词研究专家,次女梁思庄为著名图书馆学家,三女梁思懿为社会活动家,四女梁思宁是新四军早期革命者。

  梁家子女个个成才,虽然说有基因遗传的关系,却也绝不能离开梁启超的悉心教导和用心培育。

  梁启超将自己与子女放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以朋友的角度与他们交谈,并且毫不吝啬的展现自己对他们的爱。

  梁启超因为现实原因,总是在外漂泊,无法陪伴在他们的身边。但是无论在忙,他总会给自己的子女写去书信。而在信中,他就像朋友一样,并不督促孩子们的学业,反而是向他们分享自己。最有趣的是,梁启超所写大多都是他的平日生活,有时候一份信写下来,好似一封流水账。他们交流的范围也并不限制,文学、历史,家常,人生无所不谈。

  梁启超并不吝啬自己的关爱,在家书中他称呼自己的孩子,多是大宝贝思顺、小宝贝庄庄、老beby达达忠忠等,发自内心的亲昵。他说: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感情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你们无论功课若何忙迫,最少隔个把月总要来一封信,便几个字报报平安也好。这倒像是可怜兮兮向子女讨关爱之人,十分可爱。

  在学习上,梁启超并不在乎孩子们是否有过高的文凭,而是看能否掌握基础知识。他言:未能立进大学,这有什么要紧,求学问不是求文凭,总要把墙基越筑得厚越好。

  另外就是,在学习方面,他虽然会给出一定的建议,却绝不会要求自己的子女也这样做。比如在梁思庄选专业的时候,梁启超就来信言: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我所推荐的学科未必合你的式,你应该自己体察做主,不必泥定爹爹的话。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理解自己的父亲,愿意站在他们的世界中却看待问题的父亲,一位亦师亦友的父亲,梁氏子女才能茁壮成长为国家不可或缺的人才。

  梁启超学问不错,民间流传的与梁启超有关的故事中,他与张之洞的问对最是有趣,也最能体现他的机智才敏。

  梁启超后来执意改良思想,对当时的两广总督抱有期望,于是便前去拜访,希望能与他探讨一二。张之洞接到梁启超的拜帖,眼见上署愚弟梁启超顿首有些不大高兴,于是可以刁难。

  张之洞言:一品衣,抱九仙骨,狂生无礼称愚弟。这上联高傲无礼,且拒人于千里之外梁启超接到上联,便知道张之洞有意考校,于是慨然应对:行千里路,读万卷书,侠士有志傲王侯。张之洞看到下帘之后,亲自出门相迎,表示了对梁启超才华的欣赏。

  张之洞任湖广总督的时候,梁启超再次前往拜访。张之洞又出上联:四水江第一,四时夏第二,先生居江夏,谁是第一,谁是第二?此帘包含江、河、淮、济四水,又包含春、夏、秋、冬四季,算是一个比较有难度的对子。

  梁启超听后却只略加思索,便对出:三教儒在先,三才人在后,小子本儒人,何敢在先,何敢在后引得张之洞发出感叹:此书生真乃天下奇才也!

  拓展:梁启超的相关内容

  梁启超是哪个朝代的

  清代

  梁启超的政治主张

  改良思想

  梁启超一生致力于中国社会的改造,为了民族强盛和国家繁荣,竭力呐喊,四处奔走,付出了几乎全部的心血。然而他的政治主张却又因时而异,不断变化,前后矛盾,以致难以令人信服。在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随康有为亦步亦趋,无论办报或教学,都注意并且用力阐述康有为的改良思想和变法理论。他以公羊三世说和西方进化论为依据,鼓吹变法,讲求维新,宣传西方科学文化,充分显露了年轻爱国志士的朝气和锐气。戊戌变法的失败,使梁启超一度认识到要救中国,必须进行一次“破坏”:“历观近世各国之兴,未有不先以破坏时代者。此一定之阶级,无可逃避者也。有所顾恋,有所爱惜,终不能成。”但是这种居于改良和革命之间的摇摆,在梁启超的身上并没有持续多久,他仍然和康有为一道,鼓吹改良,主张“斥后保皇”。

  当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论战展开之后,梁启超又改变旧说,转而提倡实行“开明专制”,试图与“革命”理论相对抗。使梁启超难堪的是,正当他还在口干舌焦地鼓吹开明专制,反对实行宪制的时候,清廷却正式宣布要“预备仿行宪政”了。以后,梁启超又高唱宪政,在立宪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随着武昌起义的爆发,统治中国近270年的清皇朝已经行将就木,眼看革命派就要取得政权,共和之制势在必行,梁启超再一次改变了以前的政治主张,提出了“虚君共和”的口号。直到民国之后,这种多变的特征,在梁启超的政治生涯中依然时有反映,从拥袁到反袁,从护国到拥段。一变再变,终于技穷。

  复归传统

  民国七年(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梁启超与蒋百里、张君劢等人前往欧洲。经过一年多的实地考察,使他了解到了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许多严重社会问题。他所崇仰的西方社会,他所宣扬的西方文明,原来也充满了弊端和罪恶。梁启超认识到:“自从机器发明、工业革命以还,生计组织起一大变动,从新生出个富族阶级来。科学愈昌,工厂愈多,社会偏枯亦愈甚。富者益富,贫者益贫,物价一日一日腾贵,生活一日一日困难。”“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他由此认为西洋文明已经破产,拯救世界还要依靠东方“固有文明”,主张极力发扬传统文化。梁启超从一个旧世界的批判者,成为一个旧传统的提倡者,这种变化,不仅反映了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满和失望,以及对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忌恨与反对,而且也有力地说明,在近代中国,找不到出路的改良主义者,在时代浪潮的冲击和对社会现实的迷惘中,只能回转身来向中国传统文化复归,甚至把倒退看做是出路。

  赋税思想

  梁启超主张赋税的征收必须以便民为原则,实行轻税、平税政策,而反对与民争利的“固民所急而税”的传统观点。指出“西人于民生日用必要之物,必豁免其税以便民。中国则乘民之急而重征之,如盐政之类是也。亦有西人良法美意,为便民而起,而中国视为助帑之计,行之而骚扰滋甚者,如今之邮政之类是也。”他提出应仿效英国实行平税政策,便民利民而后求富强。这是一种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财政税收放在其基础之上的观点,对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梁启超认为公债也是一种赋税,所不同的是“租税直接以赋之于现在,而公债则间接及赋之于将来”,“不过将吾辈今日应负之义务,而析一部分以遗诸子孙云尔”。但他承认公债对经济建设具有积极意义,“租税尽其力于一时,公债将纤其力于多次”,因此他认为公债虽然增加了后代的负担,但也有利于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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