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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书籍是如何刊印的
书籍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可谓是十分常见了，那你想了解一下古人的书籍是怎么来的吗？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是古代书籍是如何刊印的，仅供参考，一起来了解一下!
介绍
古代的刻书系统将书籍刻印分为官刻、私刻、坊刻。这一理论始自叶德辉的《书林清话》。官刻包括中央与地方官府刻书，私刻一般指官员、士人、乡绅等个人刻书以及寺院、道观、家族祠堂等刻书(也有将寺院刻书另分一类的)，坊刻指书铺商人刻书。三者之中，除坊刻以赢利为目的以外，其他两者都不以赢利为目的，或者只求保本微利。
3个刊印方法
(一) 官刻
由国家机构出资或主持的图书刻印活动。
官刻开始于五代冯道刻印《九经》，此举使雕版印刷从民间行为上升为中央政府倡导之事。历经后唐、后晋、后汉至后周广顺年间总计22年时间，完成刻印。
《九经》的校刻，是在国子监完成，并由国子监主持，书版也收藏在国子监，所以历史上称为“五代监本”《九经》。
此书的刊刻，开启了儒家经典大规模刊刻的先河，也标志着印刷术从民间走入官府。
宋明两代都是国子监刻书的兴盛时期。宋代国子监刻书内容范围很广，遍及经史子集四部，刻书的数量也很大，是当时中央政府的主要刻书机构。明代国子监分为南(南京)、北(北京)两监，南监多在前人遗留下来的宋、元两代版片的基础上进行整理、修补、刷印图书，以“十七史”最为著名。北监则以翻刻南监本为主，如《十三经注疏》等。
元代和清代的国子监则很少刻书。
历代朝廷刻书的专门机构，除上面说到的国子监外，元代有兴文署、明有司礼监，清有武英殿等等。此外朝廷各部门也都可以刻印与自己业务有关的书，如刑部刻律法，太医局刻医书。
由于财力雄厚，历代官刻本书籍一般品相比较考究，具有字大行疏，开本阔大，纸墨精良，装潢铺陈等特点。许多大部头的图书，也是在官府雄厚财力的支持下才得以刊印，如宋代编纂刻印的《大藏经》《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等，都是鸿篇巨制，非以政府之力无法完成。
在内容取向上，官刻多以正经正史为载体，在校勘质量，不同历史时期与不同刻印机构往往有很大不同。以国子监刻书为例，五代两宋时期的监本，底本优良，校勘精湛，士人奉之为圭臬，而明代的监本多用前代旧版，字迹不免模糊，故质量不高，南监印书有“大花脸本”之称，北监本错谬更多。再如明代的经厂刻书，多出自太监之手，校勘不精，素为后人诟病，但明代的藩府刻书，则在藏书家中享有口碑，人称“藩刻本”。
(二) 私刻
私刻中最多的是家刻，所以私刻也往往泛称“家刻”。这些书籍的牌记多刊自家堂号、宅名或书斋名等。私刻的出版主体多是士人学者，刻书多以学问崇尚，文化推广、知识传播为目的，注重青史留名，并不以赢利为动机，所以重视质量，校刻精审。
私人私宅刻书，唐五代时已发其端，五代毋昭裔所刻印的《文选》《初学记》等都是五代私宅刻书的实例。
官刻之书，素以经史闻名，然而私家出版的经史，精品也不少，如宋王善夫家塾本《史记集解》，明毛晋汲古阁本《十三经》《十七史》等。
到北宋开始，私家纷纷出资刊印前代名人集，如北宋穆修首次刊印韩愈、柳宗元的全集等。到明清时期，全国私刻大盛，江苏常熟汲古阁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明清私家出版的书籍品种数量，总的看已远远超过官刻。官刻不重视子部与集部之书，大都经明清学者重新校勘整理或作注释之后，再由私家刊刻，传承至今。
利用自己丰富的藏书编印大部头丛书，是明清私家出版的另一特点。丛书始于宋代，最早的是宋俞辑《儒学警悟》。明代有《唐宋丛书》《格致丛书》等。清代丛书极盛，特色鲜明，文化积累价值很高。著名的有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黎庶昌《古逸丛书》，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等。
重视书籍的文化价值，是私家出版的传统。热衷于私家记的人，比如黄丕烈，一生热爱藏书，又一生刻书，是版本学桌然名家，再比如阮元，一生从事经学教育与经学出版，是清代著名的经学家。私家出版人中，很少有专业丛事出版的，大都像阮元，黄丕烈那样，以学者、藏书家的身份兼事出版，他们有强烈的文化传播意识，他们文化水平高，熟悉学术发展状况，也熟悉学术界读者需求，所以刻书的选题有针对性，常能把握别人尚未发现的文化价值。他们深知校勘之理，或亲自校勘，或延聘专家代劳，因而质量较有保证，所刻之书，为当时及后人所重。
但士大夫兼做刻书之事，并非以此为生，只是因为成本太大，不售卖无以为继，但售卖又往往不懂经商之道。因此罕见从中致富之人，而将家产赔了进去，又乐此不疲的，总是屡见不鲜。实际上中国士大夫一向轻视经商，士人刻书不谙商业经营之道，观念上又以利润最大化为可耻。从现代出版观念考察，这正是私家出版的致命弱点。
(三) 坊刻
坊刻的出版主体是书商。我国早期印刷品多为坊刻本。在唐代，除寺院刻经之外，大部分是民间坊刻。刻印的图书中佛经最多，历书、字书、韵书、占梦、相宅等民间用书次之。
据《东京梦华录》记载，产时开封大相国寺附近已经成为书铺集中之地。古代书铺有两种：一是只售书，不刻书：一类是既售书，又刻书。南宋时的杭州，刻铺林立，如孙起父子的“书籍铺”既刻书，又售书，还编书。福建建阳的崇化、麻沙两镇的书坊，自宋至明数百年不衰，所刻书人称“建本”或“麻沙本”。自宋开始，全国出版许多出版中心，如宋有杭州、成都、建阳、平阳，元代有杭州、建阳、明有南京，苏杭等。这些地方之所以成为出版中心都是因为坊刻兴旺。南宋时期我国形成三大坊刻雕版中心，两渐坊刻(集中在杭州和金华)，福建坊刻(建阳)蜀中坊刻(成都和眉山)。
坊刻传播大众文化的功绩最大，小说戏曲自宋至明多是坊间先刊行的。
出版商采用新技术的积极性，远比官刻为高，中国历史上出现在以坊刻为代表的民间出版活动中，如雕版书籍中象鼻书耳的运用。
印刷术与民间藏书相辅相成，没有印刷术的发明和普及，藏书不可能产生，而正是因为藏书的发展，印刷术便也因人们的喜好而有了自己的方向。知识阶层在中国古代一直是具有确定文化走向的能力，知识阶层对于书的需要，直接影响了中国历朝历代的印刷业的发展。前面的列举可以看出，以藏书来说，雕版印刷的书籍，占的额数大，品类也多，而活字印刷的书籍，除了皇家印刷的“聚珍版”之外，很少为人所青睐。说明这个问题，还得回过头来说藏书，古籍善本中的“王者”，毋庸置疑就是宋版书了。宋朝民间社会极为繁荣，统治者又极为善待文人，文人的地位空前绝后，这两点导致宋朝印刷业的繁荣，宋朝书无论官刻、私刻还是坊刻的图书，都十分讲究。从质量上讲，官刻之书把关较严，尤其是国子监所雕之书，从对原书的校勘到付之雕版要经过3道手续，所以差错较少。私刻之书注意精美。而坊刻书，因其书贾追求销售，质量较差。但其雕版速度快、种类多因而销量大。
各朝代的刊印方式
隋唐五代印刷
隋唐五代历三百七十九年(公元581-960)，是雕版印刷的早期阶段。从出土文物和文献记载来看，唐代的雕版印刷品主要是一些读物、日常和宗教用品，如佛经、佛像、历书、语言文字工具书以及票据等。除了纯文字的读物外，还有图文并茂的插图本。这些印刷品在当时的社会有很大需求量。
在唐代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五代十国(10世纪)印刷，出现了新的突破。由政府刊刻的儒家《九经》是印刷业的一个创举。因为印刷的范围从此大大拓宽，更进一步被用于刊印圣贤之书。雕版印刷的普及，更为两宋的印刷黄金时代奠下了基础。
宋元印刷
两宋时期，雕版印刷技术更趋成熟，北宋时发明了活字印刷技术；元朝时王祯完善活字印刷，制造了转轮贮字盘，加快了捡字速度。除了有单色印刷外，更有复色印刷，在印刷品装订与装帧方面也有新的突破。
宋朝印刷品内容扩及儒、释、道及诸子百家所有领域，举凡文史、哲学、地理、诗文、小说、戏剧、星象及音乐之类的刊本，应有尽有。特别是出版了更多的科技和医学著作。除了书籍和版画的印刷以外、还有纸币的印刷和发行。
宋元以来出版中心散及全国四面八方，印刷用纸质量和品种超过以往历代，形成官刻、坊刻及私刻的印刷网络。由于印刷术的普及和进步，使这一时期的印刷品趋于完美，成为后世典范，为明清两代的发展奠下了基础。
辽代印刷(公元907-1125年)
契丹族建立的辽国，于公元十世纪达到鼎 盛。他们重视佛教，大量吸收中原文化，除大 量印刷佛经外，也印刷儒家经典、各类史书、 诗集及各种工具书。
辽代印刷业最发达的是燕京(北京)、范阳 (涿洲)以及河北、山西北部一带。在当时的燕 京，已有多间民间作坊，说明当时北京的印刷 已经十分兴盛。辽代的大型印刷品为《契丹藏》 (《辽藏》)卷轴装，约五千余卷。
在山西应县木塔中，还发现几件印刷敷彩 佛画，为印刷黑白底纹后，再用手工涂彩而成。
金代印刷(公元1115-1234年)
北宋徽宗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金世祖完颜旻称帝，正式成立大金国，天会三年(公元1125年)灭辽，天会四年占领开封，形成南宋和金朝长期对峙的局面，并且设北京为中都，成为当时的政冶中心。
金代对印刷十分重视，设国子监，主管书籍的印刷。据载，金国子监所印的书有六经、《十七史》等书三十余种。
金民间印刷业，遍及今河南、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等北方广泛地区，尤以平阳一带最为兴盛。
平阳(今山西临汾)及其附近分布了较多的印刷作坊，数量及质量可与建阳相比。黑水城出土的《四美人图》即来自平阳著名印刷作坊姬家。平阳民间印刷的《金藏》，工程巨大，历三十多年才刻印完成，现存约四千多卷。这证明当时平阳一带集中了一批精良的刻版工匠。
《大藏经》
女真族与汉族、契丹族一样信奉佛教，各地寺院藏有印本佛经图，有的寺院自行筹资印经。最著名的是公元1148至1173年在河东天宁寺(今山西运城西南)所刻印的金版《大藏经》，收佛典6900余卷，作卷轴装。公元1933年此金版藏经于山西赵城广胜寺被发现，又称《赵城藏》。
西夏印刷(公元1032-1227年)
以党项族为主体建立的西夏，居今宁夏一带。他们信奉佛教，除使用自己的文字外，也使用汉字。
西夏建国以后，开始刻印书藉，而且印量很大。政府机构中，设有纸工院和刻印司等，可见西夏政府很重视印刷。
西夏印刷品中佛经数量最大，非宗教著作中有字书、儒家典藉、历史书、政治书、兵书和历书等，有西夏文，也有汉文。既有木刻本，还有十二至十三世纪的木活字本和泥活字本，如宁夏发现的西夏文木活字本《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和甘肃武威出土的西夏文泥活字本《维摩诘所说经》。
明清印刷
明清两代的印刷，不但在数量、题材及产地分布上超过前代，而且印刷品的艺术性也非前代可比，在技术方面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明清期间的木雕版印刷技术更趋成熟，插图本着作骤增，由于多色套印的发展，使整幅美术作品能用印刷形式表现出来。历史上的泥活字和金属活字得到全面复兴，出现了用木活字和铜活字大规模印刷的高潮。
明清时形成横平竖直、横轻竖重的方形标准印刷字体，是印刷术进步的标志。书籍装订方面，包背装和线装成为主流。历史上没有任何朝代像明清时那样出版题材广泛的通俗读物，尢其是插图本戏曲、小说、画册。此外，经史子集、释道、科学技术、地方志、谱牒、丛书、类书、西洋著作及各种用少数民族文字
编成的作品，甚至天主教读物，都无所不包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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