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学说在二十世纪已经名存实亡
导语：儒家思想在汉朝发展到极端，接下来在每一个朝代都与不同的思想有所融合，直到二十世纪，儒家学说已经处于一种很尴尬的位置，为什么这么说呢?
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在风雨飘摇的二十世纪中一直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在一波波反传统风潮的冲击之下，儒学沦为地地道道的游魂……自清政府于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之后，在中国历史绝大部分时期里作为官方主要意识形态的儒学就失去了其在古代社会、特别是知识分子心中的一统地位;不仅如此，在民族危难面前，儒学成了中国近代社会积贫积弱、被动挨打的罪魁祸首，在一股股激烈地反传统以自存运动中成为首当其冲的对象。这样，儒学就一步步地退出了知识分子思想的领域及民众日常伦理的视线;甚而沦为只是大学学院科系门类之一种——恰如汉学家列文森所言，儒学的“现代化命运”乃是降解为“历史博物馆”中陈列的“文物”。
当我们再次回顾1923年2月到1924年底那场持续近两年的“科玄论战”的情形的时候，我们看到，在以科学自居的新思潮——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实证主义步步紧逼的批挞之下，儒学几乎处于毫无招架的地步。特别是当“科学论者”将当时中国种种时难的因由归之于儒学濡滞的后果时，在“玄学鬼”的高帽之下，儒学在这场以“学术”为名的论争中被拉扯得筋疲力尽，无力动弹。这是继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以来，知识界在学理上对儒学最为彻底的一次清算。
这里，我们能深深感到在民族生存性危难的重压面前，儒学开始失语了。但，这却并非终结。在持续的反传统的运动之中，儒家文化的'更大尴尬乃是在民间基层社会结构中被大规模清除。
我们还记得，在我们父辈童年的那个时代，基于一种族群性对“旧”的“怨恨心理”，“破四旧”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儒教中国在漫长的文化积淀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文物被大量破坏，儒家各种基层社会组织被非常迅速地瓦解，甚至儒家历来所注重的人伦情感也被否弃——包括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亲情。
然而不可忽视的是，持久性的反儒学运动并未将所有儒家知识分子击垮，我们的文化中依然存在一条持续不断的现代儒学传承之线。新中国成立之后，这股精神传承之线远离故土，流亡海外，成为真正的游魂。现在已蔚成规模的现代新儒家就是儒家精神之统在现代社会最为显著的代表。不过我认为，最能体现儒学命定般游魂特征的却是一代史学名家钱穆。
招魂的“使命”
余英时在纪念乃师的文章中说钱穆先生——“一生为故国招魂”。
1926年，在顾颉刚的推荐下钱穆发表了《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此文以扎实的考据功夫令人信服地证明先秦儒学经典并非伪造。这位不知名的书生以此矫正了自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以来过度泛滥的“疑古”倾向，从而回转了在相当长时期内中古史研究“无本可据”的严重后果。钱穆这个一无学历，二无师承的乡村教师开始为主流知识界所知晓。
身处动荡时代，钱穆在他一生中不断地经历着——各种文化筑精神性事件：新文化运动;我们已提及的“科玄论战”;王国维的文化殉情;抗日战争(在其涉及民族精神性的层面上实属文化筑精神性事件)等等。在一个对儒学有着深切感情、热心关注儒学命运之人的内心深处，每一次文化筑精神性事件都是一次剧烈的灵魂撕扯。接连经历如此种种灵魂撕扯，钱穆先生就此沉潜到浩如烟海的古史旧籍之中，孜孜探寻“旧儒学之真精神”!
别以为钻入故纸堆就没了真关怀，就被划界在某块既定的“园地”之中了!
抗日战争期间，面对深重的民族危机，钱穆手书厚厚两册《国史大纲》，寻找中国不灭的历史证据。序言中激昂慷慨的陈词如今读来依然感人至深，其中一些段落不少民族志士都能口诵……在漫长的海外流亡生涯中，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失根，虽然仅只一介书生的钱穆自觉地担负起“为故国招魂”的使命。钱穆凭着对儒学的一股热情，在香港草创新亚书院。书院创办之初条件非常艰苦——校舍十分简陋，学校没有图书馆，长桌占满了学校的办公室，招生人数也不多，仅五十余人(一说十余人)。以传统儒者的坚毅，凭着对儒家精神的坚定信心及中国文化的深厚感情，钱穆和少数同道人在一隅贫瘠之地默默地坚守着。
而正是这一隅贫瘠之地，日后却发展为“旧儒学之真精神”的一块圣地。在浩浩荡荡的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中，新亚书院成为在世界各地到处游荡的现代儒者的精神故园。
这可不是一种固步自封的文化移民心态!面对钱穆一生苦苦持守的“招魂”使命，面对他对儒学坚毅不变的信念，宋儒念兹在兹的信条又一次在我们耳边响起：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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