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老子的境界区别在哪

时间：2021-11-11 15:08:53 国学常识我要投稿

孔子与老子的境界区别在哪

　　导语：孔子与老子都是中国古老文化的传承者，他们的思想对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和历史发展都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巨大影响，而他们又是同时代的人，孔子问礼于老子的故事至今仍被广为流传。然而大家更关心这样一个问题——老子与孔子的境界区别在哪里？

孔子与老子的境界区别在哪

　　一、山高水长——孔子与老子的共同之处

　　作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先哲，老子和孔子的人格魅力和思想观点对人类社会发展都具有意义深远的广泛影响，所谓山高水长，其名不朽。就传世的经典来看，二人其实有很多共同之处，简列于下：

　　其一，都是有大胸怀大智慧的人，都努力于道而不拘一端。故老子说：“吾道大似不肖，若肖，其细也夫”，而孔子则说“君子不器”。

　　其二，都是心怀天下的人，都以天下为已任，都对人和社会的动变规律作过深刻的阐述和分析，不论其出发点和解决方式有什么不同，但殊途同归，那就是主张“和”——和谐相处之道。故老子云“和其光，同其尘”，孔子则云“和而不同”。

　　其三，都对时间有很深的觉悟，对时间规律作过探讨。老子云：“天长地久”、“动善时”、“道乃久”、“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道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不道早已”、“有国之母，可以长久”；而孔子也有诸说云：“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使民以时”、“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朝闻道，夕死可矣”、“不时，不食”、“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日月逝矣吾何之”、“日月逝矣，岁不与我”。

　　其四，都讲求诚信，主张实事求是而为，反对虚伪不实。老子云：“用兵有言，吾不敢为客而为主”、“为无为则无不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孔子也有言：“诚哉是言也”、“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克己复礼”、“义以为上，义以为质”。

　　其五，都以为，当人违背了道、德规律时，就一定会遭到失败并承受惩罚。老子云：“为者败之，执者失之”、“身殃”、“不道早已”；而孔子云：“获罪于天，不可祷也”。

　　其六，都有先人后己的奉献精神。老子云：“外其身而身存，后其身而身先。”、“不敢为天下先”；孔子则云：“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其七，都很注重节俭，反对奢侈祸乱。老子云：“吾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而孔子也以为：“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固孙也，宁固”。

　　其八，都反对盲动妄为。老子云：“勇于敢则杀”；孔子则云：“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铰”。

　　其九，都以为人应顺天应时，不可恃己妄为。老子云：“君子得时则驾，不得时则蓬累而行”；孔子云“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其十，都认为人的觉悟有迟有速，人的认识有深有浅，人的思想境界是存在差别的。老子云：“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闻道”；而孔子亦云：“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又云：“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知之者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唯上知与下愚不移也”。

　　二、似是而非——孔子与老子的疑似共同之处

　　从一些传世经典的记载来看，孔子与老子思想言行似乎还有很多共同之处，但若是细加分析，却发现他们的理论观点和知行始点有根本的不同，今一一列举如下：

　　其一，孔子与老子的理想社会模式貌似相同，但其理论本质决然不同。关于老子的理想社会模式，见《道德经》第八十章小国寡民）。而孔子的理想社会，在《论语·先进》中记载有曾点对他理想社会情境的描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当时孔子脱口赞道：“吾与点也。”——孔子为什么认同曾点的理想社会模式呢？因为那就是孔子心目中的大同治世情境！其时天下太平，人民各安其业，君子无事无所事，社会物质极度丰富，社会道德高度普及，那些心忧天下的君子们至此可以完全放心了，于是都尽情游乐，自由自在地享受生活。

　　孔子对于“无为而治的”大同治世是极其向往的，他以为那是一种已经消失了的遥不可及的理想境界。在《论语·卫灵公》中他羡慕大舜说道：“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看到这里，大家或许以为，他的理想社会模式与老子的无为治世是一样的，其实不然。首先是前提不同。老子以为，人类达到理想社会的前提是人人自由自在而不再被人为地分别、区划，人人平等，互不干涉，没有阶级，没有压迫和剥削，王者是为人服务的，其道像水，总是处在人民之下；而孔子以为，人类达到理想社会的前提是“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论语·里仁》），是“去恶殆尽”的纯粹社会。

　　在那个社会里人虽然有阶级划分，但在上的仁义，在下的自甘于下而不反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安其分、各认其命。在上以治人为美，在下以忠于人为美，王者高高至上，位于人民的头顶，有无上的地位和权威，民在下不可犯王，并甘心做奴，努力为忠，希图侥幸以获得王者的恩赐。其次，达到理想社会模式的方法步骤也不同。孔子“去恶”的办法不像老子的“常善救人，不善弃人”，也不是“人之不善，何弃之有”，更不是能“处众人之所恶”、“受国之垢”，而是主张“攻其恶”（《论语·颜渊》）、“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进且又云“举直错诸枉则民服”（《论语·为政》）——因为孔子对于恶深恶痛绝，“见人之不善如探汤”、“恶紫之夺朱也”（《论语·卫灵公》）。

　　对此，孔子是绝不能容忍的，故说“道不同，不相为谋”、‘众恶之必察焉”，必除之而后快。孔子除恶有两种办法，一是行使教化化恶为善，一是像杀少正卯一样杀而绝之。如此行文用武，把天下的“不仁不善”、“恶”都去净了，世界也就太平了，只剩下了一类被标榜为‘仁善’君子的纯粹的人，这些人按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的等级社会模式和谐相处，劳心者“好礼”、“富而无骄”（《论语·学而》），治人以“仁”，所谓“为政以德，比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学而》）。劳力者自甘认命，‘君子固穷’（《论语·卫妖精公》），自甘“贫而乐”受制于人而且不反抗，自甘“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论语·学而》），奴颜卑骨地忠奉统治阶级，“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孝经·事君》），做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孝经·卿大夫》），绝不“犯上”、“作乱”，这样社会就稳固了，世界就太平了。

　　其实，用辩证法的观点来看孔子这套理论，他的大同理想社会模式是建立在天下人各安天命、各安其分的一成不变的绝对环境基础上的，是违背自然规律的一种理想假设状态，是王者永远为王者、下民永远为下民……王者永远绝对控制下民、下民永远甘心为下民的一种空想，是不可能实现的。现在更多的学者以为这不过是孔子为了说服王者以获得施政权力的一种说辞。

　　其二，在世人眼中孔子和老子都是以有道德的仁者形象而被称为圣人的，但其对“道、德、仁”的定义却绝不相同。老子的道德是无限广大而无不周被的、普及于一切而没有限定标准的，它大象无形、境界包容，故而云“道大”、“可道，非常道”、“道大似不肖”、“道隐无名”、“明道若昧”、“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上仁为之而无以为”……老子慈济利生，“常善救人，不善弃人”，在他的境界里没有因为人为的分别区划而被抛弃的人，甚至于对反逆他、怨恨他的人，老子也不放弃，提出了“报怨以德”。

　　而孔子呢，他的道德仁义正是老子所谓“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那是有取舍、有限制、有标准的道德仁义，其概念和内涵非常具体形象，可方可圆，可规可矩，可道可说，可访可学，可依可恃。故而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然后孔子以他的“仁”为尺度和标准去衡量人的长短、分别人的善恶，继而裁定其人是君子还是小人，是有道还是无道，是可取还是该舍。甚至于连“儒”他也分为“君子儒”和“小人儒”（《论语·雍也》），即便已经成了君子，也有“得仁”与“不得仁”之分……“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因而所谓“唯仁，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

　　然后再根据这些裁判来决定对其人的态度，“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论语·季氏》），认为应该“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善者好之，不善者恶之”（《论语·子路》）。对于不善应以教化为主，“有不善，则以忠化之”。对于“德不修……不着不能改”，孔子又是深深担忧的，他说：“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论语·子路》）。孔子是绝对不容忍不仁之人的，“是可忍孰不可忍也”，愤然作色道：“人而不仁，如礼何？如乐何？”（《论语·八佾》），主张“不仁者不可以久处”！对于符合“仁”标准的人少之又少的局面，他发出了“我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的感叹。老子赞美王道有怀柔天下之德，不论垢净善恶皆谦怀纳之，并提出“受国之垢”和“大国者下流”之王天下法；孔子却提出了相反意见——“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

　　孔子崇拜高山，其深心是追求高高在上为人仰止的“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境界和感觉，不是万不得已，不会放弃他志士仁仁的“素王”理念。对于被划作“不善”、“不仁”和“恶”的人，孔子去之是绝不手软的，坚持“报怨以直”。所以一旦孔子获得了君王借给他的权力，对待被他认作小人和政敌的人，他会能说服则说服，不能说服就坚决像杀少正卯一样杀而绝之。而且他不只是杀活着的人，甚至于对死了的历史人物，他也要按照自己的标准“笔则笔之，削则削之”再杀一遍，对他们——进行“善、恶”分明的生杀裁判，进行处心积虑的“口诛笔伐”……孔子的这些极端深心作为和老子的利济慈怀是完全格格不入的。

　　其三，孔子与老子者很喜欢水，都以为水的性质具备道的特点，但二人对水的品德评价和价值取向却存在理解上的截然不同，老子看重的是水的柔弱谦让——道，孔子看重的却是水的不屈不让——术。老子赞美水，主要赞美水的柔弱不争之道，故而云“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经78），又云“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经8）。正因为水的这些柔弱不争的特点，所以才得以能怀纳百川，吞没坚强莫不能胜，“江海……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经66）他还用“川谷之于江海”（经32）来比喻大道，又用水的广泛无涯无边无际“汜兮”（经34）——来形容大道。

　　老子以为水的成功在于它的柔弱、无为、不争而完全顺应自然，其价值就在于其善于谦让、为下，其成功是其顺应自然的必然结果。孔子赞美水，主要是赞美水的不屈不挠，以为水代表攻取胜战的智术，故而云：“智者乐水”。正因如此，孔子见水就喜，大赞不已，常常亟称于水曰：“水哉！水哉！”他认为水是有个性的，既有不怕危难敢于赴险的勇气，也有不屈不挠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精神，更有见恶不让并有与之智斗的战术。《苟子·宥坐》引孔子论水云：“夫水者，启子比德焉，遍予而无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我循其理，似义；浅者流行，深不可测，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绵弱而微达，似察；受恶不让，似包；蒙不清以人，鲜洁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万折必东，似意。是以君子见大水必观也！”在孔子看来，水最终是成功的，水的成功是其奋斗不息的结果，至于它的似德、似仁、似义、似智、似勇、似察、似包容、似善化、似公正、似有度、似有意志，皆不过是水为了达到目的而采取的必要手段——可资之术。

　　其四，孔子和老子都谦虚好学，但二人的学习目的却有根本的不同。老子在乎道，孔子在乎术；老子的学习目的是实现“无不为”，是王道。孔子是为，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有奴性。老子信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孔子”笃信好学，死守善道“（《论语·泰伯》），他刻苦学习，只是为了入仁于人，以便能有资格为王侯所用，从而获得权力，借王侯之权来行使自己的治道，所谓闻其政而求之、得之”（《论语·学而》）、“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论语·宪问》）。

　　然而孔子一生游历诸侯，却没有哪个王侯真正放心把权力借给他，所以孔子很悲哀，不得已才退而著书，教授弟子。但孔子更悲哀的地方还在于他从不把自己不被重用的根本原因归过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统治者的保守思想，而是自始至终对王侯们抱有幻想，甚至可笑地把自己不被重用的原因归罪于自己才能不行，常说：“不患人之不知己，患不知人也”（《论语·学而》）又常说：“不患人之不知己，患其不能也”（《论语·宪问》）、“不患无位，患所以立”（《论语·里仁》）。当孔子见到王侯们用才能不如他的人时，深感痛恨：“恶紫之夺朱也”。

　　最后，孔子周游列国，竟无所遇，对仕途彻底失望了之后，才发出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宪问》）的无奈叹息，并开始根据自己的标准来怀疑和评判博得他们的欢心、侥幸获得他们君授的权力还是作了彻底的研究，提出了“忠、敬”，“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等等很多忠君思想的奴化标准，也就是后人所讥的“外主内奴”之道，而这又几乎是后世统治者之所以推广儒家的.主要原因。千古以来，这也几乎成了进入上流社会必需的面具，因为没有这张虚伪的面具，就无法从王侯手里获得权力，而没有权力，就无法实现自己的个人欲望和追求。于是人人学伪，上下阳奉阴违，王侯以权力诱人，下人以奴性骗得权力，其流毒贻害也久远矣。

　　三、泾渭分明——孔子与老子截然不同

　　关于孔子与老子的处世之道和思想境界的差异之处，历来见于史册的记载可谓多矣，今简列于下：

　　其一，从哲学角度去看，老子已经建立了相当完备的宇宙认知体系，并已经形成了先进辩证法思想和完整的辩证理论系统，而孔子在宇宙论和本体论方面是空白的，在辩证法和辩证思维方面是贫乏和阙如的。在这些根本的哲学领域，老子哲学思维的丰富性与孔子哲学的欠缺性，的确相形悬殊，二者是无从比较的。

　　其二，老子主张按照人的客观自然属性来建立人类社会，孔子主张按照人的主观法定模式来建立人类社会。老子是用客观的平等的眼光看待人、自然和社会事物的，在老子的世界里人类理想社会应是建立在自然无为和人人平等的基础上的，所有的人物都应是自由平等的，都是不被分割、压迫和干涉的，王者的位置在天下人之下，是“以百姓心为心”而为天下人服务的，可比于天下人的公仆，王者“以身为天下”，大公无私，处底不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功成不居，怀柔持弱，不分别取舍人，天下人也淳淳闷闷，不逞已智，各顺其自然性，自主自在，大家和谐共处，安居乐业，各享天年。而在孔子的世界里，人类社会是建立在王者至极的金字塔形阶级制度基础上的，有法可依，有道德标准可用。人被上下善恶分别取舍成若干种，人人不平等；王者和“贤能”治理天下，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王者爱人并制定法律、分别善恶、剖判罪否，众“贤能”忠心不二，仁义礼智信，维护王统，对于合乎其自定标准者，生之纳之，对于不合乎其自定标准者，能教化则教化之、不能教化则除之，杀之，以绝其类；而天下人则人人是顺民，人人认命，自甘固穷，不犯上不作乱，温良恭俭让，都按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和谐相处。王者高高在上，看民如泰山之小天下；天下人层层在下，视王如众星乙拱北辰。孔子以为天不变道亦不变，大家最好各守其分一成不变，设若哪里出了问题，就进行改良，但原则是不能革命，其底线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主子永远是主子，奴才永远是奴才。

　　其三，春秋以前的时代中国无私学，国家的学术传承掌握在王侯贵族们的手中，平常人无由一窥其门径。老子作为为周室守藏之史，代表着当时天下主流学术的最高水平，更是掌握着当时天下古今图版典籍的几乎全部资源。他久隐其中，刻苦钻研，精思广学，故而其知识渊博，学贯古今，是当时古今学术之集大成者。又因为他的特殊身份，只能深居王城天府藏宫，除了成周天子和王室人员，并不是人人可以见到他的，没有王的恩准，一般人甚至于王公贵族、各国诸侯子男、天下士族名流，也绝无可能跟他探讨学术、随他入藏读书。

　　孔子幼年丧父，随母生活，饱经贫贱困苦，并从事过种种贱役，生活极其贫苦且备受歧视。故后来孔子回忆道：“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孔子直到其母死后才知父亲是谁，才把父母合葬在防山。当他知道父亲是谁，曾经穿着素服到鲁国的贵族季氏家赴宴，却被人家无情地拒绝了。因为那时孔子的身份连“士”都不是，故而当时阳货对他说：“季氏享士，非敢享子！”……由孔子的这些经历来看，他连士族都不是，是无法接受到正统教育的。我们可以想象他的学习环境之恶劣，也就理解了为何他直到十五岁才有志于学。

　　但孔子是勤奋的，他最终还是靠他的努力成了鲁国的学者，并且在南宫敬叔的帮助下获得鲁昭公的支持，得以到王城拜访他久已仰慕不已的大学者老子。后来孔子发出了“有教无类”慷慨大志，与他这些经历是分不开的。于是在他晚年，那些天下贫苦贱隶阶层及无资格受到国家教育的人纷纷拜入其门下，于是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孔子也就当之无愧地成了大教育家，开了春秋时代中国私家教育的先河，而他也就成了当时天下非主流文化学者的代表。然他在当时所能接触到的知识资源，无论从其深度广度，却都是无法和老子相提并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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