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温情与敬意的态度对待国史
对待国史，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呢？此文告诉大家：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人占领北平，时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的钱穆，跟随学校辗转大半个中国，迁移到大后方的昆明，任教于新成立的西南联大。一路颠沛流离，满眼生灵涂炭。亡国灭种的危机，使他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担忧。万一中国不幸战败，作为一名学者，有责任让后人知道中国的历史及文明成就，以激励复兴之心。
在这为国人写中国最后一本史书的使命感的激励下，1939年6月，《国史大纲》完稿。
该书以其博大精深的体系、扎实细致的考据和丰富多彩的创见，迅速成为当时中国高校通用的国史讲义，一举奠定了钱穆一代史学大家的地位。
精英主义视角
这部著作以通史眼光，研究中国历代王朝的兴亡，将中国历史分为上古三代、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元明、清代八部分，先略论大概情况，而后分章详论政治制度、人才制度、经济、军事、时代特貌等。“因用大学教科书体例写成，不得不力求简要，仅举大纳，删其琐节。内容于学术思想，政治制度，社会风气，国际形势，兼有顾及，惟但求其通为一体，明其治乱盛衰之所由，闻其一贯相承之为统，以指陈吾国家民族生命精神之所寄。……本书主旨则在发明其相互影响，及先后之演变发展，以作国人如何应付现时代之种种事变作根据之借鉴。”
在这部以政治、思想、经济、军事史为纲的中国通史中，作者的'视角是精英主义的，例如他认为政治得失的最重要因素是士人的是否责任感、能否介入政府组成代表平民的外廷，以与帝王私家的内廷相抗衡;而评判一个社会是否还有希望，能不能抵御诸如外族侵略、自然灾难的破坏，就看其中的精英人物是否虎虎有生气。由此可看出国家危难之际，他把希望寄托在作为抗战中流的精英分子身上。
文化自救思想
钱穆的高足余英时认为，其师治学的“终极关怀”分析到最后，是为了解答心中最放不下的一个大问题，即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和中国的变局，中国的文化传统究竟将何去何从。
钱穆自已也承认：“余自《国史大纲》以前所为，乃属历史性论文，仅为古人伸冤，作不平鸣，如是而已。此后造论著书，多属文化性，提倡复兴中国文化，或作中西文化比较。”他认为文化兴衰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一个朝代要兴旺持久，必须有一种立国的精神，这种精神实际就是儒家传统学术的精神，学术兴则国运兴，学术衰则国亡，“世未有其民族文化尚灿烂光辉，而遽丧其国者;亦未有其民族文化已衰息断绝，而国家之生命就得长存者”。
他强调民族国家的前途不是须待外求，而是“仍将于我先民文化所贻自身内部获得生机”，钱穆后来将之概括为文化自救思想。
温情敬意态度
鸦片战争后，面对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国人的文化自信渐渐减退。正如钱穆所说：“近代的中国人，只因我们一时科学落后，遂误以为中国以往历史上一切文化制度全都落后了。”尤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的狂飙突进中，在“全盘西化”的浪潮中，对待中国历史的态度不免有些偏激，甚至发展成为一种历史虚无主义。
《国史大纲》的卷首近两万字的引论，被陈寅恪誉为是一篇必读的“大文章”。其中钱穆首先对读者提出的就是几条阅读该书的基本信念，至关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求读者要对本国历史持一种“温情与敬意”的态度，而非“对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这不但是作者对读者的期望，也是钱穆为人治学的夫子自况。
在全书出版前，引论先在报纸上发表，一时引起学术界、知识界的极大注意，成为西南联大师生议论的焦点，盛赞者有之，非议者有之。以后全书印行前，又被当时重庆审查机关认为“洪杨之乱”应改为“太平天国”始可通过，后经作者坚持，才得以原样出版。
在《国史大纲》中，钱穆仍以传统社会价值观作为立场，恪守儒家传统的人禽、义利、夷夏之辨，强调传统的价值。他反对近代中国学术界盲目否定传统的态度，反对“中国传统之政治与历史皆专制与黑暗”观点。
崇高学术地位
因此，《国史大纲》成书后，在疑古学说、西化思潮风靡的思想背景下，虽誉满天下，但谤亦随至，在学界引起轩然大波。对此钱穆的回应是：“说到毁誉，不如取王荆公《与杜醇书》一读”。时至今日，依然有人不同意该书的历史观，如黄仁宇就在他的《中国大历史》中批评《国史大纲》的文化决定论;也有人认为该书为传统文化辩护的立场有维护封建势力的嫌疑。但总而言之，《国史大纲》作为一家之言，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却无损于该书崇高的学术地位。若对中国历史有兴趣，这是一本必读的书。
1990年8月30日钱穆逝世，享年95岁。他的学术生涯是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他的80余部著作中，处处都体现了他对中国历史、对传统文化的脉脉温情与深深敬意。著名近代思想史学家刘桂生教授为钱穆挽联：“由诸子入经学转史学据理学兼文学子学达经学明史学信理学诚文学雅心物两得精博一世代不数人“”爱民族及文化望复兴求统一盼富强思虑深大义明乡情重识见卓忧心切知行一贯阴阳两济世多后生”，可以说是这位国学大师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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