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青年流动时代下的安居

　　以蚁族调查知名的青年学者廉思，近年来一直致力于青年问题研究。2013年，廉思推出了《青年蓝皮书》系列第一本，近日，该系列的第二本面世，关注于青年的住房问题，这也是目前大多数中国人最为关心的话题。调查对象为：生于1980年以后、年龄在16周岁以上、受教育程度在大学专科以上的在京工作青年群体，具体包括青年公务员、事业单位青年职工、国企和集体企业青年职工、外企青年职员以及私民营企业青年职工五类子群体，采用分层不等概率抽样法进行抽样。调研累计召开座谈会8场，发放问卷5000份，回收有效问卷4321份，有效回收率86.42%。

　　1、高达76.4%的北京青年人才居住在非自有性住房中

　　调查显示，北京青年人才中居住于借贷性自有住房的比例为11.9%，居住于无借贷性自有住房的比例为11.6%，与父母同住者的比例为24.3%，租房居住的比例为52.1%。在理论上，租房居住者和与父母同住者都存有获得自有住房的潜在需求，二者比例相加达76.4%。

　　此外，蓝皮书还指出，对于所调查的租房居住者而言，他们的居住状况相对较差，租房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数据显示，有42.1%的受访者居住于集体宿舍及青年公寓之中，20.9%的受访者合租整套居民单元房(非群租，未打隔断)，17.4%的受访者租住在整套居民单元房之中，有15.0%的受访者居住于群租房、农村低矮平房以及地下室之中，有4.6%的受访者居住于廉租房、公租房之中。这表明在租房居住的青年人才中，保障性、政策性住房覆盖面仍然较低，群租房、低矮平房及地下室等非正规房源仍占较大比例。

　　同时，调查数据显示，受访者平均月租金为1993.4元，占家庭人均月收入的37.1%，略高于其自认为最多能够承受的比重(35.2%)。这表明，对于租房居住的受访者而言，每月的房租负担已到达其所能承受的“极限”，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给其日常生活带来了较大的经济压力。

　　2、父辈家庭背景、家乡地等先赋性因素对青年人才住房状况影响显著

　　父辈家庭的社会经济背景对青年的住房状况具有显著影响。在自有住房者中，父母支持下的贷款购房占比49.2%，父母为子女全额购置的住房占比达26.1%，这表明在受访者中，父母支持是青年获得自有住房的重要途径。

　　此外，不同家乡地的青年住房状况也有着较大差异。数据表明，外来青年的租房比例较高，本地青年与父母亲戚同住比例较高。其中“外来青年”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青年流动人口(即流动青年)，也包括生源地并非北京，但随后发生户口迁移，获得北京户籍的青年(即外来京籍青年);而“本地青年”则主要指生源地为北京的青年。数据分析表明，本地与外来青年的住房现状差异显著。 对于本地青年而言，其住房问题主要依靠与父母亲戚同住的方式解决，占比达54.2%，居住自有住房的比例为28.7%，租房居住的比例仅为17.1%。对于外来京籍青年而言，其住房状况则呈现出明显的分化特征，即有40.6%的受访者居住于自有住房之中，有51.4%的受访者采用租房居住的方式解决住房问题，仅有8.0%的受访者与父母亲戚同住。最后，对于流动青年而言，其住房状况的解决方式较为集中，有80.7%的受访者依靠租房居住的方式解决住房问题，能够居住在自有住房之中的比例仅为13.2%，而与父母亲戚同住的情况则更少，仅为6.1%。这些数据均表明流动青年是目前北京青年人才中住房状况较差，租房问题较为突出的一个群体，需要予以重点关注。

　　3、研究生学历者的租房比例高于本科和大专学历者

　　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城市青年个体的住房状况有着部分改善的'趋势。在具有大专学历的个体中，仅有7.5%的人居住在无借贷性自有住房之中，6.9%的人居住于借贷性自有住房之中，低于本科学历者和研究生学历者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受教育程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个体获得自有住房。

　　但在租房居住层面，三种学历者的相应比例差异不大，均在50%左右的水平，其中研究生学历者中租房居住者的比例甚至略高于本科和大专学历者，占比为57.7%，这些均突显了受教育程度对住房状况改善作用的有限性。

　　结合北京市对高学历人才的引进政策，我们应适当关注租房比例相对较高的研究生学历群体，着力保障其租房居住的质量，提升其居留意愿与发展信心，保障首都高层次人才队伍的相对稳定。

　　4、城市青年住房：住房状况与社会贡献不匹配、住房空置与无房困境相矛盾

　　青年人才是社会阶层中高学历、高素质的群体，其社会贡献程度也相应较高，然而其住房现状却不能与其社会贡献度相匹配，这种矛盾造成了许多青年内心的失衡感。这一现象尤其体现在公务员和事业单位青年群体中， 当前还有一个特别的现象是：一些事业单位如高校、医院为了解决青年住宿问题所建的青年公寓、单位宿舍，由于退出机制不完善，被已经买房者占着放到市场上去出租牟利，而没有自己住房的青年人才却因为没有空出来的房子可以申请，不得不花高得多的租金到市场上去租房住。

　　住房空置与青年无房困境之间存在矛盾。已有研究表明，我国当前存量市场和增量市场都有大量房屋闲置，住房空置率偏高，但其多以“囤积居奇”为目的，无法及时转化为有效的市场供给。受此影响，广大青年群体的刚性需求难以通过市场机制被有效满足。青年人一方面看到了既有房屋的大量空置，另一方面却面临着基本住房需求无法被满足的困境，在这种极富张力的社会怪象下，相对剥夺感与消极情绪难免会在青年群体中滋生，对社会心态造成不良影响。同时这种怪象也会在较大程度上阻碍青年住房问题的解决。，成为解决青年住房问题的极大阻力，而住房市场的资源配置不合理也反映出目前住房市场的投资需求过旺，这种矛盾最后形成的“马太效应”将导致青年住房问题愈发难以解决。

　　5、城市青年：无住房不结婚

　　住房已经成为影响部分城市青年生命周期演进的重要因素，主要体现在住房对其结婚、生育等重大决策的安排上。住房通过转变青年的社会经济地位进而间接影响婚育决策的现象在现实生活中较为普遍。在课题组召开的座谈会中，大部分城市青年代表均明确表示，在住房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不考虑结婚或者生育问题。

　　在中国，绝大多数青年受传统观念影响，认为住房和结婚以及幸福生活密切相关，住房是稳定生活必备的基本条件，“无房不嫁”成为许多女青年的要求，这一要求也相应变成了很多男青年的奋斗目标。课题组调查显示，男性随着学历的增高，对住房的重视程度在不断增加，“爱一个女子就要为她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相对较为流行。对于当代中国城市青年而言，他们不愿意在没有住房保障的情况下推进自身的社会化进程。在他们看来，一方面，住房能够为适婚年龄的青年提供一定私人空间;另一方面，稳定的住房也能够给结婚、生育带来心理上的安全感，令其感到可以为子女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成长环境。受此观念影响，很多城市青年在无房时期不愿或是很难结婚、生育。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住房在城市青年的社会化进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可见，住房确实成为影响城市青年群体生命进程的重要因素，如果城市青年的住房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无疑会给整个城市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住房市场的压力长期存在，那么，如何引导城市青年合理地看待结婚与买房之间的关系便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与探讨。

　　6、住房的身份化象征愈发明显

　　随着一线城市房价节节攀升，“房子已经代替职业，成为社会分层新标准”的观点已在青年群体中悄然流行，部分青年甚至认为“当前社会可以被简单划分为两个主要的阶层：有房阶层和无房阶层”。在他们看来，“有钱人拥有很多套住房，在高房价背景下，其财富不断增长;而在房价快速上涨前购房的人群，因为‘有房在手’，所以消费的底气更足;与此同时，在房价上涨后购房的人群则终日忙于偿还几十年的房贷，但‘好歹也有了属于自己的安身之所’;没房的人则整天为了那点‘房事’奔波劳碌，成为了社会的底层人群，被视为穷人”。不同人群因为不同的住房状态而呈现出不同的社会形态，构成了新的社会分层格局。

　　蓝皮书数据显示，有53.76%的城市青年对于“住房影响青年群体社会分化”这一观点持赞同态度，有33.30%的人持中立态度，另有12.94%的城市青年对于这一观点持否定态度。

　　蓝皮书同时指出，住房的符号价值越来越明显，它已经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居住场所，而是一种投资品，还是财富、身份以及社会地位的象征。是否拥有自有性住房对城市青年的社会经济地位有着明显的影响。在城市青年中，是否拥有房、拥有什么样的房、是否在租房、租住在什么样的地段、租住在什么样的小区等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城市青年的不同身份，这种住房身份也成为一种划分社会群体的标志。目前，伴随着房价的持续走高，这种住房的身份化象征也越来越明显。

　　7、九成受访城市女青年认为住房和幸福生活相关

　　认为住房和幸福相关的高达94.85%，并且这一状况在不同婚恋状况的城市青年女性群体中没有明显差异。可以看出，对于不同婚恋状况的城市青年女性来说，住房对于幸福生活而言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此外，在总体中约有1/3的城市青年女性认为住房是幸福生活所必需的。也就是说，对于这约1/3的城市青年女性来说，没有住房就没有幸福生活。这种严苛的态度实际也体现出了住房作为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在婚恋市场中所施加的无形压力。统计分析也进一步表明，随着学历的增高，女性受访者中持“有一套房子是幸福生活所必需”态度的比例在整体上也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高学历女性可能会对住房有着更高的关注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