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在民国》·在路上

　　我曾写过鲁迅与陈独秀的一些旧事，那都是新文化运动层面的话题。本文要谈的是史料方面的感想，那就是，他们真正的交往其实是稀少的。

　　有几个时期，鲁迅与陈独秀同在一座城市里，但却交臂失之，未得相见。

　　他们第一次可能见面的机会是1902年。那一年1月鲁迅从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路学堂毕业，2月即赴日本，随即进入东京的弘文学院读书。鲁迅到日本的前一年，陈独秀便在东京开始留学生涯了，入的是东京学校。有人说是弘文学院的前身，有人认为是早稻田大学的前身。如果真是也在弘文学院，那二人是有同校之谊的。不过陈独秀在1902年2月末就离开了这里，鲁迅4月才入学，自然没有见面的可能。有趣的是，陈独秀在那一年9月又再度返日本，到成城学校读书。成城学校离弘文学院有多远，不得而知。但看许寿裳的回忆录，知道两校间的同学是有交往的。

　　那时候鲁迅虽也跑集会，听演讲，但与人交往不多，是留学生中持低调子的人。陈独秀则不然了，他在日本很是活跃，不仅参加了“青年会”这样的组织，是排满的人士，重要的还是拔刀相助的义士，做了些别人不敢做的事情。章士钊在回忆录里写到陈氏那时的果敢，凛凛然像条汉子。那篇名为《疏〈黄帝魂〉》的文章介绍了陈氏如何冒犯恶人被遣返回国的经过，就可以看出他在当时的活跃。1903年4月，陈独秀因剪了学监姚煜的辫子而被迫离开岛国，未能于日本潜心学业，与鲁迅见面的可能消失了。鲁迅那时和陈独秀的心态是有所不同的。他的兴奋点表现在治学方面，许寿裳在文章中讲到了弘文学院时期的心态，能看出精神的一斑：

　　“鲁迅在弘文时，课余喜欢看哲学文学的书。他对我常常谈到三个相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这可见当时他的思想已经超出于常人。后来，他又谈到志愿学医，要从科学入手，达到解决这三个问题的境界。我从此就非常钦佩：以一个矿学毕业的人，理想如此高远而下手功夫又如此切实，真不是肤浅凡庸之辈所能梦见的。”

　　留日时期的鲁迅生活，后人有不少的记载，而陈独秀的形迹则甚为寥寥，已难以考辨了。按学界的一般说法，陈独秀第三次去日本是在1906年秋，当时与之同行者是苏曼殊。那一年秋鲁迅已从仙台回到东京，决定弃医从文了。就是在此后不久，鲁迅也认识了苏曼殊，并将其拉入到自己的行列里，决定创办《新生》杂志。那时能与陈独秀见面的机会很多，如果他们有过什么交往，是应在这一年以后开始的。

　　但是没有任何一种文字记载过彼此的情形。二人会见与否是个未知数。只是苏曼殊这个人物，倒是很有意思。他既是陈独秀的友人，又与周氏兄弟相交，倒让人可以猜想那时的情形。1906年苏曼殊与陈独秀的日本之行，只是几个月，不久即归国。同行者也是陈独秀。陈氏曾有《偕曼殊自日本归国舟中》行世，诗中写道：

　　身随番舶朝朝远，魂附东舟夕夕还。

　　收拾闲情沈逝水，恼人新月故湾湾。

　　从当时的几首诗中看出，二人的友情很深，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那一年还有一首《曼上人作葬花图赠以蛰君为题一绝》云：

　　罗袜玉阶前，东风杨柳烟。

　　携锄何所事，双燕语便便。

　　陈独秀是喜欢苏曼殊的。他一生写下的旧体诗，有许多是赠答苏氏的，与其交往很是愉快。两人于1907年再度到日本，陈独秀埋头于学业，苏曼殊则与诸多文人进行了广泛的.交往。也就是那一年，得与鲁迅相识。在鲁迅的印象里，苏氏是个很可爱的人，有着许多别人不同的地方。增田涉《鲁迅的印象》里写道：

　　又一次，他说他的朋友中有一个古怪的人，一有了钱就喝酒用光，没有钱就到寺里老老实实地过活，这期间有了钱，又跑出去把钱花光，与其说他是虚无主义者，倒应说是颓废为派。又说，他到底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不清楚，据说是混血儿。我非常感兴趣，混血儿和颓废相结合，耽溺于一种好像有道德的感伤。我问道，他能说日本话吗?回答说，非常好，跟日本人说得一样。实际上，他是我们要在东京创办的《新生》杂志同人之一，问那是谁，就是苏曼殊。关于苏曼殊，我曾经读过他的《英汉三昧集》，还从佐藤春甫先生(或是在佐藤先生家里从神代种亮先生)那儿听到过他的事情。这时候，知道了他是鲁迅的朋友却不免有些惊讶。我问了种种关于苏曼殊的话，可除了上述的浪漫不羁的生活，和章太炎的关系那一些之外，再问不出别的了。

　　这一段文字透露了诸多背景。文中对苏曼殊的印象与其人是大致吻合的。内中还提及了章太炎。苏曼殊与陈独秀都认识太炎先生的，周作人在一篇文章中还专门写到了此点。那么周氏兄弟不会不知道陈独秀的情形吧?每次赴日都匆匆忙忙，要么被遣送回国，要么因家事而离开。只是1908年左右时间略长，在那一年都做了什么，也难以考证。他的那首《曼上述梵文典成且将次西游命题术语爱奉一什丁未夏五》，是谈学问的吟咏，看来彼时用心于学术是无疑的。陈独秀那时已在小学、社会学等方面显示出特点来。此前在安徽所办《安徽俗话报》已看出他学问的博杂，文如泉涌，有翻江倒海之势。苏曼殊亲近于陈氏，不是没有原因，才学是一个因素，更为重要的还有为人的坦诚。但那时的周氏兄弟与其只是一般的交往，并未有刻骨的相知。至于是否向周氏兄弟转述过陈独秀的故事，那就不得而知了。

　　此文为《在民国》一书中《在路上》第一小节

　　《在民国》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20万字

　　良心学者之所以誉为良心学者，在于对历史的客观意识和对自己的治学的苛刻。繁乱、杂乱、混乱，此句概括民国不知可否，见孙郁先生笔下“唯有民国初年前后，风气大变，狂士辈出，遗绪一直延续多年”，使人于乱中振奋，曙光微现。一支干干净净的笔点滴出民国之点滴，略过于“文人侧影”、“狂士风流”……

　　--高立林点评《在民国》

　　孙郁　1957年出生于大连。现为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鲁迅研究月刊》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副主编。

　　十余年来出版作品及研究著作十余种，主要有《鲁迅与周作人》、《鲁迅与胡适》、《周作人和他的苦雨斋》、《鲁迅书影录》、《百年苦梦》、《文字后的历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