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生命力在于自我演进
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会2014年年会于5月17日在深圳开幕。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吉林大学等高校及研究机构的近60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本届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会年会由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会、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主办，会议围绕“中国现代哲学的发展历程和研究方法”这一主题展开深入探讨。这次也是深圳第一次主办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会年会，对已经历了百年历史的中国现代哲学的发展和问题进行梳理。
儒家伦理包含重要“活元素”
此次年会的内容涉及近百年来中国哲学发展的回顾：成绩与问题;中国现代哲学思潮、人物、专题等研究;哲学与当代中国社会的变迁;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的关系;中国现代哲学叙述与现实生活变革几个方面。
年会上，黑龙江大学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中心、哲学学院教授柴文华分析了由梅光迪、吴宓、汤用彤等人组成的“学衡派”的思想主题。他认为，“学衡派”学人在现代情境下对儒学进行了自己的解读，展示出儒学尤其是儒家伦理中的普适性加重。“儒家伦理是活着的文化生命，它包含有重要的‘活元素’，对于今天甚至未来都具有重要意义。如天人论、德本论、德治论、德育论、群己论、义利论、节欲论、品德论、修养伦等。‘学衡派’学人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美之处，看到了儒家以五伦为重要内容的价值理念的合理价值，看到了传统礼乐以及道德修养对现代生活的意义，这在我们今天看来依然是重要的。”
但在柴文华看来，“‘学衡派’学人与其他文化民族主义一样，对儒学的推崇和提倡包含有一些情绪化和片面化的偏向，主要是回避了儒学的内在缺失和负面效应。儒学虽然包含有一些普适价值，但作为主要是与小农经济相适应的思想理论，其中的内在缺失和负面效应也是事实，主要表现为不平等、虚伪性、人伦异化、奴性人格等。它与现代性所包含的平等、自由、自主等精神处在对峙之中，这是我们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
“当然，并不是所有‘学衡派’学人都回避了儒学的内在缺失和负面效应，有的学者也能正视这一问题，如刘伯明认为儒家提出的‘正心诚意’等道德是‘主观道德’，虽有重要价值，但不可‘凭虚为之’，‘此古代精神有待于近今思想之弥补者也’，认为儒家道德也应该与时俱进，具有深度的现实关怀。这应当说是对儒学的一种冷静的`态度。”柴文华说。
衡量哲学家的尺度在于是否提出新观点
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宋志明表示，重温蔡元培的哲学学，有助于在推动哲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我认为蔡元培是一位真正的哲学家，因为他真正把握了哲学思维方式，并且总结出一套系统的哲学学。有学者著文指出，蔡元培没有形成一种哲学体系，这是事实，但不重要。衡量哲学家的尺度，并不看他是否创立体系，而是看他是否提出新的观点，是否为推动哲学发展作出贡献。杜林自以为创立了体系;维特根斯坦没有创立体系，但他是哲学界公认的一流哲学家。蔡元培虽没创立体系，也是现代中国一流的首席哲学家。”
宋志明表示，蔡元培建构哲学学，远比建构哲学体系更为重要。“他促成中国人对于哲学学科的认知，作出划时代的理论贡献：中国现代哲学开始起步发展。在蔡氏哲学学的范导下，现代中国形成一支哲学理论队伍，涌现出胡适、梁漱溟、冯友兰、熊十力、张岱年等一批哲学家或哲学史家。”
然而，“蔡氏哲学学被遗忘以后。我们的哲学教育，学科意识淡漠，问题意识淡漠，往往看重传授知识，尤其是‘原理’，并不重视理论思维能力提升，更不鼓励创新性思维。”宋志明强调，这种哲学教育的后果，就是只培养出一大批循规蹈矩的“哲学理论工作者”，而培养不出来有原创能力的哲学家。“要想改变这种窘状，难道我们不应该到蔡元培的思想库里，补充哲学学这一课吗?”
在中国现代哲学研究会常务理事、西南民族大学政治与社会学学院教授杨翰卿看来，儒学未来发展的生命力就在于其积极回应各种挑战、满足时代对于儒学的理论诉求而进行的自我演进或创新。“当然，在当今和之后的新境遇下，儒学面临着严峻的理论与实践挑战。至此，我们又可以说，儒学的未来发展至少需要在这几方面作出深刻的回应，即当代西方文化对中国儒学的青睐和挑战，现代新儒家学者对儒学发展的期待和理论建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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