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中医在拉丁美洲
中国和拉丁美洲虽然远隔重洋，但这并没有阻止两地人民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1840——1874年，我国东南沿海盛行“苦力贸易”(卖猪仔)，大批中国人被卖到拉美。
正如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埃里克·尤斯塔斯·威廉斯博士在1974年访问我国时所说：“在过去的125年里，大批华人被运到拉美一些国家。最多的是在古巴，但是在特立尼达、圭亚那和苏里南也有数目可观的华人。”
许多华工进入拉美后，把拉美当做“第二故乡”，和当地人民通婚，兴办华文学校，创办华文报纸，还把中医带入当地，为当地人民救死扶伤，受到了拉美人民的欢迎和爱戴。
1852年，原籍福建漳州、38岁的陈鼎贤，被拐卖到哈瓦那。在解除契约后，他在当地悬壶济世。广东台山人陈黄阳，1858年赴古巴，在哈瓦那行医，成为远近闻名的医生。广东新会人李锦泉，原在澳门行医多年，1873年被拐卖到古巴，在哈瓦那行医，并把医药知识传授给古巴人民。
在1847年被贩运到古巴的华工中，有位中医大夫(姓氏不详)，到哈瓦那不久，即以精湛的医术深受欢迎，门庭若市。古巴人孔斯塔先生还根据他的口述，详记其医疗方法，编辑成《中国医术》一书，影响颇大。
1847年10月22日，哈瓦那《海事日报》专门刊登广告说：“《中国医术》内中对令人惊异的医疗方法有详尽的记载。该书系由新近莅临哈瓦那之华人现身说法笔录而成。”其他各报纷纷转载，轰动一时，慕名前往就诊的古巴人络绎不绝。
19世纪70年代，著名中医钱博比(一译詹伯弼)的医术，在古巴马坦萨斯一带受到交口称赞，古巴人认为在古巴没有比他更高明的大夫了。甚至在古巴民间，一谈到不治之症，就会说：“连中国医生也治不好了。”1870年6月，钱博比被请到哈瓦那行医。
当时，中国医生的'乐善好施，在拉美国家传为佳话。钱博比常对来就医的穷人说：“如果你们有药钱，就给我;如果你们没有钱，就不要给。我这药是给穷人治病的。”他因此一贫如洗。临终前，心存感恩的古巴人一直守护在他的身旁，为他治丧，为他送葬。
有些中医，还投身到了古巴独立战争中。中医王森在独立战争中毅然参加了起义军，在图纳矿区和瓜伊马罗等许多著名战役中屡立战功，被誉为英勇作战的楷模，荣升为上尉。他的事迹在古巴起义军中有口皆碑。
据1874年一份报告透露，古巴华工的一些“花草匠人”(即中医)，常用“广东的草药和当地的草药炮制新药，给病人治病”，治疗霍乱、静脉曲张、皮肤病、跌打损伤和脓疮等疑难杂症，很有名气。
傅云龙《游历秘鲁图经》内页
1887年，清廷兵部官员傅云龙开始考察美国、日本、秘鲁和巴西四国，历时两年。后他在《游历秘鲁图经》记载道：“华医之术，颇行于彼”，即为中医当时在秘鲁盛行的真实写照。
华人在秘鲁行医之初，不但被人怀疑甚至遭到诬蔑诋毁。引发当地公正的报纸发文为中医辩护，证明中医能治好秘鲁大夫所不能治愈的疾病。随着岁月的流逝，中医在秘鲁人中间逐渐赢得了声誉、尊重和信任。
1873年10月，秘鲁《商报》报道说：“中国医生中，医术最高明的那位，仅凭看病和出售开给患者的药剂，其收入不下8万索尔。”
秘鲁华工史专家瓦特·斯图尔特在《秘鲁华工史》一书中写道：“使人难免有些惊异的是，这种治疗方法竟然会有吸引力，直至今日利马大街上还在出售着这类中草药。当本书作者在为这一研究搜集资料期间，经常看到卖草药的中国人。在老国家图书馆对面狭窄的人行道上，每天摆着摊子。这类草药无论在过去还是在现在，一直被当作各种家庭常备的药物使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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