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梦溪：到底什么是国学

　　马一浮

　　国学概念的渊源与流变

　　“国学”这个概念中国历史上就有，《周礼》里面就有，《汉书》、《后汉书》、《晋书》里面，都有“国学”的概念。唐代也有，你看庐山下面有个——现在也还叫——白鹿洞书院，这个书院最早是在南宋朱熹把它建成，成为当时的“四大书院”之一。但是在朱熹之前，这个地方不叫白鹿洞书院，而是叫“白鹿洞国学”。白鹿洞国学是个什么意思呢?是所学校。可见，在中国历史上，“国学”这个概念是有的，“国学”这个名词是有的，但历来讲的所谓“国学”，都是指“国立学校”的意思。

　　那么“国学”作为一个现代学术的概念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至少从我们现在掌握的材料，1902年梁启超和黄遵宪的通信里面，就开始使用“国学”的概念了。要知道这两位都是1898年戊戌政变的时候被处罚的人员，梁启超跟他的老师康有为跑到海外，而黄遵宪呢，当时在湖南参加陈宝箴领导的“湖南新政”，黄遵宪也受到了处分。他有在日本的经历，有外交经验，很了不起的一个人。其实他很稳健，在湖南的时候就提出主张渐进的变革，反对激进的变革，实际上他跟康、梁的激进是有区别的，但还是处分了他。

　　在慈禧太后政变后的晚些时候，被革职的黄遵宪回到广东老家，而这个时候梁启超有一段在日本。他们在1902年有一封通信，梁启超写给黄遵宪的信我们看不到了，我们看到的是黄遵宪写给梁启超的信。黄遵宪在信里说：“你提出要办《国学报》，我觉得现在还不是时候。”办《国学报》是不是时候，我们探讨国学概念可以暂且不管它，至少在1902年这一年，一个是梁启超，一个是黄遵宪——试想，他们在晚清，是何等样的地位，何等样的人物——他们提出了并且使用了“国学”的概念。

　　而在1902至1904年，梁启超写《中国学术变迁之大势》，里面最后一节，又使用了“国学”的概念。他说，现在有人担心，“西学”这么兴旺，新学青年吐弃“国学”，很可能国学会走向灭亡。梁启超说不会的，“外学”越发达，“国学”反而增添活气，获得发展的生机。他在这里再次用了“国学”的概念，而且把“国学”和“外学”两个概念比较着使用。

　　我们知道，在1898年——维新改革最高涨的时期——当年五月，张之洞，晚清的大人物，写了一篇大文章叫《劝学篇》。他在《劝学篇》的“外篇”里面有一节专门讲“设学”——设立学校——他说在课程设置的时候，要以“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可是在1921年梁启超写《清代学术概论》，转述张之洞的主张，他说，自从张之洞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全国一时以为“至言”。——以为这个话讲得太好了，谁都同意。可是，他在转述的时候做了一个改变：张之洞本来是讲“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他在《清代学术概论》里转述成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从此以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判断，一个晚清以来学术思想史上的重要判断，就被所有研究文化研究历史的人记在脑子里了，而忘记张之洞在《劝学篇》里面本来讲的是“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我们今天研究“国学”这个概念的渊源与流变，我可以说，张之洞在《劝学篇》里讲的“旧学”，梁启超转述的'时候讲的“中学”，跟“国学”的概念——梁启超和黄遵宪1902年讲的“国学”的概念——几乎是同等概念，实际上就是中国的这套传统的学问。可是，当时虽然这么讲了，对于什么是“国学”，没有人作分疏。

　　时间一直到1923年，大家知道，1922年，北京大学成立“国学门”，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这个时间很重要。在1923年的时候，北京大学的“国学门”要出版一个刊物，叫《国学季刊》。北大这个《国学季刊》的发刊词请胡适之先生来写，胡适之先生就在这个发刊词里讲——他因为有西学的底子，又有中学的底子，他喜欢下定义——什么是国学呢?他说：“国学”就是“国故学”的“省称”。“国故”是谁提出来的呢?他说自从章太炎先生写的一本书叫《国故论衡》，“国故”这个词，大家就觉得可以成立了。这是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胡适之先生第一次对国学的概念作了一次分疏。

　　但是我们觉得这个概念的内涵太宽，所以胡先生这个定义事实上没有被学术界采纳，后来很长时间，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不讲这些了——后来到“国学”的概念继续讲的时候，都不见再有人说“国学”就是“国故学”的省称。为什么呢?“国故”这个概念太庞杂，古代的社会制度、古代的人物、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礼仪、风俗、习惯、衣饰都包括在里面了。如果“国学”就是研究这些漫无边际的所有中国历史上的这些东西，你很难把握住哪些是这一“学”的主要内容。

　　所以，事实上，学术界没有采纳胡先生的定义，学术界不约而同地在三十、四十年代都认可“国学”的另一个定义，就是国学是“中国固有的学术”。什么是中国的“固有学术”呢?就是先秦的诸子百家之学，两汉的经学，魏晋的玄学，隋唐的佛学——当然唐代的文化内容多了，经学在唐朝也很发达，有《五经正义》——但唐朝的佛学的地位格外突出。而到宋代的时候，一个新的哲学流派出现了，就是理学，以朱子为集大成的理学。而到明代，则出现了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清代中叶的时候——主要是乾隆和嘉庆时期，清代的学术比较发达——这时候的学问，以考据为主要特征，也叫“朴学”，甚至也叫“清代汉学”。

　　就是这样一个学术史的流变，大家觉得这就是“国学”。你看钱穆先生在北大讲国学的时候——后来整理成书叫《国学概论》——他首先讲，“国学”这个概念将来“恐不立”，然后说明，他书中讲的是“本国学术思想的流变和变迁”。而马先生给“国学”重新下定义的时候，也说：“今人以吾国固有的学术名为国学”。只不过他并不认可这个定义。因为人家会问：你是指哪个时代的学术呢?先秦的、两汉的、魏晋南北朝的、唐代的、宋代的、明代的、还是清代的?还有，你是指哪一家的学术?讲中国的学术，不仅有儒学，还有道家，还有道教，还有佛学，你是指哪一家的学术呢?所以，马先生觉得把国学定义为“中国固有学术”，还是太笼统，太宽泛。

　　马一浮重新定义国学

　　所以马一浮先生在1938年5月，浙江大学的竺可桢校长请马先生去开了一个国学讲座。竺可桢是大气物理学家，哈佛的博士，也是中研院的院士——他1936年刚到杭州就任浙大校长，就听说此地有个马一浮，学问超群，立刻登门拜望，邀请马先生到浙大来任教。马先生拒绝了。要知道，马先生不愿在大学里任教，文章他也很少写，观念上与当时的潮流不合。

　　不久，竺校长又带着人去了，再次恳请马先生来学校任教，马先生又没有同意。第三次，他又去了——这个中国传统的礼仪，事不过三，三次邀请，对方不好再拒绝了——于是谈到用何种名义去开讲座，马先生想到是否可以用“国学讲习会”的名义。因为马先生不是教授，也没有职称，他觉得需要有一个合适的身份名义。他自己提出，可不可以就叫“国学大师”。以马先生的学问和身份，“国学大师”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呢，浙江大学的领导研究，说是以“研究会”的名义肯定不行，那是要成立“组织”了，需要上面批准。至于“大师”的名字，认为有点像佛教，也不好，就没谈成。

　　第二年，日本人打来了，浙江大学迁移到江西的泰和了，马先生自己也去逃难了。开始他逃难到了桐庐一带，几个亲戚，几个私淑弟子，一百箱书，他没有太太。他们就商量，马一浮先生这个时候想，如果跟浙江大学一起逃难是不是会好些?于是马先生给竺校长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写得措辞之典雅，表达意思之婉曲，只有马一浮写得出来。竺校长接到此信，立即将马先生到了泰和，就在1938年5月的一天，开了国学讲座。

　　马一浮国学讲座的第一讲，就是从“揩定国学名义”开始，他提出，时下关于“国学”是固有学术的提法，还是太觉“广汎笼统，使人闻之，不知所指为何种学术”。所以他提出：“今先楷定国学名义，举此一名，该摄诸学，唯‘六艺’足以当之。”“六艺”就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即孔子之教。马一浮先生认为，国学就应该是“六艺之学”，这是他给出的新的不同于已往的国学定义。“六艺”就是“六经”，是中国学问的最初的源头，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形态。

　　马一浮提出这样一个国学定义，它的了不起之处在哪里呢?它可以跟教育结合起来。你讲“国学是中国的固有学术”，那是关于学术史流变的学问，专业人员研究起来尚且不无困难，你怎么可能叫社会学科、自然学科、其他学科都来关注这样一个“国学”呢?一般民众更不用说了。可以既然叫“国学”，就不能跟一般民众不发生关联。如果定义“国学”是“六艺之学”，就是“六经”，跟全体民众都会有关系。马先生的两位朋友——刚才讲到的熊十力和梁漱溟——熊先生就讲过，“六经”是中国人立国和做人的基本依据。你要了解“基本依据”这四个字，实际上是说中国人的精神源头和根底在“六经”。所以如果把“国学”定义为“六经”的话，它就可以进入现代的教育。

　　国学和“六经”的价值

　　“六经”的文词很难读，怎么进入呢?但是我告诉大家，《论语》和《孟子》可以看做是“六经”的简约的、通俗的读本，因为孔子和孟子讲的思想，就是“六经”的思想。孔、孟阐述的义理，就是“六经”的基本义理。我把“六经”的基本义理概括为“敬”、“诚”、“信”。刚才杜先生讲到“诚”“信”，但是我把“敬”放在了最前面。这个“敬”是什么?就是人的“自性庄严”。你看马先生在《复性书院演讲录》里面，主要讲的是一个“敬”字。“敬”是个体生命的庄严，是人性的至尊至重，是每个人都应该具有的，我甚至认为“敬”已经进入中华文化的信仰之维。

　　这种“自性的庄严”，是不是一般人不能实现呢?马先生当然实现了。我刚刚讲的陈寅恪，一生提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当然是“自性的庄严”的表现。马先生对这个“敬”字的解释，有一极重要的特见，他说《论语》里讲“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志”是什么，马先生说“志”就是“敬”。因此这个“敬”是不可以被“夺”的，已经构成个体生命的价值信仰，当然不可以“夺”了。

　　学者、知识人士应该有“自性的庄严”，一般人士、没有文化的人有没有“自性的庄严”?当然有。我们看《红楼梦》，当贾赦要娶鸳鸯做妾的时候，鸳鸯坚决不允，做了很多极端的举动，包括破口大骂，甚至把自己的头发剪下来，所彰显的就是鸳鸯这个年轻女性的“自性的庄严”。孟子讲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更是“人的自性庄严”的突出体现。人的“自性的庄严”，就是人的良知，匹夫匹妇都可以做到，男女老少都可以做到，有文化没文化都可以做到。我们当下所缺的，就是这种人的“自性的庄严”。当代文化价值理念的建构，亟需添补的，就中国传统这一块，我讲的以“敬”来带领的这些价值理念，包括诚信、忠恕、仁爱、知耻、和同等，应该是最重要的亟待填补的精神价值。

　　而以“六经”为内容的国学，就可以通过教育的环节，和全体国民联系起来。所以我主张在小学、中学和大学的一二年级开设国学课，在现代知识教育体系之外补充上价值教育。当然文化价值的建构，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现代文明的观念、途径、方式、礼仪，也需要填补建构。在这方面，中外的价值理念可以互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