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官场如何“以乡谊结党”

　　湘军将领大多为湘籍人

　　旧官场里，“结党营私”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官吏结成朋党、帮伙、派系、集团，谋取个人和集团的利益。结党后，成员互相倚恃，彼此回护，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形成利益共同体。其间各种关系，往往盘根错节，虽不是严密的组织，但粘合性很强，外力不易撼动。

　　那么，结党以什么为纽带?血亲、戚族、同乡、门生、故吏、同学、同年、友朋，都可作为纽带。血亲、戚族纽带当然最牢固，但结党的范围不大，像《红楼梦》里贾、史、王、薛四大家族那样的情况在官场上并不多。门生、故吏、同学、同年之类作为结党纽带，虽具有韧性，但结党的范围也不大。同乡纽带，旧称“乡谊”，作为结党纽带则既比较牢固，结党范围也往往较大。乡谊有疏密的差别，越是小同乡，纠合越易紧密。

　　古已有之的“任人唯乡”

　　在旧时代，以乡谊结成朋党、帮伙等，是一种官场常态，是封建政治与乡土观念相结合在官场上的反映。考其历史，可以溯至古远的时代。例如，曹魏时有汝颍集团、谯沛集团，宋代有洛党、蜀党、朔党，明代有淮西集团、浙东集团，还有浙党、楚党、齐党、昆党等。这些政治集团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其首领或成员之间大都有同乡关系，如明代浙党以浙江宁波人沈一贯为首，骨干大都是在京的浙江籍官僚，“楚党”的几个首领官应震﹑吴亮嗣、黄彦士都是湖广籍。乡谊，在这些政治集团的形成和凝聚过程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晚清的曾国藩和李鸿章，是近代官场以乡谊结党的典型。特别是曾国藩，在政界、军界靠乡谊纠集了大量私党。曾国藩是湖南湘乡县人，他任用的湘军将领，主要是湘籍人。据史学家罗尔纲《湘军人物表》统计，在可考的156名湘军将领中，湘籍者多达130人，占83%，其他省的只有26人，仅占17%。由此可见，“任人唯乡”是曾国藩任用将领的主要方针。

　　湘军将领主要用湖南籍人，范围尚比较宽，而曾国藩组建湘军水师时所任用的水手，则全是他的湘乡籍小同乡，范围很窄。为什么有如此做法?曾国藩解释说，水手“皆须湘乡人，不参用外县的，盖同县之人易于合心故也”。(《曾文正公书札》)他认为同县人之间最容易结伙抱团，形成利害一致的团体。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全用湘乡籍水手，便于他控制这支水师，使之成为自己的铁杆“私军”。

　　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嫡传弟子，在“用人唯乡”方面，一点也不亚于老师。晚清人胡思敬在历史笔记《国闻备乘》里专门写了“李文忠滥用乡人”的条目，记述了李鸿章在淮军中“用人唯乡”的行迹。

　　蒋介石的统驭术

　　到了民国时代，以乡谊结党的风气更盛。大小军阀、官僚，大都深谙此中妙道，靠着拉拢、广结同乡，织起了一张张结党营私的关系网。

　　蒋介石以曾国藩私淑弟子自居，并以“曾国藩第二”自诩;对曾的门生李鸿章，他也敬服有加。从曾、李处学到了不少官场经和统治术，靠乡谊结党拉派就是其中一条。蒋介石之所以能控制国民党，控制“国军”，控制军统，在相当程度上是靠以乡谊结党的手段。人们多知道黄埔军人是他的嫡系，实际上，同乡官僚可谓他的另一个嫡系。蒋介石是浙江人，他便大力培植浙江籍亲信，重用浙江籍人员，整个蒋家王朝，可以说大半是浙江籍官僚的天下。

　　蒋氏亲信、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贺衷寒，曾对蒋的这种手段有过颇为中肯的分析：

　　蒋先生的统驭术绝顶高明，他一向抓得很紧的是军队、特务、财政这三个命根子。这三个命根子都有他最亲信的人替他看守，军队方面是陈诚、汤恩伯和胡宗南，特务方面是戴笠、徐恩曾和毛庆祥，财政方面是孔祥熙、宋子文和陈立夫、陈果夫兄弟。所有这些人，除了孔、宋是他的至戚外，其余全都是浙江人，连宋子文的原籍也是浙江。(萧作霖《复兴社述略》)

　　贺衷寒评价蒋的“统驭术绝顶高明”，这所谓高明之处，其实就是深通以乡谊结党的妙用。

　　“会说五台话，便把洋刀挎”

　　贺衷寒提到的那些蒋氏亲信，也个个都是擅长以乡谊结党的人。

　　陈立夫、陈果夫这一对CC系兄弟，堪称培植本乡籍“党国要人”的高手。他们是浙江吴兴县人，吴兴的“党国要人”便大批脱颖而出，倘详细拉出一个吴兴籍要人名单，一定是很可观的。

　　戴笠是备受蒋介石赏识的军统头目，在以乡谊结党方面，他堪称蒋的高徒。戴是浙江江山县人，在军统便猛用江山人。军统局里，他提拔的江山籍将级军官多达17人，比较著名的有毛人凤、毛万里、毛森、姜绍谟、周养浩、王蒲臣、张冠夫、何芝园、刘方雄、周念行等。军统局唯一的女将军姜毅英，也是江山县人。军统局的机要部门，多被江山人占据，最机密的译电部门，几乎是清一色的江山人。许多江山籍特务，本来文化水平很低，但也深得戴笠的信任，戴常利用他们监视其他非江山籍的特务，因而这些江山籍特务，被称为“特务的特务”。在军统局里，江山籍特务相互交谈时，常有意说江山话，不让别人听懂，明显地自成一帮——江山帮。

　　山西土皇帝阎锡山，在以乡谊结党方面也是个大家，堪与蒋介石比肩，而且他的封建乡土性更浓。他所利用的乡谊，范围很窄，基本限于自己的家乡五台县，山西流传一句俗谚：“会说五台话，便把洋刀挎。”就是说阎锡山最重用五台县人。他最信任的高级将领杨爱源、赵承绶、王靖国，都是他的五台同乡。傅作义等虽然都是山西人，又是他手下职位很高的.战将，但因不是五台人，便常遭他的歧视和排挤，而像商震、孔庚等部下连山西籍都不是，就更不受待见了。这位阎老西的用人策略，简单明了得很：你若是五台人，只要忠于我老阎，无论才能大小，都会得到重用;你若不是五台人，即便有才能，也不重用你。

　　湖南军阀何键、贵州军阀周西成，也都是封建乡土性很浓，以狭窄的乡谊结党的阎锡山式的人物。何键是湖南醴陵县人，醴陵的同乡便大批被重用，民谚谓之“非醴勿视，非醴勿用”。周西成是贵州桐梓县人，大批桐梓同乡便官运亨通，民谚讥之为“有官皆桐梓，无酒不茅台”。

　　警惕党中有党

　　以乡谊结党这种情况，以往在共产党里很少见，因为它带有浓厚的封建性质，不合乎共产党的组织原则。但近些年有蔓延的趋势，特别是一些腐败官员和怀有政治野心的官员，更是把乡谊作为结党拉派的法宝，从而结成地缘性的贪腐集团和具有某种危险政治倾向的帮派。

　　传统的同乡组织(同乡会、同乡会馆)主要是一种经济互助和联谊性团体，基本无政治性;但在共产党里搞同乡帮伙，便不那么简单了，有的是出于经济目的，有的则出于某种政治目的，也有的二者兼有。乡谊对于这些人来说，或是联手贪腐的工具，或是政治结盟的工具。这种在党内搞地域性帮伙的行为，实际是在搞“党中有党”。这种案例近些年来相当多，最近揭露的山西帮是一个典型。

　　怀有政治目的的同乡帮伙，最值得人们警惕，因为他们眼里盯的是权力，打的是谋取政治权力的算盘。那种想方设法，违规举荐和提拔，把大堆老乡弄进党和政府，使之占据要津的行为，实际就是在攫取政治权力，是将国家权力老乡化、私有化。对党和国家来说，这是相当危险的。

　　(作者系第十一届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日报》原编委、理论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