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在中国历史：唐宋获法律优待 明朝许其永住

外商在中国历史：唐宋获法律优待 明朝许其永住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11月17日发文，决定从12月1日起，对在华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及外籍个人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

　　这意味着今后中国境内所有内外资企业将统一税制，外资企业享受“超国民待遇”的时代正式终结。

　　上世纪80年代初，国家在税收方面给予外资企业很大优惠，这项政策有利有弊。有利的一面自然是能吸引外资，弊的一面是不利于公平竞争，还会引起弄虚作假等不良现象发生。取消这项政策是自然的事。

　　取消政策优惠表明对外经济政策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因时因事而发生的。这种变化古今中外都会发生，尤其是在中国。

　　如何和外国打交道，包括政治、经济等方面似乎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一道很难破解的考题。

　　唐宋对外商法律优待

　　对外通商贸易应该是国与国之间必然进行的交往活动，但在我国历史上，这条路走得很曲折。

　　西汉之前，由于经济实力有限，对外贸易并没有得到很大发展。

　　从汉武帝时期，中国对外贸易逐渐频繁。但在与匈奴的边境贸易中严禁铁器、马驽等出口，也禁止百姓私下和匈奴往来。

　　唐宋对陆上和海上的对外贸易极为重视，但严禁民间贸易。

　　明代的边境贸易沿袭唐宋之制，但严禁民间海上贸易。

　　清朝大多时间实行海禁。

　　纵观历史，大多数情况下，各朝实际上并不把边贸看作经济行为，而看作是政治行为、外交行为，因而对待前来边贸的外国商人的方式也很有趣。

　　唐宋时期来华的外商众多，其中阿拉伯商人最为活跃。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与中国相邻近的波斯的“胡商”，他们从陆上丝路携带着香料和珍宝来到凉州、长安，然后深入到洛阳、成都以及长江流域。

　　外商运到中国的商品有香料、犀角、象牙、珊瑚、水晶木等奇珍异品以及镔铁、砂金、木材等原材料，还有一些高级手工艺品。从中国运出的商品有丝织品、陶瓷、金、银、药材等。

　　唐代规定，外商入境必须先在边关提出申请，由地方政府申报中央政府批准。743年，唐玄宗出于对外商交通敌国的警惕，甚至下敕禁断外商往来。

　　唐代有“互市”制度，外商与华人交易必须经“互市”进行。互市的场所是一个四面由堑壕篱笆围绕的院落，入口有专人把守。交易之日，商人携带商品在卯时后来到市场，先与管理官员核定物价，然后开始买卖。

　　从海路来中国的外商抵境后，须先赴市舶司衙门，由市舶司将货物登记在册，代为保管。之后，商人须交纳30%左右的人口税后，领回货物，方可在广州列肆交易。进入内地，则须呈报有关部门批准。外商在中国旅行和华人一样，必须凭官方发给的通行证，即所谓“过所”，上面写明旅行者以及陪同人员的姓名、年龄以及所隶属宗族，注明随带的白银与物品。

　　中唐以后，河陇(指河西和陇右，相当于今甘肃西部地区)被吐蕃占据，西域及中亚各国的使者被隔断归路而滞留长安，其中有一部分人就转而经商，多从事抵押借款和高利贷业务，直至唐末。

　　宋代政府制定了“招徕远人、阜通物货”的国策，扩大与海外诸国贸易的范围。资料记载，与宋通商的国家有50多个，外国商船漂洋过海而来，也有不少是乘坐中国商船入华。当时中国船大而坚固，安全性能更好。外商抵岸后，须将货物送存市舶库，经官府抽税、核价以后，才可领回货物在民间销售，程序大体上与唐代相同。

　　唐宋时代的外商在华享有一种类似治外法权的特权。唐律规定，同一国家的外商之间发生民事纠纷或刑事案件，由该国商人首领依照本国法律处置，中国官吏基本上不加干涉;不同国家的外商相互争斗，则按照中国法律论处。

　　宋代外商享有治外法权的情况更为普遍。《宋史·日本传》记载，日本人打死中国人后，须交给日本商人头领按日本国法律治罪。阿拉伯商人犯徒刑以上重罪由中国官员审判，犯徒刑以下轻罪，则由蕃长依照伊斯兰法典论处。

　　明代许外商永久长住

　　明代，丝绸之路是中国与外界交往的主要通道之一。当时，外国商人以贡使的名义，通过丝绸之路与中国进行商贸活动。他们带来的主要物品有马匹、骆驼、狮子、钻石、地毯、纸张、葡萄干、宝刀等，以此来换取中国的瓷器、红玉、丝绸、茶叶、麝香、颜料、桐油等。

　　为确保丝路贸易的正常进行，明朝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管理措施。第一，每一使团进入嘉峪关时，必须出示关文，并逐一登记，不能随意入关;第二，外商在明朝境内从事贸易时，不得大量收购禁卖物品，如茶叶、罗绮、箭竹等，不能将熟铁、兵器等夹带出关;第三，外商必须遵守中国法令，不得殴打中国居民，不得刺探军事情报，不得携带中国人口出境;第四，外商出关时，要接受严格检查。

　　明朝很重视朝贡贸易。外商入关时，甘肃镇官员要举行隆重的接待仪式，置办丰盛的酒席款待;入关后，官府要免费提供食宿和驿递。

　　进入嘉峪关的外国商人，当地官员按照有关规定，将其分为“起送贡使”与“存留贡使”。起送贡使一般只占使团人数的十分之一。他们在前往北京的途中，每到一地，当地官员都要组织盛会欢迎。起送贡使不得从事交易，只能携带一部分优质商品前往北京，一部分贡献于皇帝，一部分在北京市场上出售。他们可获得皇帝的优厚赏赐，以体现明朝在朝贡贸易中所奉行的厚往薄来原则。在觐见完毕后，起送贡使由原路返回。

　　存留贡使到北京亦得到皇帝的不同赏赐，他们带来的大多数商品在甘州、肃州等地被官府代为出售，而马匹全由陕西行都司收购，用于西北边地的耕防。

　　明朝还允许外商在中国永久居住。明代西欧著名传教士利玛窦在一本书中写道：“外商中有很多已在此地(指肃州)娶妻，成家立业，因此他们被视为土著，再也不回他们的本土……根据法律，在那里居住了9年的人就不得返回他自己的本乡。”

　　明朝对丝绸之路的管理较为得当，绝大多数外商都能按照明朝的法令从事贸易，这使汉唐以来的丝绸之路在明代大放异彩。明朝通过对丝绸之路的管理稳定了西北边疆，与众多的西域国家进行广泛的接触，长期和平友好，频繁贸易往来，使明代丝绸之路成为开放之路、商业之路和旅游之路，对当时西北地区的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近代多外商投资产业

　　真正的外资企业进入中国是200年前的事。

　　18世纪初，英国产业革命结束，进入资本主义时代。171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设立洋行，这是外国资本最早在华设立的企业。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广州已有外商开设的洋行55家，但大多以鸦片贸易为主。这期间，外企常因是否可以进驻通商城市而与清廷及官府发生矛盾，又因鸦片生意等引发战争。

　　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朝被迫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外国在华投资中心即随贸易中心一道从广州移至上海。

　　这以后，大型洋行相继在华设立，外国银行或金融业也开始发展起来，外商还非法在中国沿海一带建立工厂。甲午战争前，外商在华的工业企业已有191家。

　　甲午战争后，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据此，日本取得了在华建厂特权。西方列强根据片面最惠国待遇也得到了这个特权。从此，外国在华投资合法化，外资企业迅速发展。

　　1898年，中国境内外资商行共773家。一些大托拉斯企业开始来华投资，如英商英美烟公司、亚细亚火油公司、美商通用电气公司等。外资公用事业公司，如北京英商电灯公司、天津比商电灯电车公司等相继成立。

　　外资铁路和矿山也开始出现，如俄国修筑了中东铁路，德国修筑了胶济铁路，法国修筑了滇越铁路。

　　在矿业方面，焦作煤矿、开平煤矿、抚顺煤矿和本溪湖煤铁矿、门头沟煤矿等，都在此时被外商收购。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列强先后卷入战争，日本乘机大规模扩大对华投资。日本企业大批来华设立工厂，日本还插手北洋政府的军政、铁路借款。北洋政府为军政需要，借入的大量无担保外债，几乎都是由日本银行承担的。

　　1927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成立后，其对外政策的重心转向了美国和英国。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把中国东三省变成了它的殖民地，从此日本集中在东北投资。

　　抗日战争结束后，构成对华投资62%的日本投资被中国政府接收，日本在战争期间没收的英美企业也由中国政府予以发还。

　　1946年，美国的一些大公司都与南京政府订立协议，准备设立电机、造船、水泥、石油等企业，美国财团还取得了煤矿、有色金属矿的开采权和成渝铁路、川滇铁路的筑路权。但是不久中国内战爆发，美国庞大的对华投资计划随即搁浅。

　　随着中国内战结局日益明朗，外国在华投资则日见衰落。上海原有1800家外资企业，到1950年7月只剩下684家，仅占总数的38%。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冻结了中国在美国的财产，中国政府对上海的美商企业也采取了军事管制和没收的政策;对其他国家的企业则分不同情况，采取收买、租用等形式使其产权转变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

　　至此，外国在中国的投资走到了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