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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知识分子的困境：只有两条路可走
知识分子，是指有独立思考能力、以阐发或者运用知识为工作的脑力劳动者。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古代知识分子的困境：只有两条路可走，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古代知识分子的困境：只有两条路可走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只有两条路可走，即入流还是不入流，“登科”还是“不登科”。是做官呢，还是如袁守诚一样，做一个逍遥自在的民间高人?
明代版西游第九回，算命先生袁守诚与泾河龙王打赌，看谁预测的下雨时间和雨量更为准确。结果龙王作弊，私自调整下雨的“天机”，被天庭问责。他只好求救于唐太宗，可太宗没有兑现对他的承诺，致使其死亡。心有愧疚的李世民因担心龙王冤魂不散，特意跑到大相国寺还愿，由此得以遇见唐僧，为西天取经开了一个头。
可见，所谓的西天取经的壮举，不过是由袁守诚与泾河龙王的一次打赌所引发的。故而，袁守诚被西游认为是所谓的“不登科的进士”——没有做官，却做了很大的事业——还是有道理的。
大抵，袁守诚就是西游作者吴承恩的代言人，如同《儒林外史》中的杜少卿就是作者吴敬梓一样。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只有两条路可走，即入流还是不入流;“登科”还是“不登科”;是做官呢，还是如袁守诚一样，做一个逍遥自在的民间高人?
吴承恩与吴敬梓，都是天赋异禀之人，也都是因各种原因不做官的典型。可是，他们只不过是少数人。考科举做官，对绝大多数读书人具有一种天然的诱惑力，毕竟他们没有太多别的出路。渴望着做官，始终贯穿着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整个心路历程，甚至整部中国古代史。
可是，这种世俗的利益，并非所有人都趋之若鹜。《儒林外史》中的第一完人杜少卿，其家是当地的科举望族，父祖辈都是高级干部。可他却乐善好施，笑傲权贵，视金钱如粪土，跟着感觉走，最后散尽家产，一贫如洗，并远离故土。但他依然欢歌笑语，至死不渝。
而“儒林”的作者吴敬梓也同样如此，其祖辈有六人是进士，包括一个榜眼、一个探花。可是，他就是不走科举之路。最终，吴敬梓与他笔下的杜少卿一样，都成了世俗中“不可效此儿郎”的不肖子孙。而明代的吴承恩，他的科举之路也如清代的吴敬梓一样，蹉跎纠结，屡考不中。幸运的是，他有绝活，早在吴敬梓创作“儒林”两百年前，就写出了千古好书《西游记》。
不过，别看这些不做官的大家死后著作等身，爆得大名。可生前的凄凉与痛楚，又怎是后人所能想象的?《儒林外史》中的周进，参观向往已久的圣地——省城贡院(明清乡试的考场)——之时，突然鼻滴满脸，兴奋过度，以至于昏死过去，醒来还继续号哭，满地打滚，口吐鲜血。当时，周进头发胡子都白了，考了几十年，居然还只是一个最低等级的“童生”，连秀才都不是。范进更是加强版的周进，他在中举之前，其岳父胡屠夫把他不当人看，时时挖苦他、羞辱他。中举之后，年过半百的范进一头栽进污水沟，差点疯掉。
好在周进与范进最终还都考上了进士。而清初的蒲松龄，比周进、范进更惨，考了十几次，都没中个举人，写鬼故事便成了他最大的寄托。
一是如吴承恩与蒲松龄这样、没有走狗屎运中举的中下层读书人。还好这四位大师有著作流传，让人得以铭记。他们是极少数中了五百万大奖的民间高人。而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则完全如周进与范进中举前那样，忍受极大的侮辱与煎熬，却最终一无所获。
吴敬梓作为“纨绔子弟”，彻底与祖辈为自己打下的基础和圈子决裂，自觉地不受某种僵化圈子的羁绊，走上一条“随心所欲不逾矩”的逍遥之路，与自己小说中的主人公一道，赤膊上阵，自断后路，对科举制度的条条框框，进行了疯狂的反抗。壮哉。
祖坟上冒了青烟，侥幸登科做官的读书人，也有到后来心灰意冷、抓狂难受的，甚至有绝望透顶、一死了之的。极端者如明代大哲学家、西游大评家李贽老先生。此公官至知府，正当仕途颇为顺坦之时，却大骂官场，挂冠离去，疯狂地批判儒家所谓的“道德”，对那些亘古不变的人情世故“拳打脚踢”，大大地宣泄了一番，最后在狱中割喉自杀。
不过，李贽这样的“奇葩”，毕竟千年难出一个。中举、入流，从来都是古代读书人的终极价值。即便是“才子佳人，自是白衣卿相”的大词人柳永，不也在“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之后，依然致力于举业吗?即便是“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的李白，不也长久地等待着唐明皇的召见与重用吗?即便文化水平稍逊的大佬松江，到头来还不是一心向往朝廷，渴望登上天子的殿堂吗?
拓展：中国古代传统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
十三岁时，开始尝试创作诗歌，十五岁的时候，开始尝试古体诗歌创作。2018年夏，开始创作长篇历史架空小说《千秋帝业》，同年11月，签约北京盛世君阅文化有限公司，在铁血读书连载上架，截止到今天已全部连载完毕。我的人格理想是：由书呆子，变成纯粹的读书人，再由读书人成为真正的知识分子。有感而发，我今天与大家分享的知识，讨论的话题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
根据史料记载中华文明约起源于公元前31世纪，至迟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的殷商时代就已经创造出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但是一直到西周灭亡，中国社会始终没有产生我们现在意义上的所谓的知识分子。
公元前771年，犬戎攻破镐京，次年周平王在一部分诸侯的支持下，迁往雒邑，东周开始。东周的君主虽然还是名义上的“天子”，万众拥戴的天下共主，但是已经没有能力也没有心力再去调控各诸侯国之间的关系。随着各诸侯国之间的利益纷争愈演愈烈，西周初年建立起来的贵族等级制度遭到破坏，一大批低层奴隶主贵族沦为庶民。士人阶层由此从上层下移到民间，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知识分子群体逐渐产生。
身为贵族的士人在沦落为庶民后，他们饱含着无比热烈的激情很难以言说的冲动生活在春秋那样一个大分裂、大动荡、大变革的乱世。面对日益败坏的社会现实，掌握知识文化的士人萌生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他们要用自己的知识文化重新建构社会秩序，试图凭借着自身的努力促使混乱的社会重新实现有序化。
为了实现这一社会目的，士人们开始以著书立说的方式来来表达自己的社会政治理想，并通过广授门徒来扩大自己学说的影响从而干预引导社会， 渐渐地，士人阶层中的很多精英纷纷以自己的学说为主体开宗立派。老子的道家、孔子的儒家以及墨子的墨家和孙武的兵家等等。
在这些文化巨子各自宣传自己的主张与学说的同时，整个士人知识分子群体的文化心态也就日益表露了出来：一方面，他们都有感于社会的混乱无序而欲起救之，这是他们的救世心态。另一方面，又对自己的个体生命面临的种种危机深深地感到强烈的不安，欲寻求安身立命之法，这是他们的自救心态。
怀着一种救世心态他们激励自己积极入世，为实现社会的安定有序尽一份力，而当自救心态占上风时，他们又不免生出一种消极避世的愿望来。希图救世的知识分子以儒家、法家、墨家为代表，渴望自安的知识分子则以老庄道家为代表。
出世和入世，救世和自救虽然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心态，但其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是先秦时期一般知识分子都普遍具有的双重心态。比如儒家虽然主张积极入世，却也含有某种出世隐逸的成分。而道家虽然侧重于出世，但是却也含有一定的入世因素。与这种文化心态相对应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格局由此奠定，即“儒道互补”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一言以蔽之，就是孟子所倡导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而决定古代知识分子心态变化的根本因素只有一个，那就是君臣关系的变化。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主要智慧和精力没有用于探讨自然宇宙的秘密，也没有用于创造物质财富，他们的全副精神都用在了思考如何应付君权，寻找到与君权合作的最佳途径上——因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文化就成了中国文化的主流，而以儒家学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自其诞生就是以“克已复礼，天下归”——通过个人道德的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纵观儒家所有的文化建构无不以这一最高目的为核心。
正是因为古代知识分子的这种文化心态，中国主流文化始终是在政治与知识的紧密联系之间发展，却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向自然领域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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