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林庚先生《唐诗综论》有感
近代以前，文学研究主要以两种方式进行，一为文献考订，一为诗文评点（像《文心雕龙》这样的著作不惟空前，而且绝后）。近代以后，从王国维先生开始，古代文学研究才引进西方的研究方法，从而形成了考据、评点、西化研究三足鼎立的研究局面。到了上世纪50-60年代，西化的研究方式占据了绝对优势的地位，考据还因其有现实的需要而若存若亡，评点式的研究则已退化成为鉴赏而可有可无了。论者甚至以康德不懂审美却写出了旷代美学巨著而为自己不懂审美辩护。
80年代以来，由于对西化研究方法的反思，古代文学研究出现了不大不小的回归热。阶级分析的方法确实已很难被正式发表的文章所运用，鉴赏辞典铺天盖地，考据被重新确立了其重要地位。三者的位置进行了调整。考据恢复了它的重要地位；西化研究换上了社会学、文化学的招牌，理论上更新换代了，原型批评、结构主义、阐释学、文化人类学纷纷登场；只有鉴赏，仍然被相当多的研究者看作可有可无，而且被认为是文学研究中不科学的标志。
用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古代文学，过去成绩不大，现在成绩如何，依然是个争议很大的问题。不过，用西方理论很容易出成绩，对于评职称比较有利。而考据，或称文献学的方法，作为古代文学的基础，是极其重要的，也是知人论世的需要，但考据并不是文学研究本身。
原来文学研究还是需要悟的。和其他的学科科学研究不同，文学研究从来是先有结论，后有分析；而不是先有分析，后有结论。当然这种结论，是审美直觉的结论，而非理论的先入之见。占有充分的准确的材料，是文学研究的基础，不过文学研究所用的材料本身有等级之分的。一般的已失去文学生命力的文学作品及相关史料可称为材料，而把仍具生命力的文学作品也称为材料就不合适了。
林庚先生的《唐诗综论》堪称真正的文学研究。在《唐诗综论》的一系列文章中，我们看到鉴赏不仅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它还是文学及文学研究的基础、本身和目的。而鉴赏力正是文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能力。
与一般的鉴赏文章不同的是，林庚先生的文章不是就事论事，而是有开阔的视野，有比较的眼光。林庚先生的文章能抓住对象的本质，而不是出于一般的泛泛而论。但林庚先生的文章又从不对对象作硬性的概念的规定，他对很多问题的解决都是从比较中确定对象的范围。应该说这是一种超出了理性限制的研究方法。而这一切，正是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方法所独具的特点之一。
在《唐诗综论》中，最享盛名的是《盛唐气象》一文。该文主题明朗，慢慢看下去，盛唐气象这个不可捉摸的对象渐渐地清楚了：盛唐气象不同于建安风骨是因为它还有丰实的肌肉，而丰实的肌肉也就更为有力的说明了这个骨。 盛唐气象不可捉摸，是因为它丰富到只能用一片气象来说明，它乃是建安风骨更丰富的展开。而汉魏气象混沌是不假悟也。盛唐则是认识到捕逐而且答于深入浅出的造诣，所以是透彻之悟。汉魏既然还没有致力于捕逐形象，所以形象是淳朴的，又是完整的，因此难以句摘；如同还没有开采的矿山，这也就是气象混沌。而盛唐则由于致力捕逐而获得最直接鲜明的形象，它好像是已经展开的真金美玉的矿藏，美不胜收的放出异样的.光彩，这就不能说是混沌，只能说是浑厚了。 这样盛唐气象就在与建安风骨和汉魏古诗的比较中确立了自己的特征。
读到这里，不能不感叹林先生的文字功底和写作技巧。严羽《沧浪诗话诗辨》说：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还说：悟有浅深，有分限，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汉、魏尚矣，不假悟也；谢灵运至盛唐诸公，透彻之悟也。 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汉魏之诗，词理意兴，无迹可求。汉魏古诗，气象混沌，难以句摘。晋以还方有佳句。应该说林先生的文章继承了严羽的基本观点，但林先生用形象把严羽的这些散落的词语凝结成一个整体，又用了采矿这个比喻，用浑厚与混沌相对，就更突出了唐诗的特点，也强调了唐诗超越汉魏古诗的艺术地位。
读到这儿，不由得想起当今的主流鉴赏理论：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也就是鉴赏趣味无高下论。当然我们如果花一番功夫，也许会发现萝卜论的理论根源要追溯到接受理论或福科。不管怎么样，当今就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任何人都敢说自己的作品是最好的，任何人都敢认为自己的趣味不比别人差。好作品与坏作品的界限模糊了，评论家也变了，他不再关心作品的好坏，不再热中于编排作家的座次。这是一个审美相对主义的时代。
在这样一个时代，说一个作品比另一个作品好是要冒闲言碎语的风险的。某些读者会问：为什么说XX的作品不好？我就喜欢！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眼光嘛！
其实，作品有高下，是鉴赏存在的基本前提。一个人的审美感觉越敏锐，他区分的作品高下就越细微。林语堂曾经说过，他只看极上流书和极下流书，因为中流剽上窃下，最无足观。鲁迅对此有一个极为精辟的评价：这透彻地表明了其人的毫无自信。 确实，林语堂否定中流，只不过用相对主义为自己的低下趣味辩护，他又标榜极上流，也只是为了掩饰自己的不自信而已。
那些以作品及接受者的差别为趣味无高下辩护的说法是似是而非的。我们过分强调接受主体的独特性，而忽略了杰出作品的超越性。其实，在阅读作品的时候，个体的独特性是微不足道的。一个作品经历了千百年的时间的磨练而流传至今，它本身就说明了它的超越性。作为一个读者，在阅读作品的时候，不应该斤斤于为自己的独特辩护，而应该忘掉自我，反思自己为什么不能接受经历了时间洗礼的经典作品。文学作品有高下之分，有雅俗之别，如何辨别高下雅俗，正是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出发点和基本任务。
林庚先生在文章中对盛唐气象作了精彩的说明。如果文章到此为止，那么我们说这篇文章已有风骨。不过文章中盛唐气象的艺术特征一节，却是本文的真正的点睛之笔，因为它使该文达到了如盛唐气象一般的气象。尽管其中也用了浪漫主义、人民之类当时流行的话语，但文内的主旨却完全超越了这些概念。在这一节中，林庚先生采取了古代诗文评点的形式。请看：
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庐山秀出南斗傍，屏风九叠云锦张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林评：一种青春的旋律，无限的展望，就是盛唐诗普遍的特征。李白《横江词》：人道横江好，侬道横江恶。一风三日吹倒山，白浪高于瓦官阁。林评：在风浪的险恶中，却写出了如此壮观的局面，这与《蜀道难》的惊心动魄，乃同为时代雄伟的歌声。而这一首民歌似的短诗，它究竟说横江恶还是在更深入的礼赞横江好呢？这就是现实生活中丰富的歌唱。在现实生活中矛盾是不可能没有的，然而那压倒一切的辉煌的形象，它说明了一个经得起风浪的时代性格的成长。
最为精彩的当属对李白《将进酒》的点评：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何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謔。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林庚先生分析说，如果单看了字面，那么白发三千丈，同销万古愁仅仅说愁之多，愁之长了，感情岂不过于沉重？可其中形象的充沛饱满，才是真正的盛唐气象的造诣。如果和李后主的《虞美人》相比较：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个形象就决不是盛唐气象了，而是一副可怜相。那么是不是一定要用长江黄河才能构成盛唐气象呢？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又如何？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林庚先生说：盛唐气象是饱满的，蓬勃的，正因其在生活的每个角落都是充沛的，它夸大到白发三千丈不觉得夸大，细小到一片冰心在玉壶不觉细小。正如一朵小小的蒲公英，也耀眼的说明了整个春天的世界。
显然林先生的评点和流行的鉴赏辞典的赏析文章写法不太一样。我们从这里可以明白古人采用简洁的评点方式的原由。对作品的赏析，尤其要注意一点不要喧宾夺主，赏析文字不要凌驾于作品之上。所谓的鉴赏，我们的目的是引导别人进入作品的境界，而不是赏析人驰骋才华的时候。这有点像打篮球的时候的上蓝，球到筐前，轻轻一送即可，因为球本身就有速度，再用力，就过分了。
《盛唐气象》一向被称为林先生的代表作，所谓少年精神，盛唐气象。在我看来，《说木叶》一文所具有的典范性的意义比《盛唐气象》更为明显。如果说《盛唐气象》还主要是对前人所提出的命题积薪式的发挥，那么《说木叶》一文则更具独创的意味。其语言之生动优美，其分析之精当微妙，尤其是其中体现的作者的审美感觉之敏锐，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
杜甫名作《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回。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其中无边落木萧萧下，相信每一个人读到这句诗都会有类似的感觉：落木，太奇怪了，一查注释，则落木又是落叶的意思。于是我们便轻松放过去了，以为这是一个训诂的问题。这样的例子在古诗里实在太多了。
可林庚先生却在《说木叶》一文中发现，古代诗歌中经常用木叶，却很少用树叶。洞庭波兮木叶下（屈原《九歌》）九月寒砧催木叶（沈佺期《古意》）而且木都与秋天有关联。秋月照层岭，寒风扫高木（吴均《答柳恽》）用高树不行吗？可以，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曹植《野田黄雀行》）然则高树饱满，高木则空阔。
原来木叶与树叶在概念上虽无差别，但在诗歌语言中差别就非常之大。木的潜在形象正是木头、木料、木板，它与叶相排斥，于是木叶正暗示落叶。而树，本身具有繁茂的枝叶，具有密密层层浓荫的联想。因此随之有了更多的暗示。木在触觉上是干燥的而不是湿润的，颜色可能是黄的，而树，颜色是绿色，触觉上是湿润的。于是木叶是属于风的而不是属于雨的，属于爽朗的晴空而不属于沉沉的阴天。至于落木呢？则比木叶还要显得空阔，它连叶这一字所保留的一点绵密之意也洗净了：
落木千山天远大
充分说明了这个空阔；这是到了要斩断柔情的时候了。
最后，林先生感叹说，木叶之与树叶不过是一字之差，木与树在概念上原是相去无几的，然而到艺术形象的领域，这里的差别就几乎是一字千金。
当我们看林庚先生《说木叶》一文时，也正有同样的感觉。我们读林庚先生的《说木叶》也觉得几乎是一字千金。
关于树与木的区别，乃是一个天才的发现。我不知道古人写诗时是否意识到这个区别，不过我相信，即使起古人于底下，与他讲一讲树与木的区别，他也会由衷地佩服。
汪维辉先生曾经从语言学的角度描述过树与木的词语使用的变化。在从上古到中古发生了以树这个词取代木这个词的变化。 不过既然到唐代这种取代已经完成，那么唐及其前后诗人们仍然喜欢用木叶而不用树叶，就足够说明了：这仍然是一个诗学的问题而不纯粹是一个语言学的问题。
《唐诗综论》里的每一篇文章都有其精彩之处。像《青与绿》、《诗的活力与新原质》都别出心裁。而且从作品本身出发，而不是从理论出发，真正做到了见微知著，而不是借题发挥。林先生60年前说：我们今天正走在这古老历史要更新的阶段，诗因此要全力争取这时代，如同矮小的松树要种植在沙漠化的童山上一样。(《诗的活力与新原质》)今天，文化的沙漠化与六十年前相比，有更严重的趋势。林先生此言，值得我们每一个从事文学工作的人深思。
知道林先生很晚，还是1995年在武大读硕士的时候，熊礼汇先生给我们推荐林先生的《唐诗综论》，我才从图书馆把书借出来看了一遍。记得当时很震撼，是看《说木叶》的时候。《说木叶》里关于树与木的分辨使我产生了一种不可企及的感觉。从那以后，我的脑子里便多了一个问题：作者是怎么想到这一点的呢？作者又怎么会想到要去辨析树与木的区别呢？因此有一次在电视上看到东方之子对林庚先生的访谈时，便产生了一种类似于追星族对明星所产生的情感。只是遗憾，没能听到萦绕在心的问题的答案。
认识林庚先生，是在上个世纪的1998年。那时我正准备北大博士生的入学考试。误入幽静的燕南园。哎，那不是上次电视上看到的林先生吗？
于是在林先生家，那个幽静的燕南园62号，就有了下面的一段对话：
您是怎么想到要区别树与木的含义呢？
因为我看到古代诗歌里很少说树叶，而木叶反而很常见。
噢！原来这么简单啊！可是作者到底是怎么想到的呢？
不用再去追寻了吧！对于文学研究而言，一个人固然可以掌握大量的材料，皓首穷经，也能做出不朽的成绩，不过，仅仅这样做，总觉得和文学有点隔阂吧？就像王国维所说，如雾里观花，终隔一层。那么林先生是怎么想到树与木的区别的呢？也许就在那一闪念？
也许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就在这一闪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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