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时间：2024-07-21 09:39:41 读后感我要投稿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当认真看完一本名著后，你心中有什么感想呢？这时就有必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万历十五年读后感，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1

　　记得在上高中的时候语文老师就向我们推荐过《万历十五年》，还给我们讲过许多首辅张居正的故事，可是一直都没有机会好好来品读一番，实在是可惜，终于借此机会我能好好的来体会一下其中的韵味，并荣幸的发表一下我对它的感想。

　　首先，令我感到惊讶的是这本书的英文名叫做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直译过来就是“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这不禁让我感到一丝疑惑，“无关紧要的一年”？那又为什么还要写它呢？带着这丝疑惑，我情不自禁的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这才让我意识到万历十五年并不是简简单单，平平淡淡的一年，用文中的话来说是“1587年，是为万历15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里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可能是带着对高中语文老师所说的故事的好奇，再加上有好多人对我推荐过这本“好书” ，导致我对这本书的期望很高，但是与之相反的`是我读起这本书来味同嚼蜡，好不容易硬着头皮读完了，却不以为然，对网络上对这本书清一色的好评也无法苟同，相反我十分赞成金庸先生对《万历十五年》的评价，认为这本书其实并没有世人所认为的那样好。

　　《万历十五年》，它选择万历十五年来代表中国制度上落后于欧洲，说主因是中国不以数字来管理国家。但其实万历十五年张居正去世还不过五年，张居正的善政还没有遭到败坏，以万历十五年的中国来和欧洲先进国家相比，中国还远远的走在前面。至少，北京、南京、扬州、杭州这些大城市远比伦敦、巴黎要更加卫生、干净和先进。

　　中国当时的主要缺点不是不用数字来管理国家，而是明朝中央集权、君主权威至上的中国政治（明太祖手上建立的君主绝对专制），张居正重视“制度”、“法治”、“公平”，即使在封建统治下，也能很好地管理中国这样的大国。他注重“循名责实”，用现代的名词来说，大致上便是“实事求是”。《张居正》虽是小说，但在我看来比《万历十五年》这样的学术文章，更加真实，更加接近事实。

　　黄仁宇先生的“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之论，则隐隐包含着“历史命定”、“必然趋势”的意味。如此一来，历史上的所有罪恶，人民遭受的一切苦难，似乎都可以淹没在这个“合理性”中，忽略不计。读了整本书，我的唯一感受：全中国就那2万多官员和皇帝是活物，他们按照先哲的指示，决定着国家乃至民族的未来，其他的行尸走肉已经完全丧失了自主意识和现实影响力了——这绝不是象我这样一个接受马列毛史观的人说能接受的。而且他以西方和现代的双重中心论评判古代中国，认为古代史既已先验地指向近代中国的失败结局，所以凡事无不荒谬；但是他又以历史目的论和历史意志论观察现代中国，相信现代史最终必将指向未来“数目字管理”的理想制度，所以凡事无不合理。前一种思路认为历史无处不错，后一种思路又认为历史处处不错，前后相互矛盾，按照后一种思路，凡是发生过的历史都是合理的，那古代中国的制度为什么就不合理呢？一种延续数百年乃至数千年的制度都是不合理的，天下又哪有合理的制度？更何况近代西方文明也不过才崛起数百年，而且黄先生一再强调从技术而非道德角度看历史，但我觉得他的错误其实不在于不讲道德，而在于不懂得讲技术，看上去解释了一切，实则说了等于没说。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如台湾学者江政宽所说的“他以叙事史学的手法，在学院的历史书写主流之外，为我们铺陈了一条探究历史的可能道路，而这也是当前中文历史书写里最为欠缺的。”总而言之，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以上仅为个人观点。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2

　　一直以来都有一种说法，“明亡于万历”。这是明朝走向衰亡的转折点，而万历十五年又是极其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发生了许多看似平淡的小事，却引起了蝴蝶效应，对中国历史产生重大影响。

　　以前就听朋友夸张的阐述，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文风恣肆雍容，让很多没有饱读史书的人，豁然开朗，一旦捧起来，就会陷进去,抱着不信邪的心态，我也试一试，原来历史可以真的这样好看呢，夹叙夹议夹评论，不仅能够深入了解了明朝万历年间文化政治制度的症结所在，人心被制度的扭曲，更是让我学习了一种大视野看问题的思维。

　　以前的史书里，历史人物都是被有着属于自己的固定模式化“人设”并夸张处理，而这本书采用的却是“聚焦”的写法。万历十五年，这个春寒料峭的公元1587里发生的林林总总，看似平淡无奇，却已为大国本朝的衰颓埋下了伏线。怠政罢工的万历皇帝，雷厉风行却悲剧收场的张居正，位极人臣却未老先衰的首辅申时行，战功卓著却孤独终老的将领戚继光，刚正不阿却争议不断的.海瑞……某一年，某一人。这些在历史课本中出现的角色，在《万历十五年》中一一出现。但是在这本书里，这些历史人物都是立体的、饱满的、鲜活的，也并不都是我们所认为的那样的。认真读下去，就仿佛在亲历他们的处境、他们的苦恼，他们的梦想，他们的野心，他们的无奈，他们不为人知的那一面......这种切入笔法细微得很，但牵动全文的是一条张驰自如的线：牵出这高拱、郑贵妃、邹元标，牵出耕织伍旅、财贷制度、民德风俗，牵出官场的阴与阳，皇尊的欲和权。合上书后我鲜明地感受到书中的里承外合、互文相应的妙处。

　　黄仁宇写的不是“巧合”，而是“必然”。他通过万历十五年前后几个典型人物的命运，告诉了我们，明朝错过16世纪末改革机会的原因，不是官员阳奉阴违腐败无能，不是皇帝怠政懒散昏庸无道，不是首辅拒绝改革无德无能，更不是将军守土无方拘泥成例，而是明朝以“仁”治天下的立国之精神，已经耗尽了生命力，这种单纯以意识形态来约束子民，用道德代替法律的制度，不但将庞大的帝国拽入了深渊，还使16世纪末，万历御宇之下的每一个改革者，要么身败名裂，要么壮志未酬。归纳《万历十五年》，黄仁宇的中心意思是要表达：万历年只是明朝建国以来矛盾冲突的爆发点，而王朝的根本矛盾则早已埋定。正如其序中所言“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至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因为这个症结的存在，所有人在其中的角色都是悲剧。

　　也许，对于一本好书，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读法，每一个人都能读出自己的《万历十五年》。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3

　　《万历十五年》是即我在床头读完《明朝那些事》之后又一本关于中国阶段历史的描述，由于习惯性失眠，书中其中感慨也大多因为深夜的躁动而随风去了，但也却有一部分随着可吸入颗粒物一起沉淀到了我的血液里。

　　我惊诧，此书中许多人物身上，竟都有当今现实社会的影子。

　　若将万历儿时看做我们的当代，他原本聪明敏感、乐于上进，也以往励精图治、喜欢读书，他本不是暮气沉沉、消极厌世的人，怨只怨那些作为臣僚的教师或家长，从不曾将他当作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确切的说是有尊严的独立个体来看待，同样也像像我们的学生时代，很多时候被当成了学习的机器，原本活泼好动、乐于思考，最终却极度厌学。诸如参加完升学考，要将书本剪碎或早上依旧习惯的坐在写字台前却不明白该干什么。所以，万历皇帝作为学生，臣僚作为教师，最大的失败之处，是大臣们剥夺了万历作为一个聪明的年轻人应有的个性、思想和活力。

　　张居正不让他练习书法，申时行不让他练兵，所有人都不让他立三皇子为太子，甚至与他生前形影不离的'爱妃都不能与自己埋在一个坟墓里。失去了如此自由，就算做着皇上，又有什么趣味?但他毕竟是皇上，依然拥有无尽的奢华和整个国家，而当今社会我们的悲哀何至于此。

　　张居正作为首辅原先言行不一，到我们看见了太多人士的虚伪。官二代，富二代，军二代，黑二代。这个社会原先已经并正在真正属于这些有钱有势有权和不要命的，“学校十年功，不如一棵葱”的现象难免出现。

　　我一向感觉，张先生本不是奸臣，他也是期望明朝国富民强的，他仅仅是一个有缺点的聪明的刚愎自用的大臣而已。孔子说，“唯女人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其实，“难养”的岂止是女人和小人?任何人彼此接触久了，都难免“不逊”起来，皇帝如此，张居正如此，恐怕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人也难免如此。事实摆在眼前，改变虽不及万难却也非一朝一夕之功。

　　由此，我唯有在心田播种善的种子，也时刻提醒自己，只要是人都会产生某些偏见和不可避免的缺点，学习如何体谅并选择，哪些是我们应当学习的，那些是“见不善而内自省”的，现实无奈与社会种种幽暗的侧面，但却必须允许这些幽暗的存在，因为他毕竟是“丰富多彩”这个词的重要部分。

　　应对如次、遇到问题、唯有积极想办法，努力让自己多一些才能，开阔些眼界，理清些思绪。而决不能消极怠工，心灰意冷。充满期望才能使我们欢乐生活。

　　——我们无奈于幽暗，也尽量做到让幽暗无奈于我。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4

　　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欧洲历史上，正是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的时代；而在中国，在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际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在历史学家黄仁宇的笔下，我们开始了一场难忘的大历史之旅……

　　固步自封的年代，一切试图革新的倾向，都是不合时宜的，一切企图在虚伪而又被认为是万能的道德之外发展法治的观点，都是异端邪说。于是改革家空有抱负而鲜有实践之机，变革在重重困难中或夭折，或走样；道德纯正的人尽管其行为获得了统治者的赞赏和平民的钦佩，却难以获得效仿——无人想去发扬和继承其高尚品质。对他们来说，阳奉阴违，道貌岸然所带的，比这虚名要现实和功利的多；真正的时代思想者只能在被打压中度过一生。他发现自己的学说没有付诸实践的可能，“他就只好把它美术化或神秘化”。

　　一个年轻的、曾经试图励精图治的君主，在诸多程式阻碍下，只能循规蹈矩，延续枯燥。他并不甘心：也许出于负气，或者是无奈的消极反抗，此后（1587年）很多年，众臣再也很难轻易见到他出席各种仪式——漫长的怠政在明王朝的历史轨迹上延续。从他观赏中官掷银取乐表明，“一个喜欢活动的人具备着充沛的精力，但又无法用之于做出积极的创造” 。他的壮志，他的宏图，已是历史云烟，难以再续。立，何其难也，而破，也是千难万难。

　　“在按着固定节奏流逝的时光之中，既缺乏动人心魄的事件，也缺乏令人企羡的奇遇。”在安逸的光景中，守成名正言顺的成为单调生活的旋律。于是，一切变得不那么重要，一切似乎可以无所谓。安逸，足以造就肆无忌惮的不思进取。在平淡无奇的格式生活中，枯燥成为了年轻君王的必修课。他的苦闷，乃是历史的悲剧。

　　世界上有一种人，他们的品德可谓令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但却鲜有人会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他们大多活在官方的宣传和平民的称赞之中。他们的信条和个性使他们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这就是说，他们虽然被人仰慕，但没有人按照他们的榜样办事”。就如很多人希望别人皆雷锋，却很少考虑自己也应该那样无私。他们只是“可以和舞台上的英雄人物一样，在情绪上激动大多数的观众”，却无法引起公众行为上的追随。海瑞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具有强烈的道德和社会责任意识，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道德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他严格要求自己，也同意严格要求别人。于是他的所作所为，令各方面感到为难和纠结。万历十五年，岁暮天寒，“海瑞的死讯传出，无疑使北京负责人事的官员大大的松了一口去，因为他们再也用不着为大众心目中的英雄——到处惹是生非的`人物去操心做作安排了”。

　　人们总是喜欢将自己打扮成道德标杆，高尚莫比，严以待人，却无法严以律己，甚至宽以待己；相应的，同时他们也就把自己当作道德监督者，实践总是别人的事，而他们只需对此指手划脚，品头论足。因而他们总是正确，别人多少——如果不是总是的话——有错。明朝历史上，就有一位这样的人物——张居正。“张先生言行不一，他满口节俭，但事实证明他的私生活极其奢侈”。据说张居正大人的官轿，32人抬着（按当时礼制皇帝也不过16人规模），约有50平米，分为会客室和卧室，全套明式家具，还有个独立卫生间。轿四周有围廊以供观景怡情。这位节俭的倡导者，以圣贤自居的张居正，竟如此口是心非！

　　在作者看来，“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治，至明代而极，这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在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道德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促进人类共同行为准则的形成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它。但是将道德——一成不变的道德准则——作为万能的手段来调控社会的一切问题，则是荒缪的异想天开。道德必须被遵守和实践，乃至被信仰，否则便是虚伪的。然而缺少制度的规制和约束，在功利主义——毋庸质疑，我们大多数人是这样的——作用下，道德就很难突破停留在口号和宣传中的困境，成为难堪的所在。而法治，则弥补了道德的缺陷，从而“使人类的行为服从于规则之治”（富勒语）。法治应当成为一种公众信仰。而正如苏力教授所认为的那样：“这里所说的信仰并不是一种言词上的表白，一种决心，而必须是一种身心的投入；而且由于法律是一种社会的全民的事业，因此对法律的信仰甚至也不是某个或某些个体的心灵活动，而是整个社会的实践显示出的对法律的尊重和倚重。”

　　当前，中国正处于法治建设和社会改革的关键时期，书中对历史的反思，以古为鉴，今人未尝不能得到若干启示，“给中国留下一个天翻地覆、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创造法治历史时代的机缘。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5

　　黄仁宇先生写史手法特别，《万历十五年》截取了历史的一个剖面，让时间停留在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以该年前后的史事为中心，从描写一个皇帝和五位官员入手，即万历皇帝、首辅张居正和申时行、模范官僚海瑞、孤独的将领戚继光、自相矛盾的哲学家李贽，抽丝剥茧，梳理了明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体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史为鉴，探索现代中国应当汲取的经验和教训。在此，我只想谈谈让我感触较多的两位人物，万历皇帝和戚继光。

　　万历皇帝朱翊钧。聪明敏感，早熟，初欲励精图治，后日形消极。1572年9岁登基，1620年御宇48年后离开人间。

　　万历即位的前十年，在首辅张居正的辅佐下，明朝百事转苏、欣欣向荣，承平日久，府库随之日见充实，实现回光返照式的“万历中兴”。1582年7月，张居正病逝，万历18岁，他决心破除对外的柔弱印象，励精图治，但恰在此时，他观看了宫廷内戏班演出的《华岳赐环记》，戏里的国君慨叹地唱着“政由宁氏，祭则寡人”时，聪明敏感的他似乎意识到即位十年，自己只是首辅张居正的傀儡，而并非大权独揽的君主，于是从否定张居正提倡的全国耕地丈量开始，揭开反张运动序幕。经张居正事件后，万历对一切都持怀疑的态度。

　　倒张之后，万历发现自己的自主之权仍然受到种种约束，自己贵为天子，只不过是一种制度所需要的产物。身为皇帝，万历的权力大多带有被动性，他可以把不喜欢的官员革职查办，但是很难升迁拔擢他所喜欢的官员，以致没有一个人足以成为他的心腹。万历以自己的聪明，意识到自己名义上是天子，实际上受制于廷臣，文官集团才是这一大帝国的实际主人，在另一种意义上讲，他不过是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在即位的日子，不断的应付许多重复事件和不变的礼仪。

　　在与文官集团抗衡的过程中，万历是孤立无援的，幸而在感情生活中有心心相印的郑氏陪伴，但因文官们不容许他废长立幼，以皇三子常洵代替皇长子常洛为太子，遂使他心爱的女人郑贵妃悒郁寡欢，出于一种报复的意念，万历竟以皇帝的身份向臣僚作长期的消极怠工，且长达三十年之久。他再也不愿做任何事情使他的文官快意，不再出席法定礼仪；不派人递补出缺的高级职位；派遣和升迁中下级文官，用抽签的方法决定，一个官员出任什么官职，竟出于与事实无关的一根竹签。

　　万历，这个孤独的君主，在认清现实后，无意于做积极有为的君主，又不甘心充当臣僚的工具，他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性格，以老子所谓的“无为”消极抵抗。

　　——孤独的将领戚继光。具有卓越军事才能的将领，却生逢重文轻武的朝代，在不能改变环境的情况下适应环境，最大限度的发挥才能，一酬壮志，在清算张居正运动中作为前首辅党羽被参劾，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坠入寂寞和凄凉，后在贫病交迫中死去。

　　明朝历史上除洪武永乐两朝外，文官凌驾于武官之上，已成为绝对趋势，将领们即使出生入死，屡建奇功，其社会影响，也未必抵得上一篇精彩的大块文章。在这种制度和风气影响下，“军户”征兵、军事补给制度严重落后，兵源不足、补给不足、装备落后，“野战军的战斗力几乎与农村的民兵相去无几”；对于将领的选拔，则认为应该具备的素质是勇敢粗豪而不在于头脑清晰，后虽有武试，但又重在刀枪弓马是否娴熟，笔试只求粗通文字而从未涉及军事科学，武备继续废驰，军事组织不断衰退。直至16世纪中叶，倭寇以战术的优势和武器的精良屡次入侵且长驱直入，文官集团才惊觉这低能的军事制度将要危及整个帝国以及他们个人的安全，但思变的结果仍只在于选择战略上深谋远虑而又精通各种战术的高级将领，而非改革落后的军事制度。

　　在种种落后的情况下，戚继光着手组织他的'新军，世人称为“戚家军”；确立了铁一般的军法，即集体负责的“连坐法”；战术上注重协同配合，研习“鸳鸯阵”。终其一生，戚继光以鸳鸯阵法作为主要战术，这并非由于他因循守旧，而是他深知以一己之力难以触动整个国家体制。戚继光的朋友，另一位名将俞大猷，曾经提出让战术全面现代化的建议，但这些有益的建议因涉及军事制度改革而及于政治未被采纳，因而壮志未酬，赍恨以殁。戚继光选择脚踏实地，做他职责范围内力所能及的事，戚家军的胜利记录无出其右，从未在战斗中被倭寇击溃。戚继光的军事天才囿于现实并未得到完全发挥，但他接受现实，在组织制度上没有办法，就在私人关系上寻找出路，一切只为使军事科学和军事技术在现实生活里发挥作用保家卫国。“在抗倭战争中功绩最为卓著的戚继光不是在理想上把事情做得至善至美的将领，而是最能适应环境以发挥他的天才的将领。他所以获得成功的要点，在于他清醒的现实感。”

　　人的一生，理想和现实总有差距。理想的实现，除个人的努力外，还须具备天时地利人和诸多外因，就算贵为帝王将相，胸中宏愿也有得不到现实回应的时候。在无力改变现实的情况下，退一步不失为一种良策，与其抱怨，不如尽其所能做到最好，不断向自己的目标靠近。

　　不是所有的出行都是行装齐备，不是所有的坚持都值得称颂，有的妥协同样值得敬仰，当然这得看动机和目的，譬如万历皇帝的妥协，可悲可叹！戚继光的妥协，可敬可佩！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6

　　《万历十五年》是一出悲剧。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反抗和挣扎，但迫于环境，他们最终一一失败。失败的不是他们，是明朝，是时代，是万历十五年的所有人。

　　这场悲剧的核心，在于朱元璋的顶层设计能力太差，没有靠谱的治国框架，又非常的幼稚，最后沦落到以德治国。小时候看古装电视剧总觉得里面的事情都没法理解。

　　大臣们为啥因为皇帝立谁当皇后、当太子，吵得不可开交，以死相逼？大臣们为啥成天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吵来吵去？为什么倭寇这种东拼西凑的强盗帮，能对明朝造成那么大损害？为什么当官的人一定得四书五经，文章写的好？不应该考察管理能力什么的么？

　　事有反常必有因，因，就是这个国家的政治框架。在明朝，德是治国方略，德是行政依据，德是文官集团的底盘。德是治国方略。皇帝就必须成为德的最高代表。所以皇帝要不停的出席各种卵用没有，纯粹作为象征意义的活动，以此来强调自己的德。而文官集团会严密的监督他，因为皇帝有德，政权的合法性才能稳定，文官才能高枕无忧，这是文官集团的命根子。

　　德是行政依据。因为这个国家太大了，由无数个农村组成，国家的行政效率又太低。每件事情如果认真去判断，成本极高，文官集团是吃不消的，不如用规则极其简单的德来判断。所谓大道至简嘛。

　　德是文官集团的底盘。既然是以德治国，官员的核心能力也就成了德，所以，长袖冠衣，三滤长须，雍容雅正，成了文官的经典形象，至于能力，不重要。整个文官集团，基于表面上的共同信仰，绑定在一起，这就叫底盘。

　　在这个框架里，最开心的是文官集团，他们也是国家真正的主人。

　　对上，他们严格要求皇帝。不能有丝毫自身的特点、私信、个性，一定得代表好「德」。对外，他们打压武将集团。因为德既然是最高代表，稳定就成了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出了乱子，本身就是无德的表现，那武将的平乱，又有什么可值得夸耀的？再说，文官要求德行，武馆要求能力，文官自然看不上武官。

　　对下，他们基于「德」的要求治理老百姓。判案的时候，哥哥和弟弟，就判弟弟错。穷人和富人，就判富人错。丈夫和妻子，就判妻子错。对事实的考量？他们才不在意呢！

　　对内，他们组成一个个利益集团，相互间争斗的极其厉害。几乎每一次朝堂上的`争端，或者任何鸡毛蒜皮的小事，都会被用来党同伐异，维护自身利益。对自己，他们表面标榜道德，背地里极尽私欲。即使比较清廉的官，也觉得搞些灰色收入理所应当。在这个以德治国的框架里，你会发现，一切都解释通了。

　　大臣们为皇帝立谁当皇后、当太子，吵得不可开交。是因为皇帝违反了立长的道德规则，而违反道德，就会触动统治合法性的根基。大臣们成天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吵来吵去，表面是为了小事，实际是为了铲除异己，冠冕堂皇的理由背后，都是利益。

　　倭寇这种东拼西凑的强盗帮，能对明朝造成那么大损害。是因为武将被打压的过于厉害，军事极端不受重视。当官的人一定得四书五经，文章写的好，而不应该考察管理能力。因为以德治国，官员的核心能力，就是德。

　　在这个诡异、崩坏，江河日下的系统里，很多人在做着自己的反抗。万历和正德发现文官集团表面冠冕堂皇，背地极尽私欲的真相，决定不再合作，一个不上朝，一个成天出去打仗。

　　张居正想要中兴明朝，整顿税收，大权独揽时尚能推动少量地区执行，却触动了文官集团的利益。所以一死，所有改革全部恢复原样，自己也身败名裂。申时行吸取了张居正的教训，不再强力推动，改成和稀泥，努力在协调各方利益的情况下做好事情，缺只是小修小补，还被文官集团骂道德不够。海瑞选择相信德，过的一贫如洗。但受时代所限，他判案仍然是根据德，而非法律。同时他太扎眼，为整个文官集团所不容。

　　戚继光非常现实，从小兵用的武器、战术，到治军方略，战略战术，都按照实际情况来。该送礼送礼，该送美女送美女。即使这样，在他的靠山张居正倒台后，他也被迅速罢官。

　　李贽的悲剧，不在于最后的自杀，而在于他从来没有圆融一体，自身思想前后矛盾。他希望能弥合文官集团的私欲和道德，这几乎不可能。「万历十五年」里的每个人，就这样在激荡和反抗中走完了一声，迎来最终的大失败。以上，是这本书带给我们的框架。这个框架不仅能帮你更加理解明朝。其所揭示的问题，很多在当今依然存在。比如老百姓期盼清官，缺不呼唤法制。一堆人对封禁咪蒙弹冠相庆，缺又对另一些封禁的内容扼腕叹息。德治的弊病，思维的惯性，早已延续了几百年。

　　而这本书带来的方法论，则是大历史观。历史里的八卦，个人的命运，各种奇闻异事，悬案迷踪，都并不重要。要把眼光拉长到三五百年，看到大的历史脉络。观察不妨细致，格局却要宏观。这句话，是对《万历十五年》最好的注脚。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7

　　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这一年，明王朝的模范官员海瑞、著名将领戚继光相继离世，在历史的长河里似乎仅掀起了些许浪花。而在黄宇仁先生的《万历十五年》里，这一年，又仿佛暗含玄机，确是颇为值得探究的历史节点。

　　纵向而言，1587年距明开朝（1368年）已有219年，距明亡（1644年）尚有57年。此时的明王朝治国早有祖制，统治思想上则信奉僵化的程朱理学下的孔孟儒家，甚至将其视为司法、理政的判断依据。看似一切均按部就班、井然有序、日臻成熟的王朝旧制，仅余的数十年气数，却又无不在提醒后来的诸位看客，实则危机早已潜伏。

　　横向观之，在黄仁宇先生截定的1587年之剖面下，万历皇帝正当24岁的盛年，却已登基15年，其老师兼前首辅张居正已溘然离世5年。执政的前十年亦是万历帝在位最有作为的十年，开创了“万历中兴”的盛世局面，这些均与首辅大臣张居正励精图治，强力推行系列改革密不可分。当然，当时尚在少年的万历帝眼里，凡事以老师的教导为最高准则，名为万历中兴，实乃张居正的个人意志使然。尽管开朝皇帝朱元璋为巩固皇权而废丞相，凡事均需皇帝钦点，长此以往，必有后来皇帝不堪重负，随之，内阁制度应运而生，加以明朝的监察、秘密警察之制，皇帝既在脑力、体力上得以解脱，又分散权力防止下臣专权。但是这仅是理论上的完美无瑕罢，实际情形往往大相径庭。张居正竭力辅佐万历帝，一心图治的他断然不曾想自己的专权，死后引发臣僚群起攻之，终遭皇帝的唾弃，落得个死后两年便被抄家，险被鞭尸的悲惨下场。

　　587年，即位15年的万历帝，无论是体力上，还是精神上均略显疲态。这位从小生活在帝师张居正影响与约束下的皇帝，雄心当立之时，受了反对派的引导与蛊惑，当务之要便是极力清洗张居正等人势力，似乎一扫了多年来的压抑与阴霾。然而，此时的万历仍然毫无冲破藩篱的快感。约束依旧，自己如同重又被新的人所绑架。自开朝以来，朝廷便被文官集团所占据，虽然争吵毫无休止，但正是这毫无休止的争论构成了一股难以逾越的力量，使得国家机器在预设的规范与轨道内有条不紊的运转着。在万历看来，自己恰像一具木偶，在群臣的摆布下立在当在的'位置。他愈发地感到，老师张居正的倒台，真正受益的是倒张派的臣子，他不过是顺势推到了最潮头罢！然而内心的一点悔意，终究被一时的蒙蔽与情绪所淹没，何况自己还是九五之尊的皇帝，岂能随便食言。于繁杂喧闹的朝堂，万历更觉这无穷尽的上朝的无趣与累赘。

　　所幸的是，在没有张居正的5年里，新任首辅申时行颇懂为臣之道，举凡政事皆处理得滴水不漏。然而，彼时的首辅申时行内心亦颇为复杂，以至于才五十有二的他，便早已鬓发苍苍，显现出处未老先衰之态。原本作为候补之一的申时行，时来运转之下，侥幸坐上了首辅的高位。不过，此时的首辅亦如此时的皇帝，职业的矛盾如影相随。前任张居正的前车之鉴，无疑让其如履薄冰。

　　申时行深谙，开朝以来，王朝的运转全依仗道德的力量得以均衡维系，而道德的传承则在于出身于士人阶层的文官集团，所有的典章制度均在文官们的直接干预与操作下得以完成。明朝开“八股取士”之先河，考试的标准化虽大大减少了评判的难度而更具操作性，但其束缚人的原创思想亦是立竿见影的，诚然这是为统治者所愿见的。这也催生出一批固守陈规、僵化教条的文官士子。自然，本朝的法律已置于道德之下，具体的事务甚至司法判决，全在于为官者的道德评判，而具体操作的技术层面亦无实际的依据，往往为个人的好恶所左右，行政的成效自是大打折扣。绵延两百年下来，俨然形成了连万历帝都深感巨大的力量。中国又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农业社会，王朝的统治只能通过各级文官与底层的大多目不识丁的农夫勾连起来，因而，施政的核心便在于推行能让文官能所遵循的文牍范本。当初，前首辅张居正一意力图打破这种僵死低效的局面，却终究被这无形的力量所扼杀。

　　不过,扼杀张居正的力量明面上为其改革将大多数文官置于对立面，而底下的暗流则在于张居正忽视了文官不愿公开的私欲，升官发财实则为无数士人毕生追求的梦想。虽然开朝以来，本朝官员的待遇并不高，但是这仍阻挡不了士人们做官的热情，暗下的俸禄自是丰厚无比的，范进中举即为一例。那些仁义道德只是停留在嘴上说说，实际执行时又另有一套标准。这阴阳之间的关系，张居正显然挂一漏万了，其触动的是整个文官集团的奶酪。

　　首辅申时行对此阴阳之道早已心知肚明，其施政要义则在于平衡之术，皆以妥协维持局面为主，而不一意孤行地去达成自己所愿。即便如此，言官对其攻击未曾停过，先是其极力与张居正撇清关系，后因其过于妥协。终究其在拥立太子的事情上，文官们不愿意看到其在此事上拥戴新功，一番攻击之下，被迫辞职挂冠归田。

　　王朝的文官们大奉阴阳之道，万历帝见得多了便更加感觉无趣而心生厌倦。倒是一位叫海瑞的官员，在如此封闭保守的官场上仍秉承操守，敢于自我牺牲，似一股清流倾泻于污浊之上。只是清者如海瑞者一生命运多舛，几经浮沉，最后一次出山已七十有二，不过是文官们看重他高风亮节的名号委以虚职，以宽慰老百姓的心罢了！

　　至于青史留名赫赫有名的武将戚继光，在当时重文抑武的情境下，处境并没有历史教科书上所言之好。明王朝的武将几乎皆为文墨不通的粗人，故而对于带兵打仗并无实际的理论可支撑，统领军队的则是文官甚至太监，前朝震惊中外的土木堡事件正是太监领兵的杰作。武将的功绩在文官们看来，不过是其高谈阔论中一句话的事情，显得微不足道。也只有这样的武将，皇帝才安心稳坐金銮殿。只是军队如此低下的战斗力，无怪乎东南沿海屡被一干倭寇侵犯。如同戚继光这样文韬武略的将领自开朝以来皆为凤毛麟角，此自然为文官集团所防备。若不是前首辅张居正的鼎力支持，其一番精忠报国的抱负恐如空中楼阁般化为泡影。他的命运实与张居正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的，张的悲剧亦导致了戚继光后期被万历帝革职，一代将星在贫病交加中了却残生。

　　而横空出世的明代思想家李贽的出现，更如同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怪胎。这位出任过万历朝官员的学者，骨子里对于当时社会僵化的思想、保守的思维而极为蔑视的，尤其对于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极为批判。彼时，曾为领导和改造社会力量的儒学，俨然成了限制创造的牢笼。以至于其下半生弃官在湖北麻城的佛院里著述立说，试图洗刷这沉闷的空气。尽管其本身处处充满了矛盾，但是这种在当时看来离经叛道之举是值得肯定的。其一些主张是切合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只是不为文官集团的重视与采纳罢！直至人生的终点时，终引起文官们的群怒，抓捕入狱自刎而亡。

　　彼时，在地球的另一边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将要开启一个新的时代；在北京皇城北面的白水黑山间，努尔哈赤去繁就简创立的八旗军队正致力于开疆拓土。而1587年的大明帝国看不到任何励精图治、鼎新革故的气象，反而自皇帝至低级官员愈发的暮气沉沉、固步自封。

　　此时封建王朝实则已进入了一条幽暗的死胡同，中国的大地本可以穿过这条所谓的胡同通往新的世界，只是历史没有假设！一切起于偶然，实又必然！王朝的轰然坍塌早已列上了日程，此即为黄仁宇先生探微知著的内在逻辑罢！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8

　　这次墨迹到现在才来写读后感，着实因为我有一个不好的习惯。总是在下一本书读完才来写上一本书的想法。中间这段时间脑海里总是偶尔浮现出来关于上一本书的想法，有时候会记下来，有时候就忘记了，下面说说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篇，阅读大概需3分钟）

　　这又是我第一次没看完，回头补的书。万历十五年大的框架是从经济上来贯穿全书，小的则是见微知著，从关键人物抉择一窥当时大明王朝的时代命运。说实话只是从本书实在是无法全面评价这几个人。

　　本书实在是字字珠玑，两个多小时内写了又删，删了又写，实在是没有资格评价这几位人物。每个人物都极其复杂。

　　万历皇帝和张居正是万历年间影响最深远的人物，这个时间王阳明已经去世，留下了心学学派，后面李贽也受其影响，党争也由此开始。申时行在张居正之后继承首辅出任文渊阁大学士，开始在万历和文官集团中间和稀泥，此时张居正已死，政策已废除大部分。戚继光自称张居正门下走狗，得张居正支持创建戚家军，戚家军自成一派。海瑞抬棺进谏万历，后被贬。李贽削发，著书，最后死在狱中。

　　每个人物都可以单独成书，每个人物又极其有代表性。以我们上帝视角来看，所有的人物都受儒家哲学思想影响，无法超越那个时代。每个人都是不幸的。万历被礼教道德约束，事事无法得偿如愿；张居正权倾朝野，抱负未尽，死后经营大部分付之流水。申时行践行中庸之道却招文官集团唾弃。戚继光被称为孤独的'将领。李贽焚书与藏书自相冲突，惨淡收场。

　　作者用极其冷酷的语言诉说这些已经发生的事。在作者大历史史观下，大明王朝上层奉行儒家哲学以道德礼教约束人们，以人治代替法治。上层中庸之道、中层道德腐化、下层土地兼并，整个大明王朝已走向没落。

　　末尾作者提到了一国两制，写本段话时正值港乱，说明一国两制也不是万能的，要综合时代变化，改进制度，要目光长远。所谓合作共赢是发展的基石。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9

　　《万历十五年》是对明代衰亡原因的概括，选取的人物分别反映了不同方面衰亡的原因，而这些原因又可以归结到社会制度的某个问题上去，让人明白明代衰亡的表面与内在之间的必然性。

　　从“表”上看，分为几个方面：

　　第一，皇帝制度本身是君主专制，而皇帝决策常常有误。并且在与群臣的较量中，群臣占优，皇帝便报复性地消极怠政。一方面皇帝能力有限，另一方面皇权正在被变相地攻击而受限。前朝的集权化导致了万历年的皇帝即便不谋其政也不让大臣出头，结果拖累了社会发展。

　　第二，官僚政治严重。书中有一句话说“官只担心民众吃不饱，不担心民众吃不好。”官们更关心的是“合法与非法的收入”，地位，名利。私心人皆有之，但放到国家层面，缺乏法律规定，便一发不可收拾起来。这其中重要的一环是张居正。《明朝那些事儿》这样评价他：“最奸的奸臣都被他赶跑了，你说谁最奸。”他对皇帝来说是父亲一样的存在，而张居正本身是官僚阶层的顶点，是剥削阶层的主力。尽管他本人渴望更好地治理国家，重视民生，但他所在的阵营却因他的力量壮大甚至与他本人、与皇帝对抗。

　　第三，是岗位待遇问题严重。明代官俸之低众所周知，而正是这一问题导致监察部门对腐败视而不见，从而使人民生活水平与生产力长期低下，转而又威胁到岗位待遇与税收的规范性。

　　第四是部门管理上的不科学。其严重后果从倭寇攻入内地环南京城抢掠后全身而退可见一斑。曾经发展水平世界第一的明朝被日本这样一个弹丸小国来的流寇恶民如此狂虐，其部门管理确实存在极其严重的漏洞。说到底，还是中央机构、文官集团没有一种有效的制度来管理军事机构，使其能高效运作又不至威胁中央集权。而文官集团在日本人的长刀架到脖子上之前并不想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这些人更在意的是压制武官以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主导社会风气，攫取更多物质利益。因此，若无张居正这样的人力挽狂澜，事情还不知会发展到什么地步。

　　然而这四个方面，以及其他未提到的方面，在书中被归结到一点上：道德统治社会。以四书五经作为不成文的治国方针，让人的利益、欲望缺乏可见的管制，而使行为与准则渐相背驰，而形成的了“阴”与“阳”。明代是一个充斥着“伪物”的.朝代。哲学家李贽也因研究这种现象而名声鹊起，最后却触犯了士绅阶级利益而在当时身败名裂；张居正生前励精图治，死后也被大清算；二辅门生参奏大辅，三辅门人参奏二辅；戚继光因自己用士兵武器战斗而得以留职，他的同僚却因支持技术创新发配边疆，只因技术发展要重新洗牌各个衙门和官职。文官集团曾为这个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却成为了社会毒瘤。这不是什么人性的悲哀，人为利益来去本无可厚非，说到底还是治国之本出了差错。

　　由此观之，要整顿的是执法制度和力度、社会生产制度、军队编制，而最重要的还是限制这些“伪物”，着眼人的生活水平，尽可能利用当时的剥削关系促进技术发展，再促进社会革新，这样以来就可能为我们的明朝续上个几十上百年的寿命了，直到工农社会真正的主人再次为自己代言。

　　可是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万历十五年一去不复返。我们只有在它的教训之上尽全力把未来的事情做到最好了。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10

　　洋洋洒洒近三十万字的《万历十五年》今天终于读完了。一部历史书竟能让我如饥似渴、手不释卷地读完，连我自己都感到些许诧异。一部书只写了一年 ——万历十五年，写了几个人，写了几件事，场景不可谓不小，正如该书作者黄仁宇所言：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凡听人言，大师就是能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人。比起许多鸿篇大作，《万历十五年》实不能算是大作，但作者在看似平淡的一年中，却浓缩了整个中国历史的兴衰成败，以小见大，知微见著，将整个中国历史映照在平淡而普通的一年，仿佛读完这一年，顷刻间便能在读者的脑海中建构起清晰的历史脉络一般。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中以知一叶而知全秋的写法，将整个中国历史映耀脑海。同时黄仁宇先生的文学化写法，使读者丝毫感觉不到干巴枯燥、索然无味的历史书，而是在品味小说，鉴赏诗词般，一泻千里地读完。读完后还感觉唇齿留香，余香满颊。细细玩味着，浅浅尝茗似的，在脑海中回味，咀嚼，消化。简直就是在品尝一道大厨精心制作的文化大餐。

　　当我们品味这道美食时，我们不难发现作者的深刻洞察力。中国是一个有极强文化传统的封建王朝，在秦统一中国，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废黜百家以来，在政治上奠定了封建王朝的发展方向。以地域上的统一，思想上的统一，精神上的统一引导中国的发展。众所周知，先秦哲学是百家争鸣的时代，可到了汉代却独尊儒术，这并不能归咎于生物的随机选择，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儒家强调仁、义、礼、智、信，这在以土地为基本生活资料的封建王朝是非常重要的。

　　钱穆先生曾说，中国的国家是国与家的结合，上至君主下至户主，在自己的管理范围内是具有绝对权威的。这便是儒家所推崇的“仁”。家庭内户主具有权威是生理中产生的，而君臣关系则是一种社会关系，儒家的“仁”很好的调和了个中矛盾，使得家国一体。家是一国，国是一家。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万历皇帝是具有绝对权威，自己可以随心所欲，但在儒家思想的拘束下，张居正、申时行等代表的士官阶层对皇权却是一种无形的钳制。这与西方的三权分力是不同的，三权分力讲究平等，而一士官阶层对皇权的钳制则是不平等的。士官对皇权要尽忠、尽孝、尽义，是为了辅佐皇帝，而在道德上给予的拘束。这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而士官对自己也是从良心上，道德上要求自己。这就造成了重礼轻法，重道德轻法律的封建文化氛围了。每个文人都有自己的`一套道德准则，有自己的良心，有自己的政治抱负。从这里看，张居正死后被谏，乃至于被鞭尸，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家国同构的社会，讲究尊上敬祖。尊上为忠，敬祖为孝。自古以来，忠孝占据着封建王朝的最高地位，也是最高的道德准则。儒家常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中的礼可以用于治国，孝可以上升为忠。观其《万历十五年》一书，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等等，哪个不是先强调家，再来治国的呢?

　　《万历十五年》展示了一幅封建王朝的全景图。它就是一只张着血盆大口的饕餮怪兽。它要吃人，它将人变成怪兽。张居正死后被吃，海瑞被吃，申时行被吃，戚继光被吃……还有无数人都被这张沾满鲜血，腥臭无比的大嘴吞下。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这是一个吃人的社会，这是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社会。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11

　　我对明史感兴趣，要从《明朝那些事儿》说起，这是我高中历史老师经常挂在嘴边的一本书，受其鼓励，我用攒下来的钱买回了这一宝藏书。这套书开启了我探索明朝历史的大门，而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则是我对明朝历史隐秘之处的窥探。

　　万历十五年，即公元xxxx年，这是中国历史长河中普通的一年，但是作者却以这年前后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为中心，抽丝剥茧，在发现存在的种种问题之后，探讨了那个时代应该吸取的教训和经验。全书选取了七个主要人物，有万历皇帝朱翊均，大明内阁臣子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特立独行的思想家李贽，他们或遗臭万年，或抑郁而终，或家破人亡，没有一个人脱离了这段历史的影响。书中也还提到一些人物，如内阁大臣高拱、万历大伴冯保、福王常洵等，也难逃当时历史的漩涡。

　　结合以往的读史感想，我来谈谈对本书的几点看法。

　　万历皇帝是一个饱受争议的人物，一方面，人们诟病他沉醉在深宫，连续30年不上朝，另一方面，人们好奇他这么久不上朝，统治下的国家竟然可以正常运转。要知晓这些，我们从万历的童年说起，万历九岁登上宝座，一直到他18岁亲政，在这长达十多年里，他就像一个傀儡一样，被他的两位母亲和内阁首辅张先生控制和束缚着，朝廷内外的一切事物大多是由能干的张先生打理，而他就只需要做一个听话的木偶和道具。刚上朝的时候还不懂得处理朝廷政务，能有一个贤能的张先生辅助，什么也不用干，万历当然是很高兴的，可是时间一长，就没意思了，万历会想我已经18岁了，我才是这个帝国的皇帝，凭什么管这么多，凭什么抢夺我的权利?万历八年发生的一件事，足以激化了师生二人间的矛盾。在这一天，万历喝醉了，在宫里闲逛上，突然冒出一个想法，让刚遇到的太监唱首歌，可这太监站在原地半天没唱歌，这可惹恼了皇帝，特别是已经喝醉了的皇帝，于是万历下令把那个太监打了一顿。这事被万历的小伙伴冯保知道了，冯保立即报告给李太后，李太后大怒，数落了万历一顿，并拿出了《汉书》，打开霍光那篇，万历熟读史书，当然知道其中的含义:如果不听话，就像霍光一样，废了你。而万历知道，这个明朝的霍光就是张先生，一个可以威胁到自己皇位的人。这一件事情让万历印象深刻，也成了后来张居正死后被清算的根源。再加上后来长达30多年的国本之争和僵持许久的立储事件，万历伤透了心，他像一片落叶一样，遭受风风雨雨的残酷冲击，于是万历选择了一种最消极的反抗方式——“罢工”，即《明史》里面所说:“继乃因循牵制，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于是小人好权趋利者驰骛追逐，与名节之士为仇雠，门户纷然角立。”可以说，这是万历性格的悲剧，被压抑太久，解脱之后又容易走极端，所有这些应激事件让性格内向孤僻乃至很可能罹患抑郁症的万历皇帝更加消极萎靡，心灰意冷，不以为意了，而这些只能让这个伤痕累累的大明帝国和无辜的百姓臣民来买单。而此时，运转了两百多年的大明帝国，封建管理体制已趋近完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达到顶峰，科举制为帝国的运转提供了源源不竭的.活力，其后的张居正的十年改革也让明朝能够苟延残喘近半个世纪。

　　结尾黄仁宇老先生向我们揭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军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都无法扭转时局”。这是一个朝代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无论是天子还是普通百姓，都未能够力挽狂澜。当西方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时，昔日雄赳赳下西洋的帝国却已经走下了下坡路，弊端长久，积重难返，政治生态亦为人所，谁之过错，历史给了我们答复。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12

　　《万历十五年》是我寒假读的第二本书，第一本是《红楼梦》，我在读完《红楼梦》之后，不知道该怎么评价这本书留给我最初的印象，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微妙而复杂，而更多的是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而读罢《万历十五年》，我又不得不为黄仁宇深刻的思考所触动，中国社会的管理过多的依赖道德而不是法制，这哪仅仅是明朝所特有的呢？殊不知，在接下来的清朝一直到如今，社会上都不可避免的存在着或轻或重的管理问题。

　　《红楼梦》是小说，尽管有许多内容是虚构的，但是毫无疑问，小说的情节是建立在生活的基础上的，是生活的再现与升华，所以里面大部分内容可以作为我接下来论述的凭据。

　　余秋雨在《千年一叹》中提到过：中国人将过多的精力放在处理人际关系上。这一点在《红楼梦》里体现的淋漓尽致。或者说《红楼梦》当中的人物关系是建立在这样的事实面前展开的，随便举一两个例子，比如黛玉刚进贾府，一个“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一方面反映了黛玉的心思缜密，深谙人情事理，但更反映了在当时社会上人与人交流与相处存在的一种隔阂；又比如众人讨贾母的喜欢，泼辣的王熙凤、“佛爷”似的王夫人、正经而又严肃的贾政还有那宝玉这些自不用说，单说贾母给宝钗庆生辰请邢夫人、尤氏和惜春，一个“不敢不来”已经将伦理体系的大家长所具有的威慑力体现出来。

　　《红楼梦》里面还体现出了一种强烈而又自然的“脸面观”。在《红楼梦》当中，我们能经常听到婆子骂丫环，或是主子骂奴才，而其中经常出现的词就是“上了脸了”，毕竟在奴才或是丫环的心里，脸面与身份是对等的。“上了脸了”，其实一方面是由于身份对他人脸面价值的内心的不认可，而另一方面是对脸面的有无并且多少与地位的直接挂钩深表赞同。

　　以上所详述的身份、脸面都是建立在儒家道德的基础之上的，而贾府被抄家，同样也是由于道德，即在道德层面上社会的不认可。而贾家在道德上的失败，归根仍旧是道德治家的的缺陷。

　　由家上升到国，这种问题就更加深刻并且以新的形式地暴露在社会管理层面，这在《万历十五年》中有较为详尽的.叙述。

　　在《万历十五年》中，黄仁宇以历史上极其普通的1587年切入，从波澜不惊的表面深入剖析了时代背后涌动的暗流，而这股暗流，即社会的发展与传统的文官制度之间的矛盾，即将浮出水面。作者在《万历十五年》中分析了这种文官制度的“顽固性”（姑且称之为顽固性）。尽管有身体力行，得到皇上支持且努力想变革，更确切地说，改善各种制度的首辅张居正，但是以一己之力对付“全天下的读书人”，结局可想而知，并且由于张居正侵害了文官集团的利益，最后死后落到身败名裂的下场；尽管有清楚地认识到文官的双重性格，并且努力地折衷调和的申时行，但是作为首辅的他，承担着文武百官的表率以及与皇帝最亲密的大臣双重身份，一旦不能够履行好其中之一尤其是前者，他将自然为统治者或大臣所不容，所以在最后他对立储的立场被公布之后，自然而然地为百官踢出。以上两位首辅一则自起炉灶，希望行政效率的提高，却适得其反，由于严厉的政策导致的高压气氛最终使文官集团破裂；二则从中调剂，恕道待人，来补救文官之间的空隙，但是单单纯粹的补救永远也挽不回这座欲塌的高楼。他们都希望凭借自己的力量试图来挽救这个摇摇欲坠的帝国，然而文官制度像固执的一头冲向悬崖的牛，虽然这种制度已经愈发暴露出它的弊端——财政无法得到有效利用，军备的效能极低，腐败问题严重……国家处于这样的困境之中，但是只要人民能安分守己，这种得过且过的日子，文官们并不准备拒绝。

　　宋朝的这种文官制度的思想基础是建立在“四书”上的，而“四书”则是这一个庞大帝国的圣经。“四书”被千千万万的读书人所诵习，朝廷通过科举制度选出优秀的“‘四书’学习者”，组成文官集团，而大大小小的文官，他们所共通并且共同恪守的信条就是“四书”的训示。毫无疑问，一个人并不可能时时刻刻恪守这些信条，纵然有也不会被时代所接纳，举出海瑞的例子，海瑞在大部分的人心中是一代清官，没有错，他一生为官廉洁，死后只留下白银20两，他是令人尊敬的，但这也恰恰反映了文官集团并不是一个团结的共同体，相反的，内部才会出现像海瑞这样的道德模范。说海瑞是道德模范，是因为他也是文官制度的产物，并且拥有恪守所有道德准则的信念与勇气，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为官时并不被大家所喜欢。最初制定这一信条的统治者，希望依赖这文化的传统来维持和运转整个国家，但是这种文官制度随着时间慢慢变质，而变质的原因，便是因为人具有阴阳两个不同的方面同时又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复杂性，而仅仅凭借儒家一些简单、粗略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无法有效实行的原则来束缚人从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还有一样事物能够弥补以上所有的不足，那便是法律。如果百官恪守的是法律而不是简单的信条，那么这个国家的发展潜力还很大，但情况并不是这样，法律并没有成为国家被治理的依据，相反地，法律在这个帝国的体现简单而又粗略，一些简单的民事纠纷只是由乡间的仲裁来判定，只有刑事案件由官府审理，而官府对于这些案件都有固定的规则，如“杀人偿命”等等。而导致这一情况产生的原因，其一是由于我国幅员辽阔，整个帝国实质上是由大大小小的乡村集合起来的集合体，所以如果以法律为本，实际运行中就会遇到操作繁琐、耗费大量时间与精力等问题；其二是因为现行的法律制度是为文官制度服务的，司法从属行政，那么政府的统治便可以实现一元化，归根结底，这有利于巩固文官的统治地位——这也就是文官的双重性格，即表为公仆实为主人。所以，帝国的一点烛光并不能带领这个帝国走出黑暗。

　　然而，并不能就这样否定文官制度存在着巨大弊端，毕竟，它曾作为治国的政策并且取得不错的效果，随着社会的发展，那么这种制度的维持，必定是再也不能为时势所容许，但是许多社会管理问题依旧会存留。

　　文官制度的实质即为道德治国，回归到《红楼梦》中贾府抄家事件，其中的皇上并不曾正面出现，但我们不难感受到，皇上的喜怒决定着贾府的荣衰。试想元妃省亲之时，家父是何等的荣耀，但在道义上被皇帝否决之后（这一点不难从西平王在转达的皇帝旨意：“贾赦交通外官，依势凌弱，辜负朕恩，有忝祖德，着革去世职。”），家族很快便衰败了。岂止是贾府，社会上所有家庭都处在这样一个风雨飘摇的处境之中。这不难反映在人治社会中，财产权无法得到保护。反过来说，就是家庭需要法律与契约的保护梅因在其著作《古代法》中提到：”所有社会的进步运动，到目前为止，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而从不平等到平等，从等级制度到平等契约，正体现契约精神即法治精神。从《红楼梦》中体现出的“家”的困境，到《万历十五年》中体现的“国”的困境，我们不难看出道德立家与立国的弊端。由此，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以依靠道德为主要途径来感化他人的道路上，而应该加强法制建设，利用法律进行社会管理，必将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13

　　公元一五八七年没有弥赛亚的诞辰，没有先知的教诲，没有预兆变迁的星斗闪烁满天。有的，不过是一张张脸罢了，一张张疲惫地奔波于历史的定格之中的脸。

　　万历注定不是属于帝王的时代，这张脸谱中注定没有多少王权的神气。大明王朝注定只是封建史上的一个瞬息，而万历朝大约是合眼的前奏，毕竟紫禁城中休憩的已不再是一个雄心壮志的统治集团，这点，万历之前的嘉靖就感觉到了——万历同他一样早年登极，充满变革和振兴的希望，但这一些希望都随着自身年龄与矛盾的增长、深化渐渐瓦解。明孝宗（弘治）应当感到悲哀，因为他的子孙没能像他那样扭转祖宗留下的可怕局面。也正是因为如此，多事之朝才如同一出又一出的折子戏，留下那么多红红绿绿的角色。

　　惟独有个人不绘脸谱，单看他一眼就觉得有凛然之气扑面而来。他不是贡生，乡试出身，也不应是有权对别人吹胡子瞪眼的那一类，却绝对有憋着气唱大红脸的天赋。他叫海瑞，就是鼎鼎大名的海刚峰。如果出生在当今社会，他一定算是个勤奋的好少年，与此同时，又是无知的愤青。想要为萎靡的朝政打一剂强心针的他，若不是有打不死的勇气，怎么敢傲立于群臣之中？说他简朴，却又嚣张，普天之下，凡为仕者无不惧其威风；说他忠诚，却又不能扛顶风的旗，固执于毛皮小事之间。一个儒道的修行者，一个斋戒灵魂的素食者，他因为与尘世相触而不再是圣贤。这不仅是海瑞的不幸，更是明王朝的不幸。他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舒展自己的政治才华——以博得帝王的`信任。但嘉靖尚道，万历重情，他只能做一面没有人去照的镜子，被搁置三朝的老臣。

　　明朝没有李世民，没有长孙氏，宫廷中人人戴着面具。读《明史》我几乎没有抓到一个背影，但庆幸《万历十五年》让我勉强看见了一个海刚峰。几乎孤芳自赏的他，行走于浓妆艳抹的人群中，很干净。他死的时候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镜碎了，却没有人去补。

　　万历十五年，一五八七，明代的又一面镜子不在了。在一片景仰的声音中，海瑞那张不戴面具的脸成了永远的幻影。他的矛盾并不来自内心，而是与外界摩擦的结果。我不想假设他为那个时代的良心，或许他没有资格，李贽有，因为他忏悔过。

　　海瑞不会回头，他不知为何要忏悔，他要做信念，而不是心的殉道者。大明王朝合上眼的前一刻，他或许，是最后的那个愤怒的拳头。

　　脸？对，他的脸，不过是一张皮。皮下的，才是硬骨头。历史的脸谱是多端的，但油彩背后的，方是本原。一面能透过它的镜子，是不是很好？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14

　　生活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

　　生活不只有诗和远方，还有眼前的苟且。

　　两个极为相似的句子，没什么波澜壮阔，也没什么引人深思的道理，但是却传播极广。因为这两个相似的简单句子，精准到可悲地描述了绝大多数人的生存状态。这个绝大多数当然不只是包括我们，就算是远在明朝万历年间，乃至于更遥远年代的古人们，也依旧跳不出这个大多数。他们穷其一生所做的，可能就是在自己的诗和远方以及眼前的苟且中，寻找一个可能从来都不存在的平衡点，以此慰藉自己，从而能在明朝混乱的官场中求得一席之地，而又不必被自己的良心所谴责。

　　万历年间的首辅申时行可以说是明朝多数官员的典型之一，这位在当时位极人臣权同宰相的大官，历经了各种风雨，从内阁的末尾爬到首辅的位置，期间艰辛不必赘述。按理来说，一个曾经高中状元的内阁首辅，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存在，总该是个很威风的人，但是这位首辅跟他的前任，前前任，前前前任比起来，真是一点都不威风。而因为提拔他的前任首辅张居正在当时的名声已经臭了，因此这位首辅岂止是不威风，甚至是有点卑微。

　　申时行的历史风评不太好，他在位期间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和稀泥，而这也构成了大多数人对他的看法，大家不认为这位首辅有什么值得称赞的功绩，以至于很多人都对这位状元持轻蔑的态度。但事实上，一位状元怎么可能没有一点能力？申时行虽然看上去没什么政绩，但事实上，对于当时的官场，他看得很透彻。至少这位任期达八年半之久的内阁首辅，对于当时多数官员的心理状态是了如指掌的。

　　申时行并非是一开始就是个和稀泥的`和事佬，曾几何时，他也怀有打造一个“万历之治”的理想，但是受到皇帝无心礼教，满朝上下都只顾着打着道德理想的名号满足一己私欲的打击后，他的追求终于变成了最低限度的“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对于如何达到这个最低标准，申时行提出了一个理论，也即是官员的“阴阳”，“阳”指的是官员的理想，而“阴”则代指官员的私欲，放在现在，也就与诗和远方以及眼前的苟且有些异曲同工之妙。他指出“阴阳”同时存在，而不论通过任何手段都不可能消灭其中的任何一方。对官员们的本质做了如此简洁而形象的描述，不能不说他对官员们的心理有很深的了解。他通过这个学说得出了一个结论，达到这个最低限度标准的手段，就是调和阴阳。表现出来，就成了“和稀泥”。

　　申时行的这种发现放在当时可真是一顶一的前卫，他敢于把这种东西说出来实在不失为一种勇气。他对官员的了解之深，无愧于他首辅的名号。应该说他其实发现了自己应该使用的方法，但最后，他的行为却变成了和稀泥，几近是单纯地去满足所有官员的私欲，或是将这种私欲引导向其他的地方。专注于“阴”而不能很好地发展“阳”，专注于眼前的苟且而最终忽略了诗和远方。使得他的行为只能是将隐患埋藏起来，留待他被迫卸任之后一并爆发，表面看起来他的任期风平浪静，但在水面下潜藏的暗流却在一天天地积蓄力量，等待着有一天闹个天翻地覆。

　　申时行自己并不自知，确实，当时看上去他很好地调和了阴阳，在远方和眼前之间找到了所有人都喜欢的一个完美的平衡，他好像达到了自己的目标，也就能躺在自己的“远方”自我陶醉。可我们后人再看历史，细细思索，他的卸任，如何不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呢？

　　申时行的例子，其实可以套用在当时的很多官员身上，他们往往以为自己将事情处理得天衣无缝，认为自己站在大义的一边，站在仁义道德的一边，享受着到达“远方”所带来的愉悦。他们没有想过，“远方”真的是那么容易到达的吗？“远方”真的是可以到达的吗？可惜，申时行本来已经站在了突破这个温柔乡的门槛边上。

　　申时行代表着蒙蔽自己的大多数。虽然连首辅都沉浸在看似是“远方”的“眼前”之中，但当时的明朝官场或许并不是没有人做到在“远方”和“眼前”之间找到一个最恰当合适的关系。

　　这个人是个十分出名的民族英雄，那就是蓟州总兵戚继光。

　　对戚继光的记载其实是毁誉参半的，虽然现在很多人会把戚继光描写成一个完人，但其实仅论操行，岂止远比不上海瑞这样的清官，就算是一般的普通官员（明朝官俸微薄到养不起家，官员弄一点化外收入养家糊口无可厚非）他也比不上。为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求得生存，戚继光会给那时的首辅张居正送礼，礼物应该是很贵重，就算是平时生活比较奢华的张居正也不好意思收太多，象征性地拿一点，然后剩下的还给戚继光，由此恐怕能够很轻易地想象出礼物的贵重程度。稍微了解明朝的人都应该知道，明朝的俸禄低得令人发指，那么如此贵重的礼物从哪里来的，似乎就无需多言了。

　　戚继光贪了这么多，我们后世还依然把他看做民族英雄不是没有原因的，其一当然是因为他南灭倭寇，北御鞑靼，战功彪炳，其二则是他虽然贪墨，但在当时的环境下贪墨的其中一部分实属必要，使他的过错显得小了一点。戚继光在成为总兵的过程中，张居正可谓是如日中天，国家大事虽然有张居正处理，但是在很多地方依然是乌烟瘴气。例如张居正并不反对送礼，其他的官员都送礼，就你戚继光不送，难道是不想要乌纱帽了吗？还是嫌弃自己官阶太高想要低一点？当时的中国，将才很少，几个总兵中能顶用的很少，这时为了保证自己的才能得到发挥，倭寇和鞑靼不会威胁到民众，那么送一些礼物来保证才能充足的发挥空间就情有可原了。而事实上，有了张居正的支持，戚继光确实更好的保卫了边关，而同时又没有利用张居正的信任而谋更多的私利，由此可见，戚继光即使存有一些合理的私欲，其理想是一直不变的，那就是保护民众的安全。这个才是申时行所推崇的阴阳调和，保存部分无伤大雅的私欲的同时，行正义之事。

　　在当时紧急的军事环境下，内部的一些诸如贪墨之类的事情便显得小了，实在是火烧眉毛。当然，戚继光本人确实可能存有贪墨之心，在这里也并没有为贪墨这一行为辩护，但是史书记载他不事私蓄，那么真实目的到底如何，因为史书中很多自相矛盾的言语，也就显得不甚清楚，因此在本文中不做讨论。

　　假如我以上的论断还是正确的，戚继光贪污的缘由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话，那么这种错误的行为就还可以原谅。而这就显示出一个在当时环境中的平衡点，也是戚继光可能相信的理论：眼前不得不行的苟且，都是为了远方的诗和光明。在迫不得已之时，为了达到真正的“远方”，在不违背原则的前提之下，便应该妥协于眼前的苟且，但与此同时，自己的眼睛应该一直看着那个可望不可即的远方，并且保证自己所做的一切妥协都有其意义，同时危害最小。

　　朱熹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实在太远了。人既然生存在天和地之间，自然不可能事事尽善尽美。与其让一个时代出一两个存天理灭人欲的圣人，剩下的全是市井小民，不如每个人都能达到一个更加简单的标准，让每个人都保留自己的一点私欲，而大体上行正义之事。我们普罗大众，虽然要向着“远方”不懈前进，但也不该对眼前的苟且过分苛责，以至于被自己加诸的苦难折磨，从而只知道抱怨眼前，失去向“远方”前进的动力。

　　假设能够做到存私欲行义事，可能就达到孔子所谓的“仁”了吧。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15

　　读罢，其实不仅是为这历史中的每一个人所叹息，更是为整个国家以及民族所感到悲哀。

　　万历皇帝也好，张居正也好。这历史中的每一个人，都只能在这个封建的制度之中运行。而这其中儒道又起了关键作用。自汉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的两千多年，儒家一直被封建统治者所运用来压抑住广大群众的思想。不可否认儒家有其可取之处，然而一旦沦为统治者的工具，就成为了束缚整个民族发展的毒瘤。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社会的日常运行不是靠有创造性的法治而是依靠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那么这个社会的创造性必然是收到了极大的限制。中国近代史的屈辱历史，事实上早已在那个四海升平的万历十五年埋下了伏笔。一个被儒家所束缚，众人闭目塞听，关闭大门的古老国度，早已经注定了他的悲剧结局。在万历十五年，不论是即将不再上朝的万历皇帝，还是要励精图治想要扶大厦之将倾的张居正，或者是想要调和百官矛盾的申时行，还是恪守绝对原则的海瑞。他们所作的努力，都只是局限于封建制度之下的'小修小补或者小打小闹。大明王朝就像历史上其他王朝一样，也无法摆脱封建制度下的历史规律，走到了他的发展尽头。

　　我还想说一下万历皇帝。事实上在过往对于他我是有很大的偏见以及不满，觉得他三十年不上朝，致使国家中枢趋于瘫痪。并且横征暴敛致使民众怨声载道。但是一个朝代发到了晚期，实际上走向终结已经是脱离了皇帝乃至整个官僚机构的控制，除非进行土地改革，否则每个朝代都在土地兼并下不可避免的走向矛盾激化的深渊。而作为全国最大的地主—皇帝怎么可能会对自己阶级的人开刀？只是说皇帝的个人能力，能为这个国家续多几年的命。

　　事实上，万历皇帝也是凡人，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作为一个凡人，在皇帝的位置上事事却都要按照群臣所限制的儒家的思想来行事，按照所谓皇帝的准则来行事，使得他身心俱疲。我觉得有四件事是让我十分感慨的。一是万历想要进一步的学习书法却被张居正所制止，张居正举出了陈后主，宋徽宗等人来警醒万历不可对于艺术过于沉迷，于苍生并无补益。二是万历在王储选择上与群臣们斗争了长达几十年，原因皆在必须按照传统的长子制度来选取皇储。最终这场斗争以群臣的胜利而结束，以致他灰心丧气只得用“无为”的消极态度来报复群臣，长达数十年不上朝以及不选补官职，从而使官僚机构陷于瘫痪。三是万历在二十几岁之时就以及开始营造自己的陵墓了，而他也欣然接受了这精神上的活埋。四是他想要出城视察陵墓却遭到了群臣的反对，而他也于1588年之后三十多年再没有踏出过紫禁城一步，不免让人唏嘘。

　　事事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无法发挥自己的个性，也无法把自己的创造力用于政治之中，只能恪守祖宗之法，恪守儒家之道。这种一眼看到尽头的生活，哪怕贵为九五之尊又有什么意义呢？在万历十五年，作为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本应是大展宏图，发挥自己创造力以及实现自己励精图治的大好年华，却事事受到群臣的反对掣肘，事事都要按照所谓的“祖宗之法”来行事。这样的生活实际上相当于行尸走肉罢了。在群臣的眼里，在他们监督下成长起来的朱翊钧，势必要充分的体现他们的意志，也势必要按照一条早已铺好的道路一路走到头。这不得不说是万历的悲哀，也是这个国家的悲哀。这样陈腐的思想，扼杀创造力的思想与制度，怎么还能指望可以使得国家长久的发展呢？把希望寄托在所谓的一两个明君身上，却不去改变整个制度让国家得以长治久安，所有的结局必将是一个又一个的历史轮回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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