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乡土中国》有感
看完一本名著后，想必你有不少可以分享的东西，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怎么能落下！是不是无从下笔、没有头绪？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读《乡土中国》有感，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先生创作的社会学名作，短短十四篇论文鞭辟入里，从中国乡土社会的本色、沟通、格局、统治和动机等方面进行了深度剖析。虽然本书从首次出版至今已有七十四年，但其学术观点对今天社会发展仍然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将从现代法治角度对《乡土中国》中的相关观点进行分析和探讨。
《乡土中国》中对道德与法律的有关论述
“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是费孝通先生的经典概括。费孝通先生创造性地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并将其与西方的团体格局进行了对比。他认为差序格局犹如涟漪，是从己向外推的；而团体格局犹如一捆一捆、数得清的柴。这就导致了中国乡土社会的道德是私人的道德，当公与私冲突时，要求以私人的道德为先。费孝通先生指出，乡土社会是礼治社会，通过传统道德来维持规范，依靠舆论约束行为。乡土社会假定每个人是知礼的，“子不教，父之过”，而打官司就成为一种羞耻丑闻，显示出教化不够。
乡土社会与现代法治的碰撞
（一）“亲亲相隐”与绝对正义
“亲亲相隐”是我国古代所要求遵守的道德规范。“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这是孔子对“亲亲相隐”的经典论述。《乡土中国》中费孝通先生列举了《孟子·尽心上》中孟子的回答，孟子认为舜的父亲犯罪，舜应当“视弃天下，犹弃敝屣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在乡土社会的道德里，当孝的要求与国家法律冲突时，舜要先完成私人的道德。此外，“亲亲相隐”在我国古代的法律中也有所体现，例如《唐律·名例律》中规定了同居亲属有罪可相隐，相隐也会相应减轻刑罚，也有一些古代法律将相隐的范围扩大到远亲、邻里、奴婢、佣工等。但谋逆等重罪不包括在内，这意味着，除重罪之外，是鼓励亲亲相隐的。在民国时期，《刑事诉讼法》规定，作为犯罪者近亲，可以拒绝呈堂作证；藏匿犯罪的亲属可减轻处罚。目前在我国，这种“亲亲相隐”的传统往往被认为与强调公平理性、追求正义的现代法治相悖。乡土社会的文化传统要求我们遵从传统、“亲亲相隐”，而现代法治要求我们作为公民履行义务，出庭作证。
（二）排斥无讼与依法维权
乡土社会排斥诉讼，其矛盾的解决主要依靠道德传统，理想手段是自我约束和教化，目的在于解决问题，而对司法有天然的不信任和距离感。群众往往不愿意将私事“闹”上法庭，使得家丑外扬。而现代法治则是以法律的实施为手段，追求公平正义，讲求个人的权利与义务。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如果法治不能适应乡土社会的思想观念，生硬照搬西方司法处理模式，效果往往南辕北辙，得不到基层群众的信服。而当法律与民俗习惯存在一定冲突时，依法审判的结果有时也得不到社会公众的有效认同。
中国现代法治的本土化实践
为适应乡土文化，我国法律在制定的过程中，大量借鉴了西方商法理念，厘清民事主体、法律关系、权利义务等，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而在涉及婚姻、家庭、继承、赡养、抚养关系等民事纠纷时，则民俗习惯的司法运用较为常见，更多地考虑我国社会习俗和文化传统。公序良俗原则，即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应用广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体现了我国现代法治的积极本土化实践，一方面，公序良俗原则体现了乡土文化中的“教化”功能，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伦理性的表现，有利于提升司法的公信力和社会认同；另一方面，公序良俗是一种对法律的补充，补充了立法时不可遇见的针对一些损害国家、社会、公众以及道德秩序的种种问题的禁止性规定，同时给予法官一定的裁量权，具有灵活性。
（一）对“亲亲相隐”有限度的保留
长期以来，我国法律将“亲亲相隐”看作封建社会的糟粕，予以剔除。直到20xx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赋予了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拒绝出庭作证的权利。这是我国法律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对“亲亲相隐”态度的转变，变为一种有限度的吸收。20xx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三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虽然现代法治要求公民有出庭作证的义务，但出于亲情的考量，我国《刑事诉讼法》不要求被告人配偶、父母、子女强制出庭作证。这个范围是有限度的，仅限于法律所规定的近亲。而根据《刑法》第三百零五条规定的伪证罪，第三百零七条规定的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第三百一十条规定的窝藏、包庇罪，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等等，都没有将亲属列入例外的范围。这意味着目前“亲亲相隐”依然面临着刑罚的风险。
然而，对于立法而言，“亲亲相隐”的容许范围、相隐的程度、形式、相隐犯罪的大小等问题都较复杂，存在争议。事实上，现代法治是否就意味着必须“大义灭亲”，这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议题。“亲亲相隐”的现象并非我国独有，不论在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的国家，都可以找到“拒绝作证权”等亲属相隐的制度。
（二）具有本土特色的人民调解
人民调解制度是我国独创的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体现了群众自治制度，20xx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正式在法律层面确立了人民调解制度。这也是我国法治本土化的一个例证，适应了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乡土社会排斥诉讼，追求“无讼”的特点。人民调解员通过说服、疏导的方式调解民间纠纷，发挥以往乡土社会中长老、乡贤、乡绅的作用，其方式灵活多样，具有乡土特色，因而更亲切，当事人也更能接受。在纠纷处理的成本和效率方面，人民调解相较于诉讼，节约了诉讼成本，提高了效率，当事人也可以要求调解不公开进行，人民调解员不得泄露当事人的隐私，有利于保护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对于司法机关而言，人民调解制度使部分民间纠纷在法院之外解决，有利于缓解法院司法压力，节约司法资源。
由于现代法治理念是“舶来品”，推动现代法治本土化是我国法治发展的必由之路。前文所论述的“亲亲相隐”有限度保留和《人民调解法》正是有效回应了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中乡土社会传统和现代司法冲突之处的典型例证。除了制度保障以外，也需要灵活的司法审判。抗日战争时期的马锡五审判，注重调查、尊重群众、手续简单，是一种审判和调解相结合的方式，也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灵活审判的典例。
需要看到的是，并非所有的乡土文化都与现代法治要求相违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也为我国法治提供了借鉴之处。只有立足于我国实情，回应社会问题，积极利用、改造传统文化，才能丰富我国法治内涵，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走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在今天依然有常读常新的魅力，从不同视角读《乡土中国》对了解当下中国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