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秩序》读后感范文（通用5篇）
当阅读完一本名著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这时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哦。可能你现在毫无头绪吧，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世界秩序》读后感范文（通用5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世界秩序》读后感1
阿米塔·阿查亚的这本书，主要论述了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的衰落，并提出了“复合模式”作为其未来的构想。他强调美国作为世界秩序领导者的格局的分解和新地区主义的兴起。作者在对他提出的“复合模式”进行描绘的时候，举了“多厅影院”这个形象的例子。不同的影厅里可能放的是一样的片子或者是不一样的片子，观影者可以进行自行选择。“复合模式”的构想其本质也是一种折中的温和观点，同时对于这种复合模式的实现措施，也没有比较明晰的思路。
作者在总体论述上的思路是清晰的。首先论述原有的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背后所存在的例如扩展范围，达成方式，美国角色，秩序的作用因素等方面，一一质疑了自由主义霸权稳定论的支持观点，认为这种霸权秩序对和平的观点被夸大了，同时提出中国等新兴大国对这种秩序改变可能会起到的作用。
进而作者论述了在近年来出现的世界格局新趋势。一是全球大国精英集团的形成，其中包括例如成员全为发展中国家的金砖国家，以及包含了南北方的二十国集团。这种新的精英集团的形成，促进了国际秩序的改变，但是由于南南国家之间的内部分化以及这些集团在合作上存在的局限，业限制了这种新的精英集团的变革作用。二是新地区世界的形成。新兴大国强调自己的地区战略和经济环境策略，强调了地区秩序和地区主义，形成的地区机构在数量上，覆盖区域和领域上有了新的发展并更加开放，在地区发展路径上也有这因地制宜的多样化趋势，这种地区主义的兴起，是的美国的中心地位不再那么凸显。
在这种世界格局新趋势基础上，作者提出的“复合模式”，强调了新兴大国和传统大国之间合作，共享权力的特点，同时强调地区世界在协调行动，解决问题上的作用，他提出形成一种两者的混合体，这种混合体也就是他所倡导的“复合世界”。
作者重点关注了这些新兴大国的崛起和发展，将他们作为影响美国世界秩序衰落的重要因素。对于我来说，印象最为深刻的观点是，它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内部分化的论述。通过对二战后初期第三世界国家发起的非结盟运动的几个主要国家，包括参加万隆会议的成员国构成的分析，以及和二十国集团发展中国家成员构成的对比，论证发展中国家之间地位的变动和其中一些新兴大国，例如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以及南非等国家事实上无法在二十国集团中已经无法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忠实代表，而是更倾向于和其他全休精英国家集团的抱团，寻求全球意义上的大国地位，也使得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更加边缘化。这种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化其实也是现在国际政治的一大特点。尽管作者肯定了美国和这些新型大国分享权力的好处，但是也注意到了这种制度存在的局限性。
作者在阐述自己的观点之前，引用和讨论了很多学者的观点。这些观点都有自己的论证支持，但是结论却走向了不同的方向，例如在讨论苏联解体之后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的单极的世界格局究竟能持续多久的问题上，有些学者认为单极格局持续时间不会很久，同时一些学者认为单极的格局是稳定的，至少可以持续像双极格局的时间。当时的观点都是预测性的，实际上单极格局很快就结束了。作者辩证地认为，导致单极格局衰落的原因，并不是新兴大国的迅速崛起，而是美国单边主义的实行造成的，单极终结的加速不是因为孤立主义，而是因为冒险主义。可以见得，在政治学的讨论中，预测性的言论都有各自的道理和考量，但是现实总是会证明那些观点是不正确的，而在事后回顾性的总结上，往往可以讲事物看得更全面和深刻。
和一般的西方学者不同，他认为美国领导下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对于维护世界的和平和秩序的作用并没有一般西方霸权稳定论的学者所宣称的那么高，在考虑现实政治发展的基础上，驳斥了霸权稳定论的几大基本观点，使得之后的有关“复合世界”的观点显得更具有合理性。但是对于“复合世界”究竟要如何实现，就显得语焉不详。作者一方面批判学者往往为如何维持美国领导下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出谋划策，却很少推动更具包容性的多边主义路径，超越目前以美国为中心的叙述。尽管作者努力用一种超越美国的，更加客观的角度叙述现有国际秩序的优缺点，但对于他所理想的“复合世界”的世界政治秩序的达成，去很少讲述，希望作者可以在这个方面多些提及。
《世界秩序》读后感2
有这样一个假设——力量的平衡有利于稳定。无论是中国的中庸思想，还是亚里士多德的“适度”原则，或多或少地都反映了这样的一种假定。那么与之相应的力量的不平衡，是否会导致冲突呢？塞缪尔·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描述了一个多文明冲突的世界，这种冲突是否也因为其力量的不平衡呢？
如果文明不具有多样性，如果真如福山所言“历史已经终结”，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在冷战结束后就以绝对的优势战胜了其他的思想，一统世界，在这样的事实之下，冲突还会发生么？而我们知道，现在的自由民主思想，一部分是建立在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之上的，这就意味着这套理论本身就是鼓励人追求利益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鼓励追求个体的利益，但是我们无法保证每个个个体的利益完全一致，如此一来因利益的冲突在所难免。我们可以把这样的冲突称之为文明内的冲突，按照亨廷顿的理论，这样的冲突是不会无限扩大的，也就是很容易控制的，但是利益的冲突在所难免也成为一种事实，其根源在于自由民主思想下鼓励个性的解放，在这种个性的解放浪潮之后，每个个体的思维变得多样了，而这种多样就是造就利益冲突的原动力——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多样性与冲突之间有一种潜在的联系。同时也不能证明，文明的单一不利于维持稳定，只能说自由民主的思想体系本质，与其一统天下的野心，具有内在的张力，如果让其一统天下就不再是其自身，而是变成了另外一种思想，因此可以说自由民主这套理论注定无法完成“终结历史”的任务。
另一种没有文明多样的状态就是在世界联系成一个整体之前，各种文明各自为阵，之间几乎没有联系，没有联系就不可能有多样的前提。而在那个时代，相对而言也是相对和平的时代，虽然在中国朝代更替频繁，欧洲大陆也时有战事，但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相比，完全是小巫见大巫，不值一提。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们可以把文明比作一种光源，所有的人都在不同的光芒之下生存，而人投下的影子就是文明作用于人的结果，在一种单一的光源之下，人的影子也是，无论如何，影子也是单一的，所有的人可以说是一致的，这个光照向那里，所有的人都指向那里，世界不会显得杂乱无章。
以上的平衡点，都是人可以选择的位置点，在这样的点上，可以在不同的力量较量中获得比较稳定的环境。而我们也可以看出，当力量越多，供我们选择的位置也就越少，但是也不意味着一种单一的力量就比较好，因为在单一的力量模型中，人是完全没有自我的，是在一种力量的指引下行动的，完全没有自主性，跟随着力量的变动而变动，人也就是个行尸走肉。极度的光明和极度的黑暗是一样的，都让人看不到任何东西，找不到任何出路，在一种力量之下就如同在极度的黑暗之中，并不是理想的生活状态；而达到了四个或四个以上就需要很大的智慧对他们进行排列组合，自由排列好了才能寻找到平衡点，但是这个点是指向“单向度”（马尔库塞）的，在单向度的甬道中，生活也是找不到人自身的，就是极度的光明，纯粹的光明。而在二三个力量的主导下，可能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状态，人们很容易找到自己的平衡点，并且在这种平衡的状态下获得比较好的发展——这也于我门狭义的“中庸”之道不谋而合。
但是，这样的模型是被亨廷顿所描述的事实否定的，他说世界上有七八种文明相互作用，重建着新的世界秩序。这么多的文明实际上真是一个很让人头疼的事情，如何排列他们可以找到发展的平衡点？如何排列他们可以得到更加稳定和平的环境，为发展提供空间？任何一个排列不好，就会出现不可预测的后果。也许有人会说，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七八种文明进行整合，形成更大的两三种文明？亨廷顿说不行，那是简单化，反映的不是事实情况。
既然这七八种文明，很难寻找到平衡点，那么其冲突是否就不可避免了呢？其实也不是绝对的，至少还有三种途径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其一就是生成一种更加强大的文明，对这些进行整合，所有的文明吸收为一体，行成一个共同的文明，从而在内部消解冲突，但是整体却保持着稳定。但是这样的设想是很难行得通的，现在没有人允许这样的力量出现。其二就是好好排列这几种文明，使之可以寻找到平衡点，从而在这些平衡点中获得和平的环境，促进发展。但是这也是一个极度困难的事业，谁拥有这样的排列权威？谁拥有这样的排列能力？最后一种，就是走向另一个极端——让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分散这些文明，形成更小的文明甚至是以个体为单位的文明，就如同满天繁星，没有月亮，甚至没有突出的星星，这样的话也就没有什么平衡点可言了，也就是任何点都可以是平衡点，但是这里的平衡点完全是依靠个人的判断去寻找的，不是强制的力量，也不是盲目的追随。只要没有突出的力量出现，整体也可以保持平衡与稳定。那么如何可能做到这一点呢？只有所有文明都抛弃一统天下的野心，顺其自然发展，就有可能实现这样的局面。但是就目前而言，所有的道路基本都是行不通的。西方文明现在还野心勃勃，企图无限推广自己的文明，甚至不惜以武力为工具；中国文明，在被压抑几百年之后，也急于扬眉吐气，虽然其本身并不具备侵略性，但是也不允许无声无息的消失；还有其他的文明，也在以不同的方式寻求发展，如果说马上消解这些是几乎不可能的。
现代化文化多样性的事实，必然导致文明的多样性，而文明的多样性与世界秩序的稳定存在一种抛物的曲线，在文明的数量达到某个数量是其冲突的可能性达到极高，而随着文明数量的递减和递增，其冲突的可能性都会随之降低，当文明数达到“1”或者极高时，发生冲突的可能性都是非常小的。如果这种假设可以成立，则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种奇怪现象：人们在追求普世价值的过程中，逐渐把价值的多元化推上了普世价值的宝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只有以更加包容的心态，去对待我们看到的一切，尊重我们所看到的事实。而当不同的文明，都试图以自己的方式解构这个世界的时候，必然很难达成一致的意见，那么承认多样性就成了一个最基本的共识，也是最容易达成的一个共识，那么这个共识是否可以成为一种“普世”的价值呢？
如此看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文明的多样性使得冲突变得不可避免，而最后文明的多样性也有可能成为解决冲突的很好选择，真是“成也萧何败萧何”。然而，世界究竟走向何方？我们还需观察，只有擦亮我们的眼睛，让将来告诉我们答案。
《世界秩序》读后感3
塞缪尔·亨廷顿，著名的国际政治学者，曾任美国哈佛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美国政治学会会长、《外交政策》杂志发起人与主编。哈佛大学荣誉教授亨利·罗索夫斯基曾评价他“显然是过去50年中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学家之一”。
1993年，亨廷顿在美国《外交》季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立刻引起轩然大波，一石激起千层浪，“文明冲突论”在美国乃至全世界学界引发激烈的争论，姑且不论正确与否，如此激烈、罕见、旷日持久的争论本身就侧面印证了其巨大的影响力。1996年，其大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问世，亨廷顿在本书中对该理论作了完整、系统的阐述和论证。该著作集中体现了作者的智慧，运用独特的视角对国际形势的历史、现状及未来进行分析和预测，内容横跨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宗教学、历史学、人口学、国际法学等诸多学科，在以上学科的学习和研究中都成为必不可少的经典文献。
“文明冲突论”的的核心观点是冷战结束后，世界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建立在意识形态之上的国家之间的冲突将会被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所取代，“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而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最可靠的保障”。
全书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结合“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形势，描述了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基本特点，提出“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并认为当今时代“文明的冲突取代了超级大国的竞争”。作者将当代世界文明分为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并指出界定文明的主要特征是宗教和语言。此外，作者对其本土文明——西方文明进行了重点的阐述。
第二部分描述了世界主要文明的发展变化和力量对比。通过论证文化与权力的关系，指出“文化总是追随着权力”，而非西方社会迅速的发展使西方权力相对削弱，因此西方社会的所宣扬的价值在非西方社会中的影响力也日趋减小，伴随着政治影响减小西方文明正在衰落，而非西方文明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壮大正在不断自我肯定和复兴。
第三部分揭示文明对于新的世界秩序形成、发展的影响。“文化认同的答案确定了该国在世界政治中的位置、它的朋友和它的敌人”，即文明的种类是一个国家在世界秩序中定位的基本依据，会对国家间政治、经济关系产生重大影响，文化共性促进合作，而文化差异则加剧冲突。作者运用了大量的举例来论证其观点，比如北约的成功就是基于西欧、北美主要国家共同的文化认同，东盟作为一个“多元文化的组织”，其合作程度却也不可避免的受到制约，而欧盟拒绝接受土耳其加入，根源就在于信仰基督的欧盟国家无法容忍“一个伊斯兰的异类”加入他们的俱乐部。该部分还分析了文明转型失败的国家，由于文明立场的不坚定导致自身的“无所适从”，这一点对我们具有深刻的警示意义。
《世界秩序》读后感4
当今世界秩序是什么，没有秩序。
仍记得，中国政治课教课书写着，当今世界是一个全球化、多极化的世界，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如果关注国际政治和军事，今天这个世界根本就不是和平的。中东地区伊斯兰世界的战火弥漫，东亚地区各种领土争端摩擦不断，克里米亚地区的问题等等各地区一些民族纷争。
首先，当今世界的多元性，西方秩序不具备普遍性。从近400年前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开始说起，1618年到1648年欧洲神圣罗马帝国爆发三十年战争，此后欧洲各国签署了《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正式确定了民主国家以及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这么一个准则，以此为基准，开启了近现代国际体系。
其中，书中九章，列举了欧洲、伊斯兰、伊朗、中国以及美国等各种国际秩序观的历史演进。各地区或因民族矛盾历史、或因为新的地缘格局，所形成的战略上的冲突。在世界历史的大部分时期中，各种文明都曾有过自己的国际秩序定义，把自身视为世界的中心，将自己的原则视为世界的普遍价值，而各国、各地区内部变化、宗教文化都深刻影响着世界秩序。
回到中国，首先是亚洲秩序，亚洲均势与欧洲均势却截然不同，亚洲各国自成一体又历史悠久，大多近代都被西方殖民过，因此不得不提及中国以外的两个亚洲大国印度和日本的影响。那么正在崛起的中国，被世界视为当今世界唯一一个实力不断与美国接近的国家，也是美国人所认为的唯一一个将来会挑战美国霸权的国家。在说到中国的两个小标题：亚洲的国际秩序与中国，中国与国际秩序。中国是儒家传统文化与共产主义思想的结合，而美国则是实用主义为主导，两者相去甚远，这意味着中美两国对国际秩序的理解的分歧、调和、妥协，将会对世界秩序起到重要影响。基辛格认同中国提出的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但目前大国之间合作共赢的有效机制尚未建立起来。
最后回到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头号强国。美国面临着中国崛起的挑战以及世界秩序的不稳定性和多样性，基辛格一再强调美国需要重塑新的世界秩序，在不放弃美国价值观基本内涵的前提下，使美国的世界秩序观较少利己性和威胁性，继续保持美国主导世界秩序的权力和合法性。为此，基辛格给美国这个世界警察维护世界秩序正名：“一种遵守共同规则和规范、接受自由经济体系、放弃领土征服、尊重国家主权、实行参与式和民主治理制度的国家合作秩序，这种秩序在不可阻挡地扩大。”
那么我们这个时代的世界秩序到底走向何方？基辛格并没有给出他的答案。
这是一本介绍近现代国际关系演变简史的书，还不错。
《世界秩序》读后感5
每个时代都有其主旋律，作为解读世界的信念，通过解释周围发生的各种事件，激励或安慰个人。科学和技术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导观念，推动了人类福祉史无前例的进步。
作者所指的技术主要指核技术以及网络通信技术，解释了技术所代表的内涵以及技术会对国际秩序产生什么影响。
一、网络信息技术是双刃剑
核时代走到尽头，电脑、网络和“智能”设备开辟了全新图景，但不能保证的是设备发明者、大多数民众想要的价值观占据上风。网络信息技术无处不在，但本身不具威胁性，威胁取决于如何使用。
新技术普及应用既有利于自由，也有利于镇压。一些威权政府可能会因为在线传播的信息或通过社交网络上发起的抗议而倒台，被包容开放的参与式制度取代。一些地方，相同的技术让处于政治和经济架构顶端的当局获得了更强大的镇压手段，他们用这种技术监控处理信息，塑造真相。
在理想、价值观或战略目标存在根本矛盾的地方，披露信息和互联互通能缓和冲突，有时也会火上浇油。在冲突形势下，社交网络和网络信息既能消除传统社会裂痕，也可能扩大裂痕，让极端派赢得更多的支持。
二、网络信息技术的超越性
网络世界的秩序很难构建，因为合法性很难界定。网络空间挑战了所有历史经验。网络时代之前，国家实力取决于人力、装备、地理、经济和士气等要素。和平与战争时期有明确的分野。敌对状态由特定的事件触发，所执行的战略有明确的理论依据。
互联网技术超越了理论和战略。超越了多数规则和规定，超出了许多监管者的技术理解力。不要说没有约束，甚至没有共同的解释和共同的理解。
实施网络攻击比网络防御更为容易，这助长了新网络能力的进攻倾向，让情况更加复杂。网络中国家行动这个概念也变得模糊了。网络带来的威胁尚不明朗，无法定义定性。身份不明的个人、黑客组织就能实施极具野心的侵入行动，从境入侵政府网络系统，散播机密信息，或是让重要基础设施陷入瘫痪或彻底毁坏，造成全球性后果。
更加危险的是，实施网络攻击的嫌疑人可以合理地推诿，而且也没有相关国际协议。即便有国际协议，现在也没有强制执行的制度。
三、网络世界迫切需要秩序
在虚拟网络世界采取的行动能够对现实世界采取的对策产生压力，而且它们造成的潜在破坏在本质上与以往的军事袭击相当。国家之间战略对抗的重点由实体转向信息领域，如数据收集和处理、网络渗透和心操纵。如果没有明确的国际行为准则，这个体系的内在动力就会产生危机。
国际秩序本身可能会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如果不做出明确的限制，不就相互克制的规则达成协议，危机很可能爆发。
首先要尝试着形成共同认识。没有这种认识，各方将继续自行其是，从而扩大出现混乱结局的可能性。我们无法想象这样一种国际秩序：一个关乎各国生存和进步的领域却没有任何国际行为标准，各国如何行事取决于单方面的决定。困难在于，只有对一些关键能力形成共识，才能达成行为规则的共识。但主要行为体不愿将这些能力公布于世。
就算短期内无法在合法性上达成共识，也要尽快构建一个全球网络环境框架。根据其他战略能力方面的经验，各国政府认识到不受约束的国家行为本质上是自掘坟墓。即便潜在对手之间更需要综合使用威慑和相互克制，用措施防止误解和沟通不畅造成危机。也许框架跟不上技术的发展，发挥的作用有限，但将有助于领导者认识到危害和后果，防止因误解而陷入不可挽回的冲突。
四、网络信息对人的影响
互联网给我们这个时代带来了伟大且不可或缺的成就，人性因素在社会演变中很重要，人性的内在本质和现实体验是永恒不变的。
（一）网络信息技术对人意识的影响
当今世界，人类意识是经过一个前所未有的滤器过滤形成的。研究表明，现代人花掉一半醒着的时间，与屏幕不停地互动，这个时间还在增加。信息网络时代侧重事实而非概念，侧重由共识而非自省形成的价值观。
1、放弃思考的倾向
一方面，信息、知识智慧之间的区别消失了。
思想分成信息、知识和智慧。互联网聚焦信息领域，促进了信息的传播。搜索引擎的发展使人们形成了一种思维，即每个问题都有固定答案，问题和对策上网查查就可以，没必深要思熟虑。过度抓取信息可能反而抑制了知识和智慧的获取。事实很少不言自明，意义、分析和解释取决于环境和相关性。信息要有用，就必须被置于广阔历史背景和经验中，才会逐渐成为实用的知识。信息唾手可得，使人们不再关心原因、意义。
另一方面，淡化历史记忆。互联网降低了记忆的动力。由于现在人们可以从外部轻易获得大量信息，人们可以忘记那些从外部能轻易获取的信息。通信技术增加了人们对技术的依赖，技术被视为思想的辅助和媒介，降低了人们向内求索的能力，人们不再愿意思考。
这如果这样，操控信息将取代思考成为主要的政策工具。
2、真相的实质在变化
这个时代正在改变真相的性质。信息接收者给陌生人提供数据，反过来又影响自己获得的信息。网站根据用户互联网查询记录，确定用户的背景偏好，推送更多让用户“喜欢”“适合”的信息，促进互联网经济。两个人使用同一搜索引擎查询同一问题，不一定得到同样的答案。真相的概念被相对化、个人化，失去了普遍性。
（二）网络信息技术对社会政治的影响
人类意识的变化不仅改变个人的性格和交流的本质，也会改变人类社会本身。
1、传统领导能力的丧失
决策者必须有睿智和远见，回顾过去，分析所处的社会，展望未来。必须有勇气和决心，坚持立场，抵制诱惑，激励人们坚持。两方面是传统时代领导力的精髓，技术和政治剧变的时代也是如此。
当今社会越来越难以培养伟大的政治家需要的这些品质。追求透明和互联，破坏了隐私，抑制了个性培养和独立决策的力量。在社交网络无处不在的世界里，难以有空间拿出勇气，做出并非基于共识的决定。
2、情绪代替理性和思考成为共识的基础
群体中共识的达成，将不是靠思想的交流，他们很难团结在一个具体计划的周围。看似志同道合，其实是狂热情绪的影响，为了获得片刻的兴奋，把自己在事件中的作为当成了一种情感体验，在朋友圈上寻求点“赞”。一时的情绪压倒一切，而主流人群的动机、协同领导能力、该国的基本战略和政治因素以及与其他战略重点的关系反而退居次席。
3、政治迎合情绪基础上的共识变得短视
为了迎合数字时代大众的冲动，不再制定符合长期目标的复杂路线图。总统竞选几乎变成了互联网运营大师之间的媒体竞争。候选人以前谈论治国理政的实质问题，现在则沦为营销发言人。候选人的主要作用是筹集资金，而不是阐述议题，表达的理念只是“大数据”研究的结果，意在迎合选民的偏好和偏见。将来的领导人熟谙信息环境，可以采取目标精准的短期政策，有利于连选连任。他们更擅长数据挖掘技术，而不是行使领导职责。
通信覆盖全球和方便快捷，重大事件现在几秒之就传遍全球，人们期待决策者在短时间内就表明立场，并影响事态的发展。决策也会即时产生效果。旧外交的问题是无法及时向值得给予道义支持的政治单元提供帮助，新外交则出现与战略脱钩、胡乱进行干预的风险。
五、解决之道
网络信息时代思考国际秩序，要看到基于情绪的共识驱动是社会中存在的内部危险，如果只是为了获得暂时认可的口号，外交政策不再是建设性的实践，反将造成国内政治的危险。继而国际舞台上的大国关系也会扭曲。交换看法很可能变成固化分歧，政治家风范变成装腔作势。外交如果变成迎合激情的姿态，寻求均衡有可能变成试探极限。
技术时代我们需要智慧和远见避免这些危险，这项任务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在其他时代作为领导能力精髓的睿智远见、勇气决心不可或缺；实现分享信息和支持自由制度也必须关注根本战略和政治因素；要深化和优化对历史和地理的认识；社会需要调整教育政策，培养适应国家长远目标和价值观目标；必须发挥人道主义精神，拋弃偏见，提高道德评判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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