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阮籍的《咏怀诗》 有感
“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其代表作是八十二首五言《咏怀诗》。在这些记录诗人政治感慨的诗中，阮籍用隐约曲折的形式表现了寓藏于内心的、无由发泄的痛苦与愤懑，情绪往往愤激，辞旨往往隐晦。其中，《咏怀诗》（其一）写道：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衿。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
徘徊
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作为阮籍全部“咏怀诗”的序曲，此诗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写夜深人静的时候自己不能平静的苦闷心情。那么，作者何来这种苦闷的心情呢？
阮籍所生活的魏晋易代之际，是一个血雨腥风的历史时期。司马氏集团与曹魏统治者为抢夺政权而激烈斗争，政治异常黑暗险恶。司马氏全面夺取了曹魏政权后，为巩固统治，肆行杀戮，铲除异己，与曹魏宗室及其它司马氏的敌对力量有牵连的社会名流很难有幸免。例如，拥曹的何晏、夏侯玄等人被杀；嵇康拒绝与司马氏合作，亦惨遭杀害。所以，“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残酷的'屠杀与迫害，造成了魏晋文士对自身前途、社会命运的迷茫和恐怖，他们的生存和心灵都蒙上了一层阴影。
阮籍八十二首《咏怀诗》，就是这一苦衷含蓄的流露。本篇作为其中一首有代表性的作品，给人展示了这样一幅画面：
夜深人静，诗的主人公起而弹琴。无疑，这深夜象征着昏乱的社会。诗人多才多艺，善弹琴瑟，好酒会啸。而鸣响的琴音，又寄托着诗人什么样的思绪呢？还有那窗外的明月，徐徐的清风，难道不是诗人内心一片希望的所在吗？
接着，诗人的注意力由近及远，听到了孤鸿的鸣叫，看到了月光下鸟的飞翔。诗人此时除了忧愁、苦闷和彷徨，还会有别的什么呢？如果把“孤鸿”比作魏王，“翔鸟”当指司马氏；如果把“孤鸿”比作诗人自己，“翔鸟”当为司马氏的爪牙。不管如何比喻，处于昏暗的社会之中，自己如何是好？作者似乎苦无知心可言，因而便有“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的感叹。透过诗人“徘徊”的身影，我们不是似乎可以看到魏晋易代之际，一群知识分子苦闷、焦虑、孤独的灵魂在天地之间“徘徊”吗？
其实，阮籍年轻时曾胸怀儒家的济世之志。诗人自幼好学，博览群书，志气豪放。阮籍的青少年时期，曹魏政权相对稳定。他经受了建安时代的积极精神的洗礼，因而“本有济世志”（《晋书》卷四九本传）反映在作品中的，是一股渴望为国建功立业、气吞山河的豪情。在《咏怀诗》（其三十九）中，诗人热情歌颂了壮士驱车远行、受命自忘、义无反顾的精神：“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这些，正是阮籍青年时期不甘寂寞、渴望为国建功立业、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抱负和慷慨磊落的情怀的倾情表白。
但是，由于政治风云日趋险恶，阮籍早期的济世志向渐趋破灭。阮籍的父亲阮瑀是隶属于曹家的文人小集团“建安七子”之一，曾在曹操幕中任亲随吏员多年，是曹家的门生故吏，并深得曹氏父子的赏识。因此，阮籍在感情上是偏向曹魏政权的。他对司马氏的阴谋弄权怀有不满，但同时又感到世事已不可为，于是转而崇尚老庄思想，在道家思想中寻求精神依托，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超然态度，躲避矛盾，不问世事。或者闭门读书，或者观山玩水，或者借酒佯狂，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缄口不言。与一些文人相继陷入权术的罗网而丧命相对照，阮籍则以谈玄纵酒、佯狂放荡等方式来寻求生存之道。《世说新语》中记载着他的许多轶事，例如他“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又传说，当司马昭提出要与阮籍联亲时，阮籍由于很难明拒，曾大醉达六十天之久，使司马昭无从进言而止，足见其用心之良苦。
阮籍是正始时期很多政治理想落潮的诗人的一个典型。在普遍出现危机感和幻灭感之后，魏晋隐逸思想特别盛行，阮籍也与左思、陶渊明等便是这种思想的代表人物。阮籍等正始诗人本有较进步的政治思想，不满现实的腐朽。针对司马氏利用“名教”进行黑暗残暴的统治，他们以老庄的“自然”与之对抗。出于这种隐逸思想，虽然没有政治理想的高扬，但追求逍遥、自我超脱难道不也是一种默默的抗争？
虽然也曾有过痛苦地徘徊、消沉，虽然也曾有过对人生短暂的哀叹，然而阮籍等正始诗人并没有逃避社会现实，没有丧失生存的勇气，而是直面惨淡的人生。一方面老庄思想浸润着他们的头脑，另一方面他们在隐逸生活中仍然守正不阿，对黑暗现实的不满与反抗仍是其作品的主要倾向，所以其基本精神还是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传统的。这些也使得其执着的生命在隐逸中具有令人敬仰的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