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馆》观后有感
北京人艺又在红红火火地复排了。针对《茶馆》的赞词有很多，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新加坡戏剧家郭宝坤先生说的那一句：“《茶馆》是个奇迹。”他是在1992年那次研讨北京人艺创作道路的学术会议上说的。我听了为之一怔，因为我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在那个很难产生杰作的年代居然产生了杰作，这岂不是“奇迹”。
的确是这样，《茶馆》的初稿叫《秦氏三兄弟》，那是个配合普法宣传的应景之作。但第一幕老舍写了康梁变法的失败，戏是在一家茶馆里展开的。北京人艺的艺术家们看了本子之后向老舍坦诚提出修改意见，说全剧就是第一幕好，不如就照这个路子写下去。老舍欣然同意，扔掉了《秦氏三兄弟》，写出了《茶馆》。经过这一脱胎换骨的改写，剧本的第一幕更加大放异彩，曹禺说它是“古今中外剧作中罕见的第一幕”。
看过《茶馆》的人都知道，除了第一幕外，三个老头重聚话沧桑的结尾，也是全剧的“华彩乐章”。这个精彩的结尾又是怎么出来的呢？主演王利发的于是之先生有一段回忆：
老舍先生的稿子几次读给我们听，现在我只记得有一稿最后落在茶馆说书上。说书人是革命者，以说书的面目宣传革命，不幸暴露，王掌柜掩护革命，救了说书人和听书人，自己饮弹牺牲。问我对剧本还有什么意见。我那时只有一点：我希望戏的最后有一小段‘几个老头话沧桑’的'戏，然后王利发就拿着一个他常用的道具进屋上吊去了。我说得不大气足，老舍先生“嗯嗯”两声就没别的了。我也觉得弄不好也是一种老套子，也随他说点别的就告辞了。不料几天以后，先生写出来了，不是一小段，而全是王利发、秦二爷、常四爷三位一生的掏心的话，是他们最后的倾诉，又说出了他们迟到的顿悟。
回顾老舍先生创作《茶馆》的前前后后，总有一股暖流在我心里回旋。我觉得，老舍从善如愿地接纳北京人艺艺术家们建议的过程，也是他摆脱时尚回归自我的过程。这个过程体现了老舍的大家风范。
《茶馆》1958年3月29日首演，得到了戏剧界同仁的广泛好评。但演了四十七场后被迫停演了。什么原因？于是之又有一段珍贵的回忆：
这一天（7月10日）文化部一位领导人来剧院，召开党组扩大会。他要谈谈“关天剧院艺术创作的倾向问题”。他的谈话的主要内容是批评院领导在组织创作和演出中“不是政治挂帅，而是专家挂帅”，“不大注意政治，不大注意内容，过多地追求形式”。他说：“《茶馆》第一幕为什么搞得那么红火热闹？第二幕逮学生为什么不让群众多一些并显示出反抗的力量？”（见《演员于是之》第150页）
现在来读1958年这位文化部领导的这一席训词真有隔世之感，但这也恰好印证了“《茶馆》是个奇迹”此话不谬。
当年给《秦氏三兄弟》稿本提修改意见的，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几位“不是政治挂帅”而是“艺术至上”的艺术家。这是《茶馆》之大幸，中国戏剧之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