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用典故的修辞效果介绍
合用典故的修辞效果会是什么样的呢?与单典相比，它具有更为丰富的表意效果。其构成方式较为复杂，基本可分六大类。有一些外形相似却并非合典者，应该加以区分。
合典这个词，《辞海》、《辞源》、《汉语大词典》皆不录，然而研究典故和古典文学的人都熟悉这个词，因为它是实际存在的一种修辞现象。典故是诗文中引用的古代故事和有来历出处的词语。顾名思义，合典即两个(少数情况为三个)典故合用的用典现象，其外在形式是一个相对凝固的简洁的词语，而其典源却是两个。
一、合典的构成形式
合典的构成形式很复杂，大致可分以下几类。
(一)人异而事同，取合而用的合典。今以扇枕、温席和无双士为例予以说明。扇枕、温席牵涉到至少三个人的事。《东观汉记·黄香传》：黄香，江夏人，躬执勤苦，尽心供养。冬无被褥，而亲极滋味。暑即扇床枕，寒即以身温席。袁山松《后汉书》：罗威事母，天寒常以身温席。《晋书·王延传》：王延事亲色养，夏则扇枕席，冬则以身温被。黄香是扇床枕、温席，罗威是温席，王延是扇枕席、温被。此中虽然黄香是最为著名的，但是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我们要这样对待;凡典故所占典故因素为甲事所有，而其它几件事所不能共有，则应看作是甲典。如黄香扇枕、江夏枕、温席扇枕之类，罗威、王延皆不能共有，是黄香典;而扇枕温衾、扇席之类，应为王延典。除此之外，典故词所占典故因素为数事所共有，而又不能从语言环境中判断出究竟是用谁的事(有的能从语言环境中判断出来，如韩信有国士无双之誉，黄香有无双国士之誉，无双士一词，从词素上不好看出是用谁的，但柳亚子《高天梅以变雅楼卅年诗征索题》诗淮阴谁是无双士则可从淮阴判断是用韩信典。从语言环境中无法判断的，则是合典。有的从使用典故作品的题目中可看出，参见下文三径例)，这种情况下应该看作合典，不宜硬说是用某一典故。如温席，黄香、罗威共有，孟浩然《送洗然弟进士举》诗昏是须温席，寒多未授衣。应看作合用黄香、罗威事;扇枕，黄香、王延共有，王维《送崔三往密州觐省》诗：同怀扇枕恋，独念倚门愁，应看作合用黄香、王延事。
(二)人、事均异，取合而成的合典。不同的人，发生的事也不同，但其基本精神一致，人们经常合并使用，形式上构成一个典故词语，这是一种明显的合典。从词素所取的典故因素就可以看出是由几个典故合成的，以取合两个典故者居多。悬梁刺股、囊萤映雪是这种合典的典型例子。刺股是苏秦的故事，《战国策·秦策一》：苏秦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
悬梁是孙敬的故事，《太平御览》卷三六三引《汉书》：孙敬好学，晨夕不休，乃至眠睡疲寝，以绳系头悬屋梁。刺股、悬梁，一是苏秦，一是孙敬，故事也不同，然基本精神一致，皆以体罚自己的方式苦读，故两典常放在一起使用，习惯上合成一个典故词，以写勤学苦读。如王实甫的《西厢记》第二本第三折可怜刺股悬梁志，险作离乡背井魂。顾云《上池州庚员外启》：披经阅史，无怠于光阴，雪牖萤窗，每加于悬刺。刺股悬梁成为成语，悬刺亦凝为一词，这就是合典。囊萤、映雪与此相似。囊萤典出《晋书·车胤传》：车胤家贫不常得油，夏月则练囊盛数十萤火以照书，以夜继日焉。
映雪见于《初学记》卷二引《宋齐语》：孙康家贫，常映雪读书。囊萤、映雪一为车胤的故事，一为孙康的故事，然而有着相似的特点：皆贫者的勤学苦读，后常合用，形容勤学苦读。如高明《琵琶记》第三六出：我相公虽居凤阁鸾台，常在萤窗雪案，退朝之暇，手不停批。辛弃疾《菩萨蛮·送曹君》词：圣处一灯传，工夫萤雪边。萤窗雪案、萤雪皆取合两个典故，表达一个意义。再如：八龙三虎。八龙典出《后汉书·荀淑传》：苟淑，字季和，颍川颍阴人有子八人;俭、珉、靖、焘、汪、爽、肃、专，并有名称，时人谓之八龙。三虎典出《后汉书·贾彪传》：贾彪，字伟节，颍川定陵人也。兄弟三人，并有高名，而彪最优。故天下称曰贾氏三虎，伟节最怒(努)。祖咏《赠苗发员外》：八龙乘庆重，三虎通朝归。卢纶《酬赵少尹戏示诸侄元阳等因以见赠》：八龙三虎俨成行，琼树花开棕树张。前者以八龙三虎比拟苗发兄弟十人才德出众，后者以之喻指赵少尹所示诸侄皆人中之杰，其意义相同。
这类合典，一般两件事要有相似的特点，特点越近，合成的机会就越多。上述刺股悬梁、囊萤映雪中的四件事，都是勤学苦读，而从境况和方式上，刺股悬梁更接近，囊萤映雪也相近，故前两个形成合典，后两个也形成了合典;前两个与后两个之间，虽然也偶有连用的，但未成为习惯，未构成较为固定的典故词语，因而不算合典。再如囊萤、映雪、凿壁、偷光：都是贫者勤读的典范，又都涉及到照明，而前两个更接近，照明都取于自然界的光亮，相对于凿壁偷光又远些，于是萤雪是合典，而凿壁与前两者未形成合典，与偷光形成合典。八龙、三虎都指人中之杰的意思，所以也形成了合典。
(三)多级用典造成的合典。今以三径为例加以说明。三径初有汉代蒋诩隐居的三径，赵歧《三辅决录·逃名》：西汉末，王莽专权，兖州刺史蒋诩告病辞官，隐居乡里：舍中三径，唯羊仲、求仲从之游。后多用为典，以写归隐，或借指家园。晋陶潜《归去来兮辞》三径就荒，松菊犹存，三径显然是用蒋诩典故借指自己的家园;而陶潜亦是辞官归隐，二事相合，陶潜的隐士之名又著于蒋诩，于是后用三径，又多有用陶潜者，造成二者并用的局面。这种情况，凡从典故词素或语言环境能判别的，则不是合典;不能判别的，应看作合典。如陶潜三径、元亮径、蒋诩径、蒋径等，皆从词素上已可明显看出是取的哪一个典故。再如，张炎《风入松赠蒋道录溪山堂》词：旧家三径竹千竿，苍雪拂衣寒。
仅从三径不能说用蒋诩的还是陶潜的，但这首词是赠蒋道录的，与蒋诩姓合，应是用蒋诩典。辛弃疾《沁园春·带湖新居将成》词：三径初成，鹤怨猿惊中的三径，无论从词素还是语言环境都无法判定，则应看作合典。也有能从语言环境中看出是合典的。如元好问《答吴天益》诗：三径他时望羊仲，却应松菊未销忧。语境中出现的羊仲出自蒋诩典，而松菊出自陶潜文，则三径运用合典的用意非常明显。
(四)窜用造成的合典。以《桃花源记》与刘阮上天台为例。陶潜《桃花源记》记武陵人沿溪捕鱼，忽逢桃花林，林尽水源，见一山洞，洞内别有天地。渔人停数日而返。后欲复寻其处，却迷而不复得路。刘阮上天台的故事，据刘义庆《幽明录》等书记载，汉明帝永平五年，刘晨、阮肇入天台山采药，迷而得返，见一桃树，采桃而食。后艳遇二仙女，停居半年还乡。后于太康年间复至天台，二仙子已不见。这两件事有几个相似处：所描写的境界都与世隔绝，幸福和乐，又都是偶然遇见到(一是捕鱼，一是采药)，并都受到热情接待;桃树在两个故事中都是重要因素，人物都曾迷路，又都去而复返，结果都未再到。
这众多的相似之处，造成使用上的窜用情况。《桃花源记》描写的不是仙境，而是避乱隐居，它生发的典故义应写隐居;但是，有的把桃花源中引发的典故义却借来写情爱或仙境，这显然是窜用刘阮上天台的结果。如王实甫《西厢记》第一本第一折：春光在眼前，争奈玉人不见，将一座梵王宫疑是武陵源。武陵园完全是桃花源的因素，却用来写爱情。这种情况，应看作合典，是取甲之形与乙之义而合成的。仙源一词所带来的窜用二事的痕迹更明显，从所取典故因素看，仙源于刘阮事，源在《桃花源记》中，是取合两个典故因素而成的，这种情况，无论它被用来表示哪种意义，都应看作是合典。这种合典是一种特殊的合典，并不常见，但既存在，又特殊，也就要指出来。
(五)人名合用造成的合典。几个特点相似的人物合并成词，外表上近于人名的并称，典故的意义较淡，但由于常被用来表达一定的含义，而含义的来源已包含了几个人物事件的概括，仍属于典故运用的一种，不同于一般历史上及习惯上的人物并称。如金张许史，《汉书·盏宽饶传》：上元许、史之属，下无金、张之讫。颜师古注：许氏、史氏有外戚之恩，金氏、张氏自托于近狎也。四人或为贵戚，或为宠臣、弄臣，后人常合用以喻权臣、弄臣、贵戚等，这应看为合典。类似的较多，如桓孟，桓指桓少君，不厌丈夫清贫，著短布裳，与丈夫鲍宣共挽鹿车归乡里。修行妇道，乡邦称之。见《后汉书鲍宣妻传》。孟指孟光，貌丑而有妇德，不嫌梁鸿清贫而嫁之，为椎髻，著布衣，荆钗布裙，与夫共隐。见《后汉书·梁鸿传》及《烈女传》。二人皆用为典故，因特点相似，常二人并称成词使用，作为妇德的典范，是合典。
(六)几个事物各不相同合并成词，用来表达一定的含义，词语浑然一体，似非合典而实为合典。如：蟾兔、兔蟾、乌蟾、乌飞兔走、兔走乌飞、蜍兔。兔典出战国屈原《天问》：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汉王逸注：言月中有菟，何所贪利居月之腹而顾望乎?菟，一作兔。乌典出《史记·龟策列传》：孔子闻之曰：日为德而君于天下，辱于三足之鸟;蟾蜍，汉张衡《灵宪》：姮娥奔月，是为蟾蜍。另见《五经通义》。例如：唐权德舆《祗役西路上以诗代书寄内》：别来如昨日，每见蟾兔缺;唐李贺《梦天》：老兔寒蟾泣天色，云楼半开壁斜白。上二例均用以咏月。唐韩愈《苦寒》：日月虽云尊，不能活乌蟾。此以乌蟾咏日月。唐韩琮《春愁》：金乌长飞玉兔走，青鬓常青古未有，此以乌飞兔走代指日月运转，时光流逝。用典意义相同，典故之形亦可为兔走乌飞，如唐韦庄《秋日早行》：行人自是心如火，兔走乌飞不觉长。
二、形态相类而非合典的情况
上文阐明了合典的形态，但是，还有一些情况与之在形态上相似，却并非合典者，应加以区别。
(一)同是一人一事，见于不同记载。如贾谊鹉鹏故事是贾谊在长沙为太傅三年，有鹏鸟止于坐隅，贾谊本是谪居长沙，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伤悼之，乃作《鹏鸟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与《汉书·贾谊传》皆载此事。而葛洪《西京杂记》谓贾谊在长沙。鹏集其承尘。长沙俗，以鹏鸟至人家，主人死。各种记载虽略有出入，但只可看作是这个故事的互为补充。
(二)不同的.人与事，产生的典故词的词素却完全相同，表示的意义没有牵连。如题柱。有司马相如过升仙桥题桥柱立志事，又有汉灵帝题殿柱赞扬田风仪表出众之事。后皆用为典，题柱一词，表示立志之意时为司马相如典，表示仪表出众或荣耀之意时为田风典，区别是明显的。
(三)一件事中有几个人物，常并列使用表达一个意义，是对同一个典故中因素的取合，不是合典。如刘晨、阮肇上天台之事，刘、阮是同一个典故中的因素，因此刘阮一词不是合典。
三、合典和合叙的区别
合典和合叙是有相似之处的。合典是取合几件事来表达一个意义，合叙是将通常需两套或更多语言结构表达的内容综合到一套语言结构中，使表达简练、结构紧凑、内容丰富。因此，虽然合典和合叙都是取合几件事情去述说较为复杂的事情。但从意义上说，合典取合的几件事情必须相同或有相似点，即取合的几件事要能表达相同的意义。如刺股悬梁都有用常人难以承受的方式强迫自己勤学苦读的意义，扇枕温衾均有侍奉双亲，极为孝顺之意;而合叙取合的几件事情并不能表达相同的意义。
如：夫种、蠡无一罪，身死亡。(《汉书·韩王信传》)即种无一罪，身死;蠡无一罪，身亡(逃亡)。两件事情表达的内容显然不同。从形式上看，合典所包含的几件事是浓缩在一个词(多为固定短语)中，如囊萤映雪、八龙三虎(分析见上文)。而合叙所包含的几件事往往是浓缩在一个句子中。如《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树达按：《蜀志·费祎传》云：侍中郭攸之费祎。又卷九《董允传》云：侍中郭攸之费帏，侍郎董允，然则亮传侍中侍郎者，侍中系郭攸之费祎二人，侍郎系董允也。可见侍中郭攸之费祎，侍郎董允是两件事缩在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一句话中。
四、合典的修辞效果
启功先生说：用典多是把事物压缩成为信号，供人联想或检索无论剪裁、压缩、简化、命名，任何办法，都是要把那件事物，作为一个小集成电路，放在对方的脑子中去。这种压缩成的信号或小集成电路所包括的内容往往很丰富，而信号或小集成电路本身往往又只取典源全部信号的某一个因素，这就造成了典故词语表意的隐含性及尚虚、尚宽的表意特点。而作为典故义的接受者(读者)，就必须弄清这个信号或小集成电路中所隐藏的全部内容。
合典的修辞意义与一般的典故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因为合典的信号(小集成电路)所隐含的内容要比单典至少多一倍，它提供给接受者的信息更加丰富，因此它包含的意象更练达、更丰富，能给人造成更丰蕴的联想，修辞效果更强烈。如上述元好问例，有意识地用三径一词概括二人之事，其含义就要比单取某一人的三径要丰富，懂得典故的人，就会把蒋诩和陶渊明二人的品德合起来去思考作品的用意。因此，凡有可能被看作合典的，则无论使用者在使用时是否有此意向，既成语言事实，也可以当作合典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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