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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出差标准是什么
从 1月1日开始，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住宿费将执行新的标准。出差是最古老的公务行为之一，古代历朝公务出差也都有明确规定。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传食律》，已记载有秦朝出差官员的伙食标准;如果出差时吃住行超标或假公济私搞腐败，都将受到国法惩治。唐代规定：“不应入驿而入者，笞四十。”明代规定，出差“占宿驿舍正厅上房者，笞五十”……
古代出差住宿何处?
先秦时期已有诸候馆、驿亭、传舍、逆旅、客舍等不同档次旅馆
对于出差，古代各朝都有针对性的安排和制度设计。虽然各朝做法有所不同，但比较通行的做法是“定点招待”，和现代一样也要求入住指定招待所。
先秦已有诸候馆、驿亭、传舍、逆旅、客舍等不同档次的旅馆，其中诸候馆、驿亭档次较高，系“国营”性质的招待所，专门用来接待使者和公务人员。据《周礼·地官》“遗人”条：西周时，“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
秦汉时，接待公务人员的传舍这类招待所已遍布全国，从京城到州县，甚至途经的野外荒原都设有亭传，形成了庞大的公务定点服务网络。
唐宋时，公务出差定点接待制度更加完善。唐时为公务出差服务的定点招待所统称“馆驿”，数量相当多，据《旧唐书·职官志二》，唐玄宗时，全国“凡三十里一驿，天下驿凡一千六百三十九。”唐朝的馆驿不仅数量多，硬件设施也是历朝最好的，刘禹锡《管城新驿记》记述：“远购名材，旁延世工，暨涂宣皙，瓴甓刚滑，术精於内也。蘧庐有甲乙，床帐有冬夏……”
宋朝州县官员由朝廷直接控制，且三年一换，官员出差频繁，除了馆驿，递(马)铺得到进一步发展。《夷坚支志》“阳台虎精”条称：“唯屯驻诸军每二十里置流星马铺，传递文书，七八十里间则治驿舍，以为兵帅往来宿顿处，士大夫过之者亦寓托焉。”
到明朝，公务出差定点接待达到高峰。据《大明会典·兵部·驿传》，“自京师达于四方设有驿传，在京曰会同馆，在外曰水马驿，并递送所。”
古代也存在出差时入住非定点招待所的现象，但朝廷不提倡，有的朝代明确要求必须入住定点招待所。《太平御览·资产部八》“肆”条引《晋令》便称：“坐卢(庐)肆者，皆不得宿肆上。”这是西晋的规定，大概意思是，出差人员不得入住民间旅社。这样规定除了防止扰民、腐败，也许还出于出差安全的考虑。
古代出差伙食费有多少?
元代规定“正使臣支粥食、解渴酒，从人支粥”
出差最大的开销是吃、住、行，除了享受免费住宿外，古代出差伙食也有相应标准。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传食律》就是秦朝针对出差伙食问题而规定的具体标准，其中一简写道：“御史卒人使者，食粝米半斗，酱驷分升一，采羹。给之韭葱。其有爵者，自官士大夫以上，爵食之。使者之从者，食粝米半斗;仆，少半斗。”从中可见，秦朝御史的差役出差住驿站，每餐要供给糙米半斗，用豆和面酿制的酱四分之一升，还有加盐、菜的肉汤，并供给韭葱。如果是有级别(爵位)的，大夫、官大夫以上的，要按其爵级规定供应饭食。出差官员的随从来到驿站，每餐要供给粗米半斗;驾车的仆人，供给粗米三分之一斗。
此后，历朝都有类似秦朝的出差伙食标准。如元朝，出差伙食标准有“祇应分例”。据《元史·兵志四》“站赤”条，中统四年(公元1263年)，元世祖忽必烈规定：“乘驿使臣换马处，正使臣支粥食、解渴酒，从人支粥。宿顿处，正使臣白米一升，面一斤，酒一升，油盐杂支钞一十文，冬月一行日支炭五斤”，随从“白米一升，面一斤。”
明朝实行“禀给制”，支付标准是“行三坐五”。据《明会典》，经过驿站不过夜的，“正官一员支分例米三升，从人支米二升”;过夜的，“正官一员支米五升，从人支付三升”。
清朝禀给称作“给驿”，初时直接以银两来核算，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颁布“给驿条例”：一品官给银二钱，二品官一钱八分，三品官一钱六分，四五品官一钱四分，六七品官一钱二分，八九品官只有一品官的一半，给银一钱。
为了减轻地方负担，杜绝大吃大喝，历朝对出差招待标准都是从严控制。唐太宗李世民甚至禁止下去检查的官员在馆驿中吃肉，《新唐书·马周传》即称：“我禁御史食肉，恐州县广费。”
古代出差交通工具有何规定?
唐代规定“凡给马者，一品八匹，二品六匹，三品五匹”
先秦时官员出差已有“公车”可用，古人的“公车上书”现象，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后来水上运输发达，出差可以水陆兼行，但更普遍的出行方式是骑马。
由于骑马出行较快，历朝的邮驿机构都会备有相当数量的车、马，以供公务人员使用。唐朝，每一传驿为出差人员提供车、马的标准已非常具体。据《新唐书·百官志一》：“凡给马者，一品八匹，二品六匹，三品五匹，四品、五品四匹，六品三匹，七品以下二匹;给传乘者，一品十马，二品九马，三品八马，四品、五品四马，六品、七品二马，八品、九品一马;三品以上敕召者给四马，五品三马，六品以上有差。”一品大员可以使用八匹马，这样的出行阵势是不是前呼后拥?
清朝，对官员出差所用交通工具规定得更加细化，一至九品各级官员出差时，都享有不同的待遇。据顺治七年《内阁招帖》：“一品官、公、侯、伯奉差出京者”，给“马十二匹，水路船二只”：“二品官内院大学士，六部尚书、都察院左右都御史奉差出京者”，给“马十匹，水路船一只”;四品至九品官员来到驿站，“陆路与车一辆”，“水路加船一只”。
虽然交通工具的使用和食宿都有规定，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往往超标。对于皇帝面前的红人、实权派，下级官难免逢迎媚上。如汉武时名臣朱买臣，在担任会稽太守后，一次出差，长安厩吏乘驷马车来迎接他，但朱买臣很廉洁，乘标准的传车走了。据《汉书·宣帝纪》，汉宣帝曾多次下诏要求按标准接待，但仍有地方官“或擅兴徭役，饰厨传，称过使客，越职逾法，以取名誉”。
晋朝比汉朝更糟糕，一度没人遵守规定。据《晋书·虞预传》，“受迎者惟恐船马之不多，见送者惟恨吏卒之常少。穷奢竭费谓之忠义，省烦从简呼为薄俗。”如此铺张浪费，“转相放效，流而不反，虽有常防，莫肯遵修。”
古代如何惩治出差腐败?
《大明律》规定：“占宿驿舍正厅上房者，笞五十”
因为出差花的都是公家的钱，所以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公车私用、假公济私这类出差腐败。如何刹住不正之风?首先是卡死入住关。先秦时官员出差已须持“介绍信”一类凭证才可上路，否则地方驿站有权拒绝接待。西周时有“质济”、“傅别”一类出差证明信，春秋战国时多用“信节”，汉代用“符券”，唐宋时有“过所”、“驿券”、“信牌”一类凭证。驿券上，公务人员的身高、长相、随从人数、随身物件，甚至接待标准都写得清清楚楚，以方便辨认。有一件往来居延塞及金关之间的西汉始元七年木牍符券，上面写着：“口书佐忠时，年二十六，长七尺三寸，黑色，牛一，车乘，第三百九十八，出。”
到明朝，身份查验更严，往往使用“符牌”、“勘合”一类凭证，兵部则使用“火票”。据《洪武实录》，明朝规定：“公差官员，例该应付廪给、夫马车船者，照旧填用大勘合，仍给长单，自起程至公干地方，各经过官司、填注供应数目于各项之下……”
如果出差时有谋私行为或是享受超规格，则“后果很严重”。据《唐会要》，唐朝“如有家口相随，及自须于村店安置，不得令馆驿将什物饭食草料就彼等供给。”即使是官员，如是私事而又无券，“不得使用驿马，不得进驿停留”。违反规定、占公家便宜的话要被严惩。《唐律疏议·杂律》规定：“不应入驿而入者，笞四十;辄受供给者，杖一百;计赃重者，准盗论。虽应入驿，不合受供给而受者，罪亦如之。”
明朝管得更严，“私借驿马”、“乘官畜产车船附私物”、“私役民夫抬轿”、“乘驿马赍私物”都是不允许的，哪怕是所住房间超标也将受到责罚，《大明律·兵律五·邮驿》规定：“凡公差人员，出外干办公事，占宿驿舍正厅上房者，笞五十。”
与明朝一样，清朝也力控出差腐败，《大清律例》明文规定，禁止官员出差时“多乘驿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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