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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十讲》自序
我选取了近年一些小文，汇编成这本《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十讲》。《十讲》这种体裁，使我联想到少年时读过的李石岑《中国哲学十讲》，好久未见用同样字面的书了。我所致力的领域，常给人以杂多的印象，其实说起来也很单纯，就是中国历史上文明早期的一段，大体与《史记》的上下限差不多。问题是对这一段的研究不太好定位，有的算历史学，有的算考古学，还有文献学、古文字学、科技史、艺术史、思想史等等，充分表明这个领域学科交叉的综合性质。这一领域，我想最好称为“中国古代文明研究”。
1998年，我给《殷商历法研究》一书作序，曾乘机提出：“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应当作为一个特殊的学科来看待。对世界上其他古代文明的研究，都有着专门的学科名称。比如研究古代埃及的学科是埃及学，研究古代两河流域的是亚述学，研究古代希腊、罗马的是古典研究，等等。研究中国古代文明，没有一个单独的学科名称，这大概是由于中国文明一直绵延下来，中间没有断绝，而国际上所谓‘汉学’这个词，同埃及学、亚述学等就无法同日而语了。其实，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以至夏商周三代这一大段，既不同于史前时代的纯依据考古，又有别于秦汉以下的文献完备，必须同时依靠文献和考古两者的研究，这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情形是一样的。我相信，中国古代研究将来一定会被承认是一个重要的专门学科。”在其他地方，我也说过类似的话。
这里应当引述去年初逝世的张光直先生的有关见解。1994年，在台北举办了一次题为“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整合研究”的研讨会，张光直先生提供的论文是《对中国先秦史新结构的一个建议》。他指出：“我们在二十世纪的后期和二十一世纪的前期，有一个绝无仅有的机会来创造一个新的学科。”这个学科，他称之为新的“先秦史”。他说：“中国的先秦史，作为一门有系统的学科，需要从头一砖一瓦地盖造起来。有文字以前的传说古史，自《古史辨》的时代就已经知道是大不可靠的了。自从二十世纪初期以来，考古学的发现愈积愈多，愈多便出现好些以前从来没有看过、听过、想过的新文化、新民族和新问题。用考古学建立的历史因此更得随时改变。考古学还发掘出新的文字材料，加强了古文字学这一门学问。研究夏商周三代历史，又可以使用古文字学。近百年来使用古文字学的结果，是知道了传统的三代古史有许多处被古文字学证实了，但还有更多处被古文字全部改观了。”
张光直先生将新的学科仍称作“先秦史”，如他自己说的，是受他的老师李济先生《中国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问题》、《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等的影响。李济先生“古史重建”的主要趋向，是在考古学基础上重构古史，因此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关系并非平行的。张光直先生的看法有所不同，他强调了从龙山文化时代到夏商周三代，“文字的资料逐渐加入历史资料里去”，甚至说“传世的文献是三代历史的基本材料，其中可能也包括时代早到龙山时代的传说”，足见以文献为主的历史学当与考古学并重，但他还是接续李济先生，把设想中的新学科叫做“史”——“先秦史”。
有学者注意到这里可能存在的矛盾。曹兵武博士说：“中国考古学与中国历史学的关系问题，历来是难于争论清楚的，……而张光直先生一直在尝试着另一种整合。他认为在这个领域中，考古学与历史学不是谁证实谁、谁服务谁的关系，而且根本上就是一回事。在古环境、古人类学、田野考古学、古文字学等自然与社会科学都已经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收获的今天，非常需要我们用新眼光、新理论、新手段，从全局的观点，从人类生活与文化演进的角度去处理新材料，从而构建一个新的史学结构。……我们不妨沿着张光直先生的思路走得更远些，径称之为‘中国文明史’——一个以中国文明的发生和形成为对象的新学科。”这样的想法，我是非常赞成的，只是感到叫“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或许更贴切些。
编进这本《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十讲》的，有的是论文，有的是讲演，时间、篇幅和体例都不尽一致，还难免若干重复的地方。有些内容，我做了必要的补充修改。尽管费了不少力气，然而最后通读，仍觉殊不满意，只好恳求读者鉴谅和指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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