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文学批评专著《典论·论文》
在现实的学习、工作中，大家都经常接触到论文吧，论文一般由题名、作者、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和附录等部分组成。还是对论文一筹莫展吗？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第一部文学批评专著《典论·论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典论·论文》
曹丕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自以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
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瑒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闇于自见，谓己为贤。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融等已逝，唯干著论，成一家言。
参考译文
文人互相轻视，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傅毅和班固两人文才相当，不分高下，然而班固轻视傅毅，他在写给弟弟班超的信中说："傅武仲因为能写文章当了兰台令史的官职，（但是却）下笔千言，不知所止。大凡人总是善于看到自己的优点，然而文章不是只有一种体裁，很少有人各种体裁都擅长的，因此各人总是以自己所擅长的轻视别人所不擅长的，乡里俗话说："家中有一把破扫帚，也会看它价值千金。"这是看不清自己的毛病啊。
当今的文人，（也不过）只有鲁人孔融孔文举、广陵人陈琳陈孔璋、山阳人王粲王仲宣、北海人徐干徐伟长、陈留人阮瑀阮文瑜、汝南人应旸应德琏、东平人刘桢刘公干等七人。这"七子"，于学问（可以说）是（兼收并蓄）没有什么遗漏的，于文辞是（自铸伟辞）没有借用别人的，（在文坛上）都各自像骐骥千里奔驰，并驾齐驱，要叫他们互相钦服，也实在是困难了。我审察自己（之才，以为有能力）以衡量别人，所以能够免于（文人相轻）这种拖累，而写作这篇论文。
王粲擅长于辞赋，徐干（文章）不时有齐人的（舒缓）习气，然而也是与王粲相匹敌的。如王粲的《初征赋》、《登楼赋》、《槐赋》、《征思赋》，徐干的《玄猿赋》、《漏卮赋》、《圆扇赋》、《橘赋》，虽是张衡、蔡邕也是超不过的。然而其他的文章，却不能与此相称。陈琳和阮瑀的章、表、书、记（几种体裁的文章）是当今特出的。应旸（文章）平和但（气势）不够雄壮，刘桢（文章气势）雄壮但（文理）不够细密。孔融风韵气度高雅超俗，有过人之处，然而不善立论，词采胜过说理，甚至于夹杂着玩笑戏弄之辞。至于说他所擅长的（体裁），是（可以归入）扬雄、班固一流的。一般人看重古人，轻视今人，崇尚名声，不重实际，又有看不清自己的弊病，总以为自己贤能。
大凡文章（用文辞表达内容）的本质是共同的，而具体（体裁和形式）的末节又是不同的，所以奏章、驳议适宜文雅，书信、论说适宜说理，铭文、诔文崇尚事实，诗歌、赋体应该华美。这四种科目文体不同，所以能文之士（常常）有所偏好；只有全才之人才能擅长各种体裁的文章。
文章是以"气"为主导的，气又有清气和浊气两种，不是可以出力气就能获得的。用音乐来作比喻，音乐的曲调节奏有同一的衡量标准，但是运气行声不会一样整齐，平时的技巧也有优劣之差，虽是父亲和兄长，也不能传授给儿子和弟弟。
文章是关系到治理国家的伟大功业，是可以流传后世而不朽的盛大事业。人的年龄寿夭有时间的限制，荣誉欢乐也只能终于一身，二者都终止于一定的期限，不能像文章那样永久流传，没有穷期。因此，古代的作者，投身于写作，把自己的思想意见表现在文章书籍中，就不必借史家的言辞，也不必托高官的权势，而声名自然能流传后世。
所以周文王被囚禁，而推演出了《周易》，周公旦显达而制作了《礼》，（文王）不因困厄而不做事业，（周公）不因显达而更改志向。所以古人看轻一尺的碧玉而看重一寸的光阴，这是惧怕时间已经流逝过去罢了。多数人都不愿努力，贫穷的则害怕饥寒之迫，富贵的则沉湎于安逸之乐，于是只知经营眼前的事务，而放弃能流传千载的功业，太阳和月亮在天上流转移动，而人的身体状貌在地下日日衰老，忽然间就与万物一样变迁老死，这是有志之士痛心疾首的事啊！
孔融等人已经去世了，只有徐干著有《中论》，成为一家之言。
《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文学专论，作者曹丕即魏文帝。《典论》是他在建安后期为魏太子时所撰的一部政治、社会、道德、文化论集。全书由多篇专文组成。《论文》是其中的一篇《典论·论文》是魏文帝曹丕所写的二十篇文章之一，按照"子"书的形式写成，是曹丕关于国家大事一系列的问题的论文总集。但是很可惜，这二十篇文章到现在大多已经失散，只剩下残章断简。而幸运的是，《论文》由于被南朝的萧统选入了《昭明文选》而得以完整保留下来。
相关评价
曹丕的《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专题论文，在它之前出现的文学批评著述，或从一种体裁着眼，如《毛诗序》：或就某一部作品立论，如王逸的《楚辞章句序》，都不是从文学基本理论的角度来揭示带有普遍意义的规律，范畴和命题的`。然而曹丕的《典论论文》全文虽然仅有六百余字，但所论及的内容就已涉及到了文学批评的态度，文体风格特征的区别，作家的才性与作品风格的关系以及文章的社会地位和作用等方面的重要的理论问题。《典论论文》所论及的问题虽有略引端绪，未及详伸言辩的不足，但它所提出的问题对后世的文学批评产生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成为建安时代文学自觉的一个重要标志，也开启了中国文学理论批评自觉的端倪。由于《典论论文》在中国文论史上占有的地位十分重要，因而它也就为历来的文学史及文学批评史方面的研究者所瞩目。从各个角度对该篇阐发文意或发掘其理论内含的专题研究可谓代不乏作。
《典论》一书二十篇，有人认为“是曹丕做太子时写成的一部具有政策性的理论著作，意即曹魏一代制定国策所必须遵循的法典。”这种看法值得辩析之处在于曹丕于建安二十二年（217）立为太子，《典论》成书当在本年，但全书并非一时书写，据此推算，说《典论》是曹丕为太子时所写，恐不准确。那么，曹丕在身为太子之前仅以一王子的身份，上有汉天子，下有乃父曹操在国位，他能否制定国策法典，这是得怀疑的。另外，《典论》一书既有政治性的论文，也有记叙性的散文，像《论文》这样的篇章乃是探讨艺术理论问题的作品，显然不能上升到国策法典的地位去对待。所以，按今人的眼光来衡量，把《典论》一书看作一部综合性的理论著作是较为合适的。《典论》一书名称的取定，恐怕就能反映出该书的性质及作者的写作目的。“典者，常也，法也。”曹丕既称该书为《典论》，也即有取其不刊之论的意思。
曹丕把《典论》一书颁示于人其子魏明帝曹睿又又在他死后将该书刻石立于庙门及太学，将其与“石经”并列，表明在曹丕父子的心目中把《典论》一书视为“不朽之格言”的经典著作，其地位堪与儒家经书相比并。同时也表明曹丕作此书的目的，显然是出于“立言不朽”的人生追求，欲以“成一家之言”的著作承载文名，永垂后世。这不仅从曹睿又刻石以传乃父声名的具体措施上得到了印证，而且曹丕本人对此也曾有过明确的表白。
《典论》是一部“成一家之言”的理论著作，其性质为“不朽之格言”，其地位被当时的统治者视为堪与儒家经书相比并的经典性立言之作，而作者曹丕撰述此书的目的也正在于欲藉此传播自己的文名于后世，实现人生不朽的意愿。然而《论文》作为《典论》一书总结文坛创作经验，探讨文学内部规律诸方面问题的批评专论，其本身又有专门的论说题旨。
作者写《论文》意图是什么，然而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既往的研究者们依照各自的理解见仁见智，以致形成了多种说法。有人认为《典论论文》是为了解决“文人相轻”的弊端而作的；有人认为《论文》一篇重在评论建安七子的创作特点，指陈其优劣所在；还有人认为该篇的论文宗旨在于探索并企图解决关于文学批评，文学发展中的一些共同问题；也有人着眼于《典论论文》作家及作品风格的评论，认为该篇是企图总结当时创作长短内在原因的一篇最有系统的文学批评专论。类似的看法还有许多。总之，可以把它们分成三种类型的意见：第一类是认为本文的论说中心是有感于文人相轻的弊病而发，因而解决文人相轻的痼疾，是作者写作本文的真实意图，也是本文的中心议题。第二类意见着眼文中评论建安文人文章得失的内容，以作家评论为本文的写作宗旨；第三类意见认为文章是泛论各种文学理论问题的，因而把它视为综合论文的理论文章，这三类意见各有道理，因为它们都是着眼本文各段文字的文意，从不同角度分析该得出的有据之论。
进而可以探得曹丕怀有怎样的动机，以怎样的态度，选取怎样的视角来对时人的创作加以总结并从中阐述一些对文学的规律性的认识的。对此，应该结合建安时代的社会背景及文坛创作的情况来加以研究。建安时期是“文学自觉”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继先秦诸子散文，汉代辞赋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之后，又迎来了五言诗的高度繁荣。建安文学获得繁荣的原因是多重的，然而文学史研究者们每当论及这个问题时，都会指出君主的提倡和率先垂范，是促使建安文坛活跃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力这样一个历史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