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观后感
看电影这么多年了，今天这样的感觉还是第一次——就是影片如此之好，心里却盼望着它赶紧放完，越快越好！因为很多时候都没法再看下去了。这就是《南京》给我的感觉，我真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再有。
其实抛开感情因素，客观地从电影本身来讲，《南京》并非是一部完美的纪录片。我并不完全喜欢片中由专业演员来扮演历史人物进行口述的模式——虽然他们的台词都取自当时那些人物的日记、信件等原始文献——这种模式或许生动，但演员们抑制不住的表演技巧使得讲述有时变得夸张起来，使戏剧性干扰了历史的真实性。不过，这个问题可以忽略；影片中那些黑白镜头的力量实在过于强大，没有人能够在它们面前无动于衷。也许有人会“怀疑”，说那不是历史，没错，那些影像，还有老照片确实不是历史，而是历史的一小部分。这已经足够了，其余的，恐怕你已无勇气再去想象。
资料始终是一个纪录片的核心。《南京》的震撼之一就是带来了许多以前很少为人所见的资料，或者说“证据”，比如和平人士约翰·马吉在南京国际安全区医院里拍摄的伤者，我毫不羞愧地承认，出于对自己心理底线的自知之明，我没敢多看。除了震撼，这些珍贵资料的作用还在于完善了历史的细节，使得谎言将无从立足。在一段应该是日军拍下的纪录片里，一个中国小男孩儿对着镜头，笑得无比开心——那时正是“皇军”所宣扬的南京的“和平时期”——可就在镜头正要从他面部移开时，小男孩儿的表情瞬间变了！换为遮掩不住的.惊疑和恐惧。无需语言，一刹那，所有的美丽假象都崩溃了，侵略者完成了一次绝妙的自我讽刺。这是历史自己的智慧，谁也想不到的。
我很赞同导演Bill Guttentag的话：这不是一部要宣扬某种情绪的电影，这是一部反战电影。在力求传达真相的同时，《南京》也在给人以最后的希望。它让我们知道，即使在最最黑暗的年代里，良知与正义也决不会失去自己的使者，就像在死亡线上建立起安全区、拯救了近20万中国同胞的国际人士们：拉贝博士、明妮·华群小姐、乔治·菲奇、约翰·马吉，等等。在看电影的时候，我尽量忍住眼泪，以维护所谓男儿可笑的尊严。但看到这样一个情节时，我觉得我足够有理由抛弃这“尊严”了——日军来到金陵女子学院，要求从聚在这里的女难民中挑出一些人，去充实“慰安所”。华群小姐表示她一个人也不会交出去！日军告诉她，如果给他们一些人，他们可以考虑不再来骚扰这里了。“这时，一些姑娘主动站了出来，很显然，她们是妓女。”我不知道当时有没有人记下这群伟大的女性！她们是在用自己的牺牲来挽救其它无辜的姐妹。尽管侵略者的话未必可信（事实也如此），但是她们在那一刻的美丽光辉即使是在一句没有影像的旁白中也展现得淋漓尽致！从某种角度而言，这些伟大女性代表的就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命运：无论如何地被蹂躏，从来不会放弃我们固有的美德，并以最坚强的忍耐力战斗到胜利的最终来临。影片最后提到，拉贝博士，这位“中国人的辛德勒”在回到纳粹德国后饱受迫害，以至于战后穷困潦倒。驻德国的中国外交官带着一笔钱找到了他，帮助他走完人生的最后岁月。这笔钱，就是当年拉贝先生援救过的中国难民集资捐献的。善良，就是中国人最有力的武器——可能有些人对此会感到难以置信。
顺便说一下，《南京》并未使我产生某种令我们某个邻居所“担忧”的“极端情绪”，我可以说，我不恨他们。我只是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人能够迷茫到这样一种地步：心安理得地活在自我欺骗之中？当然，这种奇怪，并不只针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有的时候，也适用于我们自己的反省。历史对所有人的监督，是一视同仁的。
《南京》其实可以视为一部“励志片”，至少它就令我有那么一会儿，对现实和未来不怎么绝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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