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领巾在我心中

发布时间:2017-04-03  编辑:admin 手机版
   在我的生活中,有许多许多的故事:乡村之情、家园之美……每一件事都让我沉醉,但大多会因时间的推移而渐渐从我脑海中淡化,但让我记忆犹新的是那件红领巾之事。
   那时我二年级,老师让我们利用双休日到县电影院看影片《妈妈,你在哪》。对于那部电影,我慕名已久,可总没有时间去,这次岂不美?真是老天赐我良机!在我的三寸肉舌之下,爸妈发了“慈悲”,赏了我票钱。我可高兴了,便蹦蹦跳跳地去了电影院。
   到了电影院,不由得让人吃了一惊:排队买票的人群如同一条巨龙,怎么也望不到头!我好不发愁,何时才轮到我?——心情低落得如从天上掉到地下。
   正在我发愁无奈之时,眼前忽然一亮。人群中出现了一条缝,我身材矮小,挤过去绝对不成问题,别提有多高兴了。就在我打算发挥“优势”钻过去之时,一阵风刮起,吹起我胸前的红领巾。我猛然反应过来:我佩带红领巾,是少先队员,我不能挤过去!这个念头让我放弃了“好位子”!
   回到家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妈妈表扬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一下好像长大了许多,因为红领巾不只是飘在我胸前,它还永远飘在我心中,让我以一个少先队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健康成长。
红领巾在我心中作文
   还没有上小学时,每当看到大哥哥大姐姐胸前的红领巾时,我心里充满了羡慕之情,我总是想:“什么时候,我也能戴上红领巾呢?”
   上一年级了,终于有一天,学校批准我们一年级的同学加入少先队了,我也可以拥有一条梦寐以求的红领巾了。学校为我们举行了隆重的入队仪式,当一位大哥熟练地为我戴上红领巾时,我是多么激动啊,差点忘了向大哥哥敬队礼。
   现在,我已经是一名三年级的小学生了,鲜艳的红领巾在我的胸前飘扬了整整三年。这三年里,我时刻谨记:我是一名少先队员,我的一言一行要对得起胸前的红领巾。在家里,我会经常为父母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为他们递上一杯清茶,送上一双拖鞋;在学校里,当同学有了困难,我总是尽力帮助他;在路上,我看到有小朋友摔倒了,总是上前把他扶起,轻轻拍去他身上的尘土,告诉他小心点。在那次为贫困地区的同学捐书的活动中,我一下子捐了十本书,我想让农村的孩子和我们城里的孩子一样,可以在书的海洋里畅游。
   红领巾就是我的良师益友。当我取得好成绩时,红领巾会对我点头微笑,给我赞赏;当我遇到困难时,红领巾会鼓励我,给我战胜困难的信心。
红领巾在我心中作文
   小时候,由于我家里成份不好,入队难。出身好的同学小学一年级就入了队,戴上了红领巾,心里真是羡慕不已。
   乡下每年六一节以后要放麦假,学生升级。因此,每年六一都要发展一批新队员。新队员要在六一节活动会议主席台上集体宣誓。由校长讲解红领巾的光荣传统,红领巾的象征。由老队员为新队员佩戴红领巾,很让人感受鼓舞。每次发展新队员,在班里的推荐,我都榜上有名。可是红领巾总是与我无缘。有时我也怨恨自己的出身,暗中哭鼻子,可是这是我能自己决定了的吗?
   我读小学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政治运动此起彼伏。学校里也上行下效,时常举行活动,召开大会。开会时,以班级为单位排列,戴红领巾的队员排在前面,没有红领巾的学生在队后。主席台前常是一片火红的海洋,至于远离主席台的角落就不被注意了。因此,开会也常是比赛红海洋的大小,有无黑角落的活动。班里一片红,老师,同学脸上有光,感到自豪,被人仰视。所以,我等“落后分子”常惹红领巾们抱怨。
   不管我学习怎样好,老师同学评价怎样高,就是入不了队。走在路上,遇到老师,一声“老师好”后,红领巾们行起了标准的队礼,而我只能鞠个躬而已,很有些另类。因此,梦里都想也能向尊敬的老师行个队礼。
   在班里,由于我“文武双全”,每年的六一节活动非我莫属,节目总少不了我,这也是我为班级争取名誉的时候。记得我上三年级的六一节,女文娱老师为我班编了一个《小蜡笔》的节目,由我与村大队书记的女儿,我班班长一起表演。经过多次排练,反映不错。于是,校长决定把这个节目作为学校代表,去全镇庆六一大会比赛。为保险起见,校长请大队书记提意见。书记说:“节目很好,就是把那个没有红领巾的孩子换了吧。”校长反复说:“这个孩子是个好学生,表演好,换人来不及。”最后,还是文娱老师想了个法子,把我班生病请假在家同学的红领巾借给我用一天。
   比赛那天,我发挥得非常好,受到全镇老师同学的好评。节目理所当然被评了第一名,但是,后来只有女班长被奖了一支笔和一本本子,没有我的份。第二天,生病的同学来到学校,非要问我要回他的红领巾不可,我紧紧抱着红领巾,就是不给,同学只好告到了校长那里。虽然我恋恋不舍,但借人的东西是应该归还的,后来我还是哭着还了红领巾。以后,梦里我常梦见我戴上了红领巾,高兴地向老师同学行队礼,在台上表演节目。醒来却只有哭鼻子。
   到了小学五年级,全班就只有我一人没入队了。班主任为了不伤我的自尊心,也为了全班的荣誉,每次学校里集会活动,总找一个借口,让我请假回家。1979年夏,我即将小学毕业,升初中。初中要到离家很远的镇上住宿读书。六一节全校开会,欢送毕业生,我忽然听到新发展的队员中有我的名字,只是这一年新队员不再上台集体宣誓,也不再发红领巾了。在小学最后的时刻,我终于入队了。现在我可以对老师同学行队礼了,我简直欣喜若狂了。我兴冲冲跑回家,向家人报告这个好消息。家人都为我高兴坏了,记得当时母亲还为我专门煮了一个鸡蛋庆贺。
   我升了初中后不久,就因年龄大而退队了,也才知道了我入队的经过。我最后一任班主任是下乡知青,很有学问,非常欣赏我的才华,加之他的家庭成份也有些问题,可能是同病相怜,他与校长拍了桌子,极力推荐我入队。他甚至跟校长发誓说,他教的这班学生将来如果能出一个大学生,那便是我。果不其然,改革开放后,国家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对成份问题逐渐弱化。1985年我参加了高考,成为所在学校高中部应届毕业班第一个大学生,成了国家干部。而当年曾极力推荐我入队的班主任老师却因病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没能看到他的预言的实现。
   我后来的工作生活比较顺利,我为自己曾是一名少先队员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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