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早叫的鸡”

　　 窗前漫想，自然只怪鸡们咎由自取。但即使超然地隔着历史长河，我们中的有些人恐怕也曾将大响的闹钟怒掷于地，隐约中，便流露出对“预先”的反感。
　　 也许真该让时间变得混沌，教训一下宋人。不过激愤之余，却也知道与事无补，总有些人要厌恶“早叫”。“一唱雄鸡天下白”成了大逆不道，预言者要承担惊醒世人的杖责，由此而生了泪罗江的殉难者、庐山会议的“反党集团”，莫非所有事理皆要通过用“早叫之鸡”来祭祀方能“下不为例”?那鸡岂不冤哉?
　　 笑过了宋人与楚王，我却在对“早叫之鸡”变得麻木甚至凶暴的现代都市中哑然了，“魏征式的谏官”往往被当代某些顽固的铁腕们两指一夹，弄得进退两难。
　　 君不见，某些“世内桃源”中，给领导的警世之言被视为无稽之谈，敢于直言的人竟成了众矢之的。面对领导一顿明中的“劈头盖脸”和暗中的一双“小鞋”，预言者如何再“早叫”?
　　 既然无早叫声了，领导们便可自如应付文章的“讨伐”。他们半顽固的头脑中怎能容下对自己大刀阔斧的改造?他们是很难明白自己正在“暴珍天物”。直言之人摘不掉“背离现实”的帽子，就更不愿作“领头的替罪羊”了。这一循环，“纸”反倒包住“火”了。
　　 “早叫”之人遇上太宗式的领导便是万幸，而撞上“专制”者，绝对“兜着走”。说到底，某些领导应改改怕听忠言，对直言之人或笑里藏刀或打击报复的为官之道。没有敢为人先的意见，领导们也只能在“一片大好”中像宋人一般糊涂，那岂不“过在当职，遗恨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