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1：故乡的春节】
原本估计今年不会下雪了，谁知昨夜寒风乍起，天地骤寒，天空竟然悠悠飘起漫漫雪花。夜半醒来推窗一看，外面早已是白茫茫一片，倏间想起春节快到了。春节是少不得雪的，那样会没有了意境，失去了趣味。春节到来时，村庄街道间鞭炮齐鸣，家家贴春联，人人穿新衣，相互祝福。正如那首诗“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只要粗通中国文化的人，见到相关情景都会立即释放出潜藏于内心的情感思绪，把眼前的一切卷入诗境。那些意向情感大都是孩童时代留下的，代表着故土，代表着眷念。
我倒是想起许多古代文人，平时我们不仅尊重他们的品行而且喜欢他们的诗句。像陆游的“北风吹雪四更初，嘉瑞天教及岁除。半盏屠苏犹未举，灯前小草写桃符”桃符即是春联。春联的历史源远流长，据说是五代后蜀主孟昶，新春之时，他在寝室门板上题词：“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这要算中国最早的对联，也是第一副春联。此后春联作为一种习俗，已成为汉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华人乃至全球使用汉语的地区以及与汉语汉字有文化渊源的民族中传承流播。每当春节来临，人们都会在自家门楣前贴上一副崭新的春联，洋溢着新春的祝福，新春的期盼。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祝愿，显示着中国古老风俗文化的宏大与宽广。
其实说到春节的古老风俗文化，我认为让人最为难忘的还是在农村而不是在城里，城里当然也很热闹，街道间披红挂彩，马路上行人熙熙，却也呈现一派繁华新春的气息。而农村似乎没有那么喧嚣闹腾，乡村里更没有摩肩接踵的人群。然而，在一片白银银的雪景中低矮的房舍与广袤的旷野溶成一气，让人的思绪回归于自然，回归于古朴，古老的传统习俗在这样的景象中总能激发人们对历史对岁月对古老的民族文化产生无尽的畅想与敬意。
农村春节是一种田园式的喜庆，溢生着许多土地气息和民族文化。大年初一的清晨，我祖母总会在到小河边或庭院后点燃一小堆稻穰麦糠，这叫做点狼烟。童年的我也会约上几个小伙伴跑到村头，看看村庄间飘起的一缕缕浓烟，自已也会学着点，觉得甚是有趣。那可不是家家户户做饭的炊烟，而是一种祭祀，一种象征。狼烟是我国古代军事防御系统中的一项重大发明，用以传报警情，是军中之耳目，备受军事家的重视。我故乡的这种狼烟相传却是始于元代，据说那些长期被压迫的民众约定春节起事，以燃狼烟为号。不过年代久远现在也找不到相关佐证了，我不知道这狼烟当时是否起到了一个预应作用，是否激励过古老民族的豪壮奇崛，掀起过巨大的历史波澜。但农村的春节却把点狼烟这个愿望延伸并流传了千百年。
或许还有别的说法，也可能是源于火的崇拜，古老的传说钻木取火以遥远荒蛮的影像将人们的思想意识拉入一个可以栖息精神的天地。国外传说的普罗米修斯带来的火种也是人们构建遐想人力与自然斗争达到的宇宙间平衡。几乎各个民族的民间传说都是将美好的愿望或理想寄托于一种宏伟祥和的气氛，显然这二种方式滋生的氛围虽有所不同但性质相仿，都是人们于自然斗争的意识汇聚。钻木取火惘然于时间，惘然于空间，而燃狼烟则体现着人们的思想抗争与冲撞，明显带着整体意识高亢的气息。诚然，这二把火都非同小可，它点燃照亮了古老民族前进的步履。
其实火还有另一种意思，故乡在春节第一天，每家都会在堂屋点燃一个火盆，全家人围坐于火盆边畅谈守岁，享受着人世间最为温暖的情感。屋外朔风呼啸，大雪纷纷，这火盆的火与隔着千山万水的烽火毫无关系，与远年的厮杀，血腥，更没有一丝关连。明亮温暖的火盆却与古老民族的祈求遥相呼应，它是一种带有企盼美好生活的象征，一种代表团圆温暖的祈求。火盆边，老一辈陪伴着儿孙们等待着除夕钟声的最后一响，那时不论家庭穷富大人们总是会给孩子们一点压岁钱，那不是代表什么财富地位，而是祝贺孩子们长大了一岁，同时也祝愿全家生活富足温暖和顺。
孩子们高兴了，长辈们还要带着他们祭奠祖先、除旧布新，祷告一下先人，祝愿上安下宁，祈求诸方神灵的庇佑。人们辛苦劳作了一年，到了春节过年也想乐一乐，享受一下。祖母和母亲新年总会早早地做好饭菜，等待着我父亲回家。桌上的饭菜很丰盛，孩子们眼馋，我和弟弟总是时不时偷偷地嘬一块放到嘴里，偶尔被祖母看见就会立即唠叨上半天“小孩子不懂礼数，大人们还未回来”。着实这就是农村人的规矩，只要是家里有年龄大一点的老人，他们总是遵循儒家教育方式，三纲五常挂于嘴边。
事情当然也有例外，我有一个堂姑姑，那年春节与她四个儿子因抚养权问题发生纠纷，堂姑父死的早，四个儿子的家庭都很困难，过年了都不愿意抚养老人，堂姑姑一个农村妇女只能长吁短叹，也没地方去，顶着纷纷雪花来到我家。再小的乡村，再穷的家庭，也不能拒绝亲人的忧伤。祖母静静地看着，细细地听着，长长地叹息，默默地流泪。祖母无钱无力很难给予什么帮助，她只是连忙拿出自家刚刚蒸好的馒头。我那时虽小但从堂姑的眼神中仍然能看出她还是挂念着自家的儿女，她更想与自家人在一起过春节。后来，祖母与父亲带上一些年货，馒头，糊炸鱼，猪肉等，迎着漫漫的白雪送堂姑姑回家过年。
那时，我家的经济条件还算不错，当时我家有九亩地，父亲是大队支书，母亲又是村里的裁缝。村里仅凭种田养家的村民想从红薯，玉米的收成中挤出平时的日用开销着实不易，尽管卢集的水稻田很多，也可算得上是泗阳县的粮仓，但能吃上一顿大米饭还是孩子们奢侈梦想。于是，孩子们都渴盼着过年，过年了，总会吃上大米饭还有压岁钱。
我童年的家乡比较贫困，从现在卢集老街的荒废遗址中就可以找现证明，像抗日战争影片中的废墟，也像沙漠中残存的古城垣墙。那里似乎找不到一条像样的路道，道路崎岖，荒草迷离。童年的我每天总会沿着老街中间的蜿蜒小道走向学堂，沿途仰目四顾，简陋的房舍，苍老的大树，就连天空的云彩也是重重的，呆呆的，没有一丝生气。于是在我的心中一直装着故乡的那棵树，那弯河流，那座古桥，还有二胡的声响。现在，无论我身在何地，一旦到了春节总想回老家看一看，祭拜一下先人，见一见老友。
记得老街围河的东北角是西场队汪大意家，他是卢集公社宣传队的，他家的院墙紧邻围河上的古桥，那座古桥有200多年历史，由青褐色条砖悬拱砌成，虽已老态龙钟却也苍劲浑厚。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这个汪大意会拉二胡，而且手段不错，每天夜晚都会从他家庭院中飘出如泣如诉的二胡声响。逢新年春节全村人都出门庆祝娱乐的时候，他会立即搬来凳子端坐于自家门口咿咿呀呀拉起二胡。那二胡的声音委婉苍凉与村前屋后的狼烟一起飘飘荡荡，孩子们看在眼里，想起了街头古桥下的围河烟波浩渺，也想起“春江花月夜”，想起“十面埋伏”。大人们不会想得太多，但他们知道瞎子阿炳，那是旧社会劳苦大众的象征。春节了，农村人自然想到的总是贫穷清苦。
汪大意拉二胡时，凳子一头放着他家里做的大米饭，那算不上是米饭，因为是由高粱渣玉米碎屑拌合着小米做的。我倒是吃过，既干涩又刺嗓子难以下咽，汪大意却吃的津津有味，可以看出来他很高兴，我清楚地记得他吃完米饭后总是微笑着拉起那首“扬鞭催马运粮忙”。这些遥远的图像长久地留在我的记忆中挥之不去，黑森森的原野，白茫茫的雪景，哀戚的二胡。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春节那些土生土长的风俗已逐渐让人们淡忘。点狼烟，烤火盆这些仪式其寓意也早已脱离最初的文化解读意义，新一代的孩子们过春节的印象已变成了看春节联欢晚会。过去的古老仪式虽是遥远的记忆，却让我们这辈人有点割舍不得，然而下一辈呢?更远一些呢?到时候，这些久违的记忆都将变成民族文化史的一种迷蒙往事。失落它们真是一种遗憾，一种愧疚。
我有十几年没有回故乡过春节了，严格意义上说是没有和父母在一起过春节，故乡在我的心中已是那样的遥远。那年，我儿子要到县城读高一，为了伴读，我放弃了多年经营的生意市场离开了故乡。那天清晨，夜色还未褪尽，朝雾依稀朦胧，我没有惊动邻里长辈，匆匆告别了年迈的父母，骑上三轮车，拖着几件简单的家什。老婆回头看了一眼已经卖与他人的房屋，长长地叹了口气跟着我潦草地告别了故乡。就这样的匆匆告别却一直让我经久难忘，老婆偶然想起时还总会偷偷落泪。
我好像比之漂泊游荡的乞丐还要恓惶，因为故乡已没有我的房子，好友同学大都不在，他们也像我一样为了许多难以推卸的理由不得不流浪在外打拼。现在故乡的年轻人基本上我都不认识，至今我也就寥寥回老家几次，每次只能一味地在老宅周围徘徊，再不就是到西场队的澡堂门墓地去祭拜一下我的祖父祖母，虽然有些伤感但倒还可以回忆一下童年的印象，幼时的感受。
春节处处散发着喜气，透溢着温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自已记忆影像的春节，我们七十年代的人对这种影像多来自古老的仪式和浓郁的乡土气息。那种影像可能是白银银的雪景，也可能是噼噼啪啪的鞭炮，而我的记忆总是那么凄凉，只深深记得老街北边苍老的古桥，乡村间升起的缕缕狼烟，以及委婉苍凉的二胡。尤其现在已到中年，各种宏大的目标已逐渐隐退，而怀旧思想的意识却与日俱增，那些远年的记忆慢慢成为闲暇时刻的精神依附所在。特别是我现在这样连故乡也失落的人，则更加觉得彷徨，常常为现在过春节时失去童年记忆的乡土气息而感到遗憾与无聊。为此，我常常漫步在驻地小区后的运河大堤上，远远地注视河对岸一排排村庄，看着那里升起的一缕缕炊烟，耳边似乎响起委婉悲凉的二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