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滥用名词的问题，除梁宗岱先生所举理由外，我们似乎还应当用比较近情的看法，弄明白为什么多数人滥用名词。
第一，得承认这是一个普通常有的现象，原因是多数外来名词初入中国，文字体制又新经变革，一个名词在“专家眼下”和“习惯使用”不能一致，也似乎容许它不完全一致，譬如说，对“象征主义”，梁宗岱先生说明时可以写一篇洋洋万言的大文，至于这个名词的含义，在一般人印象上，当然就简单得多，并且会不相同，使用时也不相同的(正如“科学”二字，爱因斯坦和梁宗岱先生两人使用时不相同一样)。
梁先生循名求实精神，我们表示尊敬。但如果梁先生肯注意一下这点平常事实时，也许就不会从一二名词牵涉到中国“文坛”、“学术界”上去，批评态度也许稍稍好些了。因为文坛学术界的进步与否，未必是一两个名词的关系，尤其不是一两篇文章上误用了一两个名词可决定的。就一二名词指摘全文，已近于笼统武断，若因此而说及全个学术界，似乎不大说得去。
第二，是我们还需承认一点事实，通常读一篇文章时，我们读者照例对一个名词的是非不甚关心，特别留下印象的倒是作品中一段或全篇所说的道理合不合，文章完美不完美，思想健全不健全，态度诚恳不诚恳。易言之，是概括的，非章句的。例如梁先生的公开信上说：在我未执笔写那篇文章之前，我在各出版物上注意到我们底散文界渐渐陷于一种极恶劣的倾向：繁琐和浮华。作者显然是极力要作好文章;可惜才不逮意，手不应心，于是急切中连“简明”、“清晰”、“条理”等一切散文底基本条件都置诸脑后了，只顾拼命堆砌和拉长，以求观瞻上的壮伟。明明是三言两语便可以阐说得清的，作者却偏要发为洋洋洒洒的千言或万言。结果自然是：不消化的抽象名词，不着边际的形容词，不恰当的譬喻等连篇累牍又翻来覆去地使用。单就形容词说吧，在一篇文章里你可以发见“深远的幽邃”，“特出的超卓”，或什么“精细的微妙”等等。于是读者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一大堆抽象名词、形容词和譬喻等游泳到另一大堆同样东西之后，只觉得汪洋万顷，淼淼乎莫知其底止。这实在是中国文坛一大危机。
(见《给李健吾信》)
大意上说得过去，就不会寻章摘句的推求。如用梁先生方法去认真分析，问题可就多了。梁先生说散文界陷于恶劣倾向，是繁琐和浮华。并且是从各种出版物注意而来的结论。
梁先生真看过中国多少出版物?是不是真在看多数出版物后下的结论?因为据我意见(读者较多数也必有同感)中国目前流行的散文，支配一般作者的笔和读者的眼，就并不是烦琐和浮华的散文，梁先生有兴味认真普遍注意过中国近年来散文的倾向，很可怀疑。若就引文看来，事实上不过是把一个青年书评家几句不合文法的话举出，若下批评，指明他书评“写得不通”，劝他“好好的写”，如此而已。如因此便认为我们是在堕落，是中国文坛一大危机，说的岂不过分?梁先生赞成法国式的一剑一枪，平常和朋友对面时，很显然“深受法国学术界第一流大人物的影响”，语言奋斗极认真，又对于自己的语言逻辑深有自信的。然而使用名词就还是大可商量。若我们都照梁先生的法国式办法，来在筵席上，在茶会上，不客气的讨论，什么时候得到结论?文坛是不是就有长进的希望?若写出来，是不是有那么多刊物的篇幅可供讨论?
再引一例：
我想你一定拜读过梁实秋先生在《东方杂志》发表的那篇大文《论文学的美》了。我不相信世界上还有第二个国家——除了日本，或者还有美国——能够容许一个最高学府底外国文学系主任这般厚颜去高谈阔论他所不懂的东西——真的，连最初级的认识都没有!试看这一段：“我们要知道美学的原则往往可以应用到图画音乐，偏偏不能应用到文学上去。即使能应用到文学上去，所讨论的也只是文学上最不重要的一部分——美。”还有比这更明白地袒露作者对于美学，甚至对于图画音乐的绝对的愚昧的么?而他竟不知天高地厚地根据这几句话写成一篇洋洋万言的文章!
我们先不妨假定说梁实秋先生的万言文章，恰恰如梁宗岱先生所引的那一小段文章一样，对于美的定义下得如此天真而单纯。但批评者如此写出他的意见，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又是什么?是使我们照样不相信除了日本或美国都不许有梁实秋那么一个人作外国文学系主任，还是相信法国有象梁宗岱先生那么写批评文章的人?从这里可以弄明白，其实倒是“找寻真理”的方式，如宗岱先生所使用的方法，全不适宜。
即或法国文化就象宗岱先生所说的办法发展的，中国依然未必合用。这不象是求真，是最不高明最笼统的一种谩骂。
梁先生说毕法国情形后，又回头看了一下我国情形。
回头看看我们智识阶级底聚会，言及义的有多少?言及义而能对他底主张，他底议论负责的又有多少?除了“今天天气哈哈哈”，除了虚伪的应酬与恭维，你就只听见说长道短了。
代表中国“智识阶级”应当是中央研究院评议会，中国哲学会，政治学会，生物学会，地质学会……大小公私团体不下百十种，梁先生参加过多少次这种团体聚会?就如说是文学团体的聚会，私人集会，事实上梁先生参加过有多少?事实上这些聚会又都是言不及义，除虚应酬与恭维就无可作?我倒同意梁宗岱先生另外说文坛流弊根源那几句话，以为很诚恳动人，其中或有一二错字，意思是明白的。
但是我那篇文章所抨击的，又不止文坛上一种恶倾向而已。如果我们留心观察，便会发见我们学术界流行着一种浮夸，好炫耀，强不知以为知，和发议论不负责任的风气：那才是我们文坛底流弊底根源。
我以为值得凡是拿笔——尤其是拿笔议论人或讨论事的朋友注意。因为这种注意可以去掉执笔的一些不必需的傲慢，却又可稍微增加一点应有的谦虚。写出来的文章也许不那么雄赳赳，理直气壮，热烈兴奋，但自己立场总站得稳一点，也就比较容易接近“真理”。真理是一个渺茫名词，就常识言，不妨说它容易有“效果”;如作者所等待的效果。一篇批评文章辞胜于理，而又气胜于辞，它会得到相反的效果。
本文第一点说的是滥用名词不可免。因为许多名词在专家和流行习惯下使用时，含义不一致，值得原谅。第二点说的是滥用名词不可免，或错误，或轻重失宜，有心人欲救济，也不一定必需照法国式一枪一剑，因为它求不出结论，如梁宗岱先生办法即是一例。综合两点得来一个结论却是盼望拿笔的用笔时谨慎一些。在个人机会上有到法国或英国跟名流谈天的，在职业上有教授和专家，容许他因此对于个人生活多得一种精神上的乐趣，和身分上的自尊。也许可朋友，因自己年纪较轻，用“我不明白不妨事，你还不应当明白吗”态度而增加被指摘的揶揄分量，得到快乐。但拿笔发表意见时，还是同样应负责的。批评要效果，不只是自己写出，得到情感排泄的痛快，同时还要给被批评者看，令他首肯，还要给一般人看，觉得坦白而公平。
梁宗岱先生求真的方法，可说代表一种风格，吵吵嚷嚷街头相骂的风格。有时是声音大能持久就可成功的。若我们觉得这太需要精神，不大经济，还不如学学“在帮的”吃讲茶办法，压住气谈谈好。在帮的谈的不过买卖妇女占夺权利俗事，但说理方法却值得我们中国学者取法。
至于文学的进步，在一篇文章中寻章摘句，或筵席上一剑一枪。即或是极重要的，事实上恐怕也只有少数人如梁宗岱先生可作，因为这需要丰富的学问，以及在一个名词上求真的兴味。至于大多数人，倒似需要从大处看，明白中国情形(不提国家至少也应当明白中国文学过去当前的情形)，知道想分担这个建设的光荣，得低下头来苦干，不自满自骄，也不妄自菲薄;不因自己一点长处忘却世界之大，也不因为珠玉在前即不肯努力。诚于工作而不必急于自见，不至于因一时得失而转变不已。各有所信也各有所守，分途并进且相互尊敬。批评它的得失者，能虚心客观的去认识它，明白过去和现在，究竟是什么情形，再从此推测未来，比较有意义些，说的也中肯些，要进步，期以十年，必然会得到相当的进步，若说堕落和危机呢，似应当由三种人负责，一是写作态度不诚实，或变相抄袭，不觉得可耻，又善于作伪，用各种方法推销其作品的作者。二是见解窄，野心大，知道的有限，话说的极多，毫无真实信仰，唯利是趋，反覆无常，却常居领导地位的论客。三是又热心，又诚实，不过英雄气分太强，自视太高，容易把写作(不拘是论文，批评，创作)当成排泄情感的工具，不大明白自己也不大明白读者的人物。这三种人在许多情形下，都将成为进步的绊脚石，但也在可能机会上，大有助于新文学的发展(尤其是第三种人)。正因为我们背后还有一个无言者“时间”，虽沉默却比较公正，将清算一切作品，也教育一切作家。“信天翁”是我们用来嘲笑不负责之徒的名词，但一个作家在工作上尽责，在时间上等待，却并不十分可笑。一个关心目前中国文学，又明白文坛内情的人，一定会承认口号多，问题多，战争多，只缘于作家中忍受寂寞甘于作信天翁的太少。一些很有前途的作家，都在一面写作，一面推销，忙碌情形中混，时间不得帮助他反而毁了他，从这种当前的事实，我们也可以看出一点未来，未来的希望或危机，与其说是在“思想抉择”上，不如说是在“写作态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