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3日，星期日，晴转阴
这几天，对谭家镇龙溪村部分贫困人群进行了走访，通过走访，看到农村贫困人口生活之窘迫，日子之艰难，用触目惊心不为过。反思其贫困原因，有的是受灾致贫，有的是因病致贫，还有意外致贫等诸多因素。虽然贫困人口不能完全代表农村的现状，但他们是农村的一个部分，是最需要党和政府关怀的群体，同时也是应该我们花更多力气去思考如何改变他们的群体。以下是在谭家镇较为突出的贫困群体代表情况：
祁美英、祁美全姊弟
祁美英16岁，祁美全14岁，均在谭家镇小学(及代帽中学)念书。其父在外打工时，因工伤事故去世。母亲长年卧病在床，在其父亲亡故后，因念及自己无力照看孩子，反而自己一身的病痛拖累全家人的生活，甚至丈夫去世获得的十多万元赔偿全都花在了治病上，跳楼自杀身亡。目前，该姊弟与寡居的奶奶生活。
祁家原居住龙溪七组，十多年前，煤资源丰富，是周边羡慕的小康村，而后煤炭逐渐开采枯竭，该组生活质量也逐步下降，再加上山高坡陡，形成滑坡地带，七组居民整体搬迁下山，搬迁居民主要集中在一组、八组两个场镇所在地，少部分移民到其它乡镇。
祁家祖孙三人租住于八组，与七组其它居民一样，搬迁下来之后，除了休耕还林补贴之外，生存靠租赁土地的农耕与养殖谋生。但租赁土地这种方式，对于农民总是提心吊胆，觉得没有生活保障，害怕土地主人外出打工回来即收回土地，从而丧失唯一的谋生手段。祁家祖孙三人目前享受农村低保政策，是不可开发贫困户，缺少必要的劳动力。
周伯伟一家
周伯伟一家是原锦竹七组人，共五口人：周伯伟、老伴、儿子、儿媳、孙子。目前，周伯伟租住于龙溪村一组，居住面积约30平方米。
周伯伟儿子及儿媳在沿海打工供养孙子念书，老伴租种土地，靠养殖与耕种维持家计，额外的收入靠周伯伟在镇上打零工、做小工时常找点。该户人口属于搬迁较早的高山移民，1996年即由原籍搬迁至龙溪村，按当时的政策是没有高山移民补贴，近年来，随着年纪增加、体力下降，生活水平越难以维持。周夫妻二人因长年未回老家锦竹，户籍已于数年前被锦竹村销号，因而又无法落户龙溪村，因此，外出打工无身份证，在家无户口本，无法享受国家的低保政策、扶贫政策。其文化水平较低，不清楚该如何能够把户口找回来，也不清楚找哪个部门办理此类事件。
黄良中一家
黄良中，男，多大，60年代在部队服役5年，老党员，原大进镇四峡村人，一家六口人，包括本人、老伴、儿子、儿媳、一对孙儿，目前租住于龙溪村一组。
家庭生计主要依靠儿子打工，及租种一组村民的土地维持。儿媳妇身体不好，随儿子外出打工，但无法工作。黄良中是典型的高山移民，原居住条件差——溶洞口处搭建一个挡风的棚子。黄良中搬迁到谭家乡龙溪村一组后，住上了一进小楼房，现住房面积约为90平方米(30平方米*3层)，目前，最担心的仍是生活的保障问题，用他的话说就是“失去了土地农民就像失去了魂”，他最大的希望是：自己为国家扛过枪、修过铁路，也是老党员，希望国家能解决一部分社保问题，没有了土地，也要有一颗定心丸。
谭永成一家
谭永成一家现居住于撕栗村六组，是市直机关工委第三支部结的穷亲戚，在这次驻龙溪村的三进三同活动中，也抽了一天时间到撕栗村探望谭永成。
谭永成一家原五口人，自己及爱人均年过四十，三位小孩尚未成年，其中爱人与长女智障，次女现八岁上小学，儿子四岁。故谭家生计全落在谭永成一人肩上，而谭永成数年前劳动时摔跤致使右腿骨折，因无钱上医院，在床上躺了数月自愈，但骨头生长错位，已部分丧失劳动力。2010年4月份，谭永成的爱人因病逝世，加剧了其劳动负担，虽家有二亩土地，但维持生计亦比较艰辛。
谭永成目前享受农村低保政策，农忙时村干部也时常帮助，属于开发难度较大的贫困户。
张登强一家
张登强，龙溪一组居民，5口人，是上有老、下有小，年龄偏大的典型代表。承包土地2.1亩，妻子种地、养殖谋生，张登强有烘烤馒头的手艺，在场镇上卖烤馒头赚取零用钱。因市场小、多数有消费能力的年轻人均在外务工经商，其生意仅够日常开销。
目前家里养有猪，耕地的粮食基本上用于猪的饲养，一家5口人的粮食、蔬菜靠张登强小生意赚的薄利购买。张登强有劳动力，有一定的致富手段，但缺少资金，无法去更大的市场打拼，又因年纪过大，外出打工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加之供养子女念书，生活亦较为艰苦。张最大的心愿是国家在贫困政策上有所支持，特别是具有一定劳动力的人群，在小额融资方面能够多有一些好政策。
谭家镇这些贫困人群，只是他们当中的一个缩影，不管是意外致贫、因病致贫、意外灾害致贫、学生供养致贫，还是其它原因的贫因，我看到的是各有不同的心声。对于无劳动力、有心无力改变现状的贫困者，除了最低生活保障，他们希望更多的社会福利机构、社会福利机制能够把触角触及到这些角落;对于有一定劳动力的贫困者，他们更多是希望有政策的支持，或者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更有效率、政府言而有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