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有穷人的幸福，富人有富人的不幸

　　前些年有这样一个笑话说：一个偏远山区的农民讲自己的理想，说如果有一天他当了村长，全村的粪就由他一个人拾。说时，洋溢着一脸的憧憬与幸福。
　　
　　现在，这样的笑话可能流行不起来了，但农民的幸福感，仍然与城里人的幸福感完全不同。
　　
　　小时候过春节，母亲总说：“有钱没钱，剃个光头过年。”于是，烧了一碗热水，洗湿了我乱蓬蓬的一头黑发，一把老剃头刀就呼啦呼啦地刮将起来，说是剃光头，其实是剃成了茶壶盖。出得门来，一脑门的轻松。后来才理解，剃个光头，那就是农民的精神面貌。
　　
　　过年能杀头猪，不管大小肥瘦，那可都是欢天喜地的事。但这肉可不能都吃完，父亲还要扛了一根猪腿到集上去卖，然后买回来三五个纸炮、一副春联、两张门神，还有一把水果糖、几尺花布。

　　

　　有了这些货，“年”就更像“年”了。
　　
　　那时，我还不知道城里人怎么过年，也不知道谁家过年还会比我们家的“年”更幸福。
　　
　　后来，我从农村来到城市，成了一个西装革履的“农民”，老听城里人讥笑乡下人：“三十亩土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起初，我很是疑惑：有土地种，有耕牛养，有老婆疼，有孩子爱，温暖的炕头上一幅天伦之乐图，难道不幸福吗？要是这算不上幸福，为什么古代有那么多人要逃离城市的“幸福”生活和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官场而来到乡下，去过田园生活呢？比如陶渊明，放着县太爷不当，就要跑到乡下悠然见南山去了，在城里“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他，却为了乡下的一把米累弯了腰。
　　
　　其实，幸福只是一种心理的感觉，它甚至与收入和物质、环境条件无关，它只与一个人对幸福的理解有关。穷人有穷人的幸福，富人有富人的不幸。
　　
　　早在１９５０年，美国的两位社会心理学家默顿和凯蒂在一项研究中发现，美国空军军官的晋升要比陆军高许多，可是，空军军官反倒更为不满。于是，他们提出了一个概念———相对剥夺感，指当人们选择了某一个参照群体之后出现的感受。
　　
　　幸福的参照物很多，可以选择与别人比或与自己比，可以选择与自己的过去比或与自己的未来比。农民的主观幸福感来自他们常常与自己周围的人比，甚至与周围不如自己的人比，与自己的过去比，或者与自己的父辈比。即使与城里人比，也是拿人家的劣势与自己的优势比，比如城里人生活的不确定因素多，经常受到下岗的威胁，而且在单位竞争激烈，甚至有些人在单位勾心斗角，追名逐利，活得太累等等，而朴实憨厚的乡下人则没有这么多顾虑，他们思想相对单纯，对变化了的生活一直怀有感恩的心态。他们可以满足于一袋烟、一壶小酒，甚至满足于今天早上他的老牛吃上了一把嫩草。一场好雨、一茬庄稼的丰收，都使他们感到城里人无法体验的幸福。更何况他们从来都不怕吃苦、不怕受累，他们不会把吃苦受累当做受罪。
　　
　　甚至我有时觉得他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发表在蓝天白云和宽广的大地之间，任何绘画都画不出一片麦浪的动感和一望无垠的油菜花的清香，任何书法都无法达到山顶上一棵老树的苍劲，任何一首诗都没有农民的镢头抒写在大地上的句子那么坚实深刻，任何音乐都无力表现一片豌豆在阳光下爆裂的美妙。我还可以说，一个农民就是一个将军，他指挥着一场春种夏耘秋收冬藏的持久战。农民的成就感最大，他们没有理由不感到幸福。
　　
　　但有时，我也感到农民的幸福感，来自于万不得已，甚至有时是一种就范。农村还有那么多的不如意，农民还有那么多的难处，但有幸福感的人一定是对生活充满了信心和对未来充满了憧憬的人，他们一定是一群乐观向上的人，他们与怨天尤人、满腹牢骚者格格不入。我相信幸福是可以传染的，幸福是可以扩大的，农民是些辛苦着、劳动着并快乐着、幸福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