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对于多数人而言，是一个温暖的词汇。但对我来说，它是一个敏感词。我不愿谈起我的家庭，就像奔跑离去的人不愿回头一样。
作为一个年仅24岁的学生，我离家在外的时间却足足有八年了。八年来，我辗转于各个城市，求学，打工，探亲，用过的火车票攒了整整一盒。前三年，每年寒暑假回两次家。上了大学，变为一年一次，而自从两年前我被父亲呵斥着赶出家门之后，便再也没有回过了。
2014年那个除夕夜里，我拖着沉重的行李箱，背着沉重的吉他，一个人坐上火车，去往一个陌生的城市，见我那刚生完小孩的姐姐。
时间回到1992年8月某日，故事从父母忘记我生日的这一天开始。
我出生于一个多灾多难的普通农村家庭，我的父母在第三胎时终于迎来了一个儿子，喜不自胜之下情不自禁，然后一次意外让我不期而至，成为这个贫寒家庭的第四个孩子，同时带来的还有巨额的罚款和养育成本。
父亲在我满月之后，将我送给了邻县的一个煤老板，直到惊动了远在湖南的外婆，老人家唇干口燥地劝阻，才把我要了回去。与“富二代”身份擦肩而过的我，自此开始了坎坷曲折的寒门子弟奋斗史。
在我从小的印象中，我的家庭总是充斥着大大小小无数次的争吵和无休止的怨怼，辍学、出走、失踪、反目、离婚、自杀……那个矮矮的老房子从外面看上去毫不起眼，门一关，谁会知道里面发生了多少对我来说撕心裂肺的事情。
如果说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那我的家庭应该是最复杂的样本，以至于我至今无法解释它是如何一步步衰败至此的。时至今日，一家六口分散各地，各自过着并不圆满的生活，彼此之间很少联系，一年也见不到几次，哪怕只相隔一两个小时的路程。自从八年前大姐随着寒酸的嫁妆出嫁后，我们家就再也没有完整地聚过一次，过年回家的人也一年比一年少。
他们就像破茧之蝶般，一个个逃离农村，逃离这个千疮百孔的家，逃离暴躁专制、不可理喻的父亲。最后只剩下我陪伴父亲时，他已经厌倦了被离弃的感觉，于是他亲自把我赶走，还叫我跟他们一样，永远不要再回来。当时我沉溺于悲伤，并未能明白，也许父亲不是不需要我，而是太需要一个完整的家。
其实我不经常想起那个大冬天我光着脚走出家门的画面，尽管当时我是那样近乎绝望地哭喊着，尽管那一刻我突然理解了母亲想要一死了之的决定。
母亲不喝农药的时候，都在认真地活着，活得比谁都用力。她努力工作，生活节俭，即使一个人住在不足20平米的廉价房里，她依然可以把日子过得看起来很体面。离开曾经依靠的男人，她一样可以自力更生，甚至独力承担起了几个孩子的各种费用。
她和父亲背着我们偷偷去办了离婚证，却没有藏好，被我无意中翻出来，同时翻出的还有一张陈旧的结婚证。这两个看起来差不多的红本子，就这样粗暴地概括了父母从青春到苍老的近三十年婚姻岁月。我惊讶于自己的平静，然后默默放回去，只字不提。
离了婚之后，每年过年母亲的去处都是让我们最头疼的事情。她现在已经辞去工作，专职帮二姐带小孩，但二姐要随姐夫回婆家过年，又不忍丢下母亲一个人，便试探着问要不要帮她买回湖南的票，母亲只应了句：先不着急吧。要是搁在几年前，母亲肯定会一口答应，因为连我都看得出来，她无时无刻不想着回去，回到那个承载了她许多童年美好回忆的家乡。但拖家带口的，她不敢乱花钱。
2013年，大舅妈六十大寿，我陪母亲回去了一趟，感受到多年人事变迁的尴尬与隔阂。乡音已改，归人如过客。打那以后，母亲再也没提过回湖南的事。外婆还在世时，她迟迟未能回去看看;外婆一走，便也带走了她最后一个可以回去的家。
很多在外闯荡的年轻人无所畏惧，是因为他们知道，不管自己走多远，身后都有一个可以回去的地方。但现实中并不是每一个游子都有一个回味无穷的故乡，不是每一片落叶都能如愿归根，不是每一所房子都温暖坚固足以抵御风雨侵袭。
2012年回家，发现老家的房子出现了裂缝，而隔壁邻居的房子已经倒塌了，我开始忧心忡忡起来，鼓起勇气跟父亲商量：要不，出去租房住吧!父亲把眼一横：嫌钱多啊?——可这屋不能住人了呀。父亲沉默良久，语气难得温和地说：我就等着你们哪一天回来给我盖新屋。我无言以对。
这些年每到春节前，总是有不同的人来问我，为什么不回家。我纵能找到一万个借口敷衍过去，内心也无法逃避这个问题。我曾以那样惨烈的方式离开，又如何再若无其事地回去?我还未找到与过去握手言和的方法，回去又能改变什么?
我只能加倍努力。
也许哪一天我足够强大了，拥有了可以幸福的能力，我就会回去，拾起曾经断落的瓦片，重新造一所房子，撑起这个饱经沧桑的家庭。我知道这一天终会来临，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我也从未怀疑过。
今年母亲在惠州，大姐在佛山，二姐在汕头，三哥在广州，父亲依旧留守老家兴宁。我不知道春节要去哪儿，他们也没问我，过年不讨论回家问题，已经成了我们之间一个心照不宣的默契。我决定留在学校写毕业论文，饭堂伙食倒是挺养人的，特别照顾留校学生。
只是，外面的饭再香肉再好吃，我也怀念多年以前的冬夜与家人分食的一口酿酒。那时候一桌热菜，六双碗筷，家人围坐，灯火可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