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趣话之谢灵运的“神助”
南朝刘宋时的大诗人谢灵运，在文学创作上颇有成就。在当时与颜延之齐名，是宋代最有名的一位大诗人。[诗词趣话]谢灵运的“神助”
他的诗歌，不但常为时人所欣赏，而且还是后人创作的典范。因此有关他的创作就流传着不少有趣的故事。
据《谢氏家录》记载，有一天，谢灵运在永嘉西堂作诗，一天都没有把一首诗作好。正在苦苦思索，似睡非睡、迷糊朦胧之际，忽然看见他的族弟谢惠连走过来，于是头脑里马上迸出了这样的两句诗：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
这两句诗，是文学史上有名的佳句，几乎历代都有人欣赏称赞这两句诗。谢灵运写出了这两句诗后，非常高兴，他马上对人说：“写成这两句诗是有神帮助我，并不是我写的。”而当时人也认为，谢灵运只要一看见谢惠连，就会才思活跃，佳句纵横，好的诗句就会不知不觉地从头脑中迸发出来，真是令人奇怪。
事实真是如此吗?大凡稍有一点文学创作经验或文学理论知识的人都会知道，谢灵运面对谢惠连便有佳句迸出，这并不奇怪，也并非是什么神助，而是创作过程中灵感的突然爆发。实际上，谢惠连也是才思富捷的人，他写作的《秋怀》诗、《捣衣》诗，据当时人评价，就是构思敏捷的谢灵运，也并不能超过他。他还和谢灵运常在一起游玩赋诗，有一次到福建闽侯县欧冶子的铸剑之处，二人并诗连句，并把诗歌刻在铸剑处潭边的大栎树上。正是因为谢惠连也构思敏捷，所以谢灵运见到他就同样触发了自己的创作灵感，而写出了“池塘生春草”这样的好句子。而在此之前，谢灵运实际上已构思了一天，他似睡非睡迷糊朦胧，很伤精神。以至明人胡应麟说他的好诗句“多出深思苦索”才写成的。
但是，在另一方面，谢灵运苦苦思索，触发了灵感就能得出好句子吗?其实关键并不在此，而在于谢灵运平时的生活积累。谢灵运一生仕途颇不得意，因此常常游山玩水以求解脱。就是因为徜徉在大自然的怀抱中，使他积累了丰富的素材，锻炼了他对自然山水的感受能力，打下了他写山水诗的扎实基础。这一点，宋人叶梦得看得很准，他评价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说：“此语之工，正在无所用意，猝然与景相遇，借以成章，不假绳削，故非常情所能到。诗家妙处，当须从此为根本。”真是一语中的。叶梦得的话不仅揭示出了谢灵运有“神助”的神秘色彩，而且也指出了必须充分地体验生活，历经时间的淘洗，然后才能写出好的诗句，才能写出人人击节称赞的优美篇章。
唐代诗歌中的酒价
酒可以激发诗人的灵感，诗人也可以借酒浇胸中的块垒，所以唐人有“斗酒诗百篇”和“乞酒缓愁肠”之说。由于诗人与酒的关系极为密切，唐代诗歌中不但写到了酒，还写到了酒价。
杜甫在《逼侧行赠毕四曜》一诗中写道：“街头酒价常苦贵，方外酒徒稀醉眠。速宜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杜甫诗歌对酒价的叙述，成了一个聚讼纷纭的话题。
以为然者不乏其人。宋代刘邠《中山诗话》写道：“真宗问进臣：‘唐酒价几何?’莫能对。丁晋公独曰：‘斗直三百。’上问何以知之，曰：‘臣观杜甫诗：速须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宋代陈岩肖《庚溪诗话》也认为：“少陵诗非特纪事，至於都邑所出，土地所生，物之有无贵贱，亦时见于吟咏。如云：‘急须相就饮一斗，恰有青铜三百钱。’”这里“速须相就饮一斗”和“急须相就饮一斗”，皆为“速宜相就饮一斗”之误。
不以为然者认为，杜甫诗中所谓的“三百青铜钱”之说，来自于前人的典故。北齐卢思道曾说过：“长安酒钱，斗价三百”，所以王嗣奭在《杜臆》中指出，杜甫诗歌中“‘酒价苦贵’乃实语，‘三百青钱’，不过袭用成语耳。”
那么唐代酒价究竟是多少呢?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建中三年，复禁民酤，以佐军费，置肆酿酒，斛收直三千。”在古代容量单位中，一斛等于十斗，“斛直三千”也就是“斗直三百”。这样看来，似乎杜甫诗歌确实反映了现实生活，无愧于“诗史”的赞誉。但需要说明的是，“建中”是唐德宗的年号，这与杜甫生活的时代相距几十年了，所以不能以此作为坐实杜诗对于唐代酒价叙述的依据。
唐代写到酒价的绝不只有杜甫，许多诗人都在诗中写到了酒价问题。如李白“金樽美酒斗十千，玉盘珍馐直万钱”;王维“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崔国辅“与沽一斗酒，恰用十千钱”;白居易“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陆龟蒙“若得奉君饮，十千沽一斗”。这些诗人虽然分布于盛唐、中唐和晚唐各个时期，但他们的诗歌却普遍地说到唐代的酒价乃每斗十千钱。
那么，杜甫和李白等人对于酒价的叙述，差异为何如此之大呢?也许有读者认为，李白、王维等人所说的乃是美酒的价格。这话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十千沽一斗”之说也是渊源有自。曹植在《名都篇》中曾经写道：“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尽管“他人所道，我则引避”，但曹植才高八斗，其于文章，“譬人伦之有周孔，麟羽之有龙凤”，因此他的叙述便成为一种难以撼动的范式。唐代诗人受曹植的影响，不排除在诗歌中对这一典则的普遍追摹和袭用。
唐代诗歌中的酒价问题引起了不少误读，初看是诗人的意图意义和读者的解释意义之间出现了龃龉，其实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读者以诗为史。王夫之曾幽默地讥诮这种诗史不分的情况说：“就杜陵沽处贩酒，向崔国辅卖，岂不三十倍获息钱邪?”在王夫之看来，诗歌与历史差别很大，历史要求具有实录精神，而诗歌则不然，“诗之不可以史为，若口与目之不相为代也”。
王夫之所言甚是，但是这也表明了要读懂唐诗，非得下一番苦功夫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