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爱祖国的有关办报资料：梁启超爱国之理智上疏远本国，感情上维系传统
1898年，维新变法失败，25岁的梁启超流亡日本，救国梦想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这个国家就是这样，它总有办法让一个热血青年走投无路。
维新变法的结局无疑是个悲剧，但似乎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悲哀。戊戌六君子被杀当天，菜市口观者如云，北京城万人空巷，大多只是看热闹。国人喜欢围观，这个脾气至今未变。梁启超后来撰文历数中国人的弱点：奴性、愚昧、为我、好伪、怯懦等等，而国民性问题也成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课题。
1902年，梁启超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用“中国之新民”的笔名连续发表政论文章，“新民说”由此产生。他在《释新民之义》中说：现在的人都知道在政治、学术、技艺方面取人长补我短，却不知道民德、民智、民力才是政治、学术、技艺的根本来源。“新民”的概念显然接受了近代欧洲启蒙主义思想，梁启超将打造新国民视为强国的首要任务，“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新民说影响巨大，新文化运动、鲁迅的“立人”思想等，都能从中找到渊源，而“改造国民性”的话题直到今天中国人还在谈。一个话题可以谈上100年，国人之坚忍确非虚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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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是向西方学经济，维新变法是向西方学政治，新民运动则开始向西方学文化，然而这是最难的。美国学者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说，梁启超“由于看到其他国度的价值，在理智上疏远了本国的文化传统;由于受历史制约，在感情上仍然与本国传统相联系”。也许正是这种理智与情感的纠结，让梁启超走向了民族主义。这项人类晚近的发明，通过新民运动和中国发生了联系，并在那个年代弥补了现实价值与历史传统背离的裂缝。建立一个新型的民族国家成为“新民”的目的，梁启超曾用文学化的语言将这个全新的想象共同体描述为“少年中国”。
1905年，由于革命党人行刺欲出洋考察的五大臣，清王朝的立宪计划被搁置。身在日本的梁启超闻讯，痛心疾首。他对立宪寄予厚望，希望中国走一条从开明专制到君主立宪再到民主立宪的道路。在后来同革命派的论战中，他认为中国民智未开，革命将导致“暴民骚动”、“杀人盈野”，而收拾乱局的人一定是独裁者，这必然重新走向专制。后来的历史发展，很大程度上证实了他的担心。但他能预见，却无力阻止。英雄往往更无奈。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次年中华民国成立，革命派倡导的共和制终于成为现实。流亡了14年的梁启超回到祖国，他反对为了实现共和而采取暴力手段，但并不反对共和。事实上，很少有人像梁启超那样为了维护共和付出那么大的心血。民国初年，他组成了进步党，模仿美国的两党制与国民党在国会中抗衡;1916年袁世凯称帝，他与蔡锷策划武力倒袁;1917年张勋复辟，他请出段祺瑞誓师讨张。
在那个多变的时代，梁启超以一种现代人格以及披肝沥胆的真诚，将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结合在一起，他献身于民众的信念终生未渝。1926年3月，梁启超因患尿毒症在北京协和医院接受肾切除手术，不幸发生医疗事故，医生将其健肾误切。协和医院是当时最好的西医医院，因为这件事遭到了舆论的攻击。梁启超笃信科学，极力推广西医，他担心此事会影响西医在中国的普及，最终受损的是百姓，所以，反而发表文章替协和辩解。但手术后，他气血大亏，病情也逐渐恶化。1929年1月19日，梁公辞世，春秋五十有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