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的手抄报有关素材资料：关于中国传统诚信思想的历史定位
在中国思想史上最早对“诚信”给以充分重视并在理论上进行系统总结的是儒家。孔子特别强调“诚信”的重要性，在孔子看来，“诚信”是个人的立身处世之本，是人人都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孔子还专门论述了“诚信”作为统治者治理国家的基本准则的重要意义：“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 使民以时。”
孔子之后的孟子也非常推崇“诚”：“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在孟子看来，“诚”不仅是自然界的规律，是最高的道德规范，而且是做人的根本道德原则。同孔、孟一样，荀子也认为，“诚信”既是个人道德修养，也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原则。
儒家经典中的《中庸》、《大学》同样把“诚”作为人生最高境界，是个人道德修养的主要原则。《中庸》先后提到：“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大学》则指出：“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君子必诚其意”。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无论是“诚其身”，还是“诚其意”，所阐述的都是个人应当“毋自欺”的生活原则，为人处事要“择善而固执之”。
诚信手抄报版面设计图画
儒家学派以外的思想家们也很重视“诚信”。如商鞅虽极力提倡治理国家要讲法治，但也深知取信与民的重要性，所以通过“立木取信”来推动自己的改革。管子更是把“诚信”看成是统治天下、治理国家的关键与根本：“服忠用信则王”，“诚信者，天下之结也”。墨子视“信”为人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他说：“志不强者志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吕氏春秋·贵信篇》云：“天地之大，四时之化，而犹不能以不信成物，又况乎人事?君臣不信，则百姓诽谤，社稷不宁。处官不信，则少不畏长，贵贱相轻。赏罚不信，则民易犯法 ，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则离散郁怨，不能相亲。百工不信，则器械苫伪，丹漆染色不贞。夫可与为始，可与为终，可与尊通，可与卑穷者，其唯信乎!信而又信，重袭于身，乃通于天。以此治人，则膏雨甘露降矣，寒暑四时当矣。”意思是说，“诚信”是上至国家君王，下至平民百姓都应当遵守的道德规范。
西汉董仲舒提出的“三纲五常”，“信”位列其中。班固说：“信者，诚也，专一不移也。”汉代以后，“诚信”一直为历朝统治者和学者所提倡和维护。宋儒周敦颐以“诚”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道德的最高原则，把“诚”看作是区别人的行为善恶、好坏的道德标准，说“诚”是“五常之本，百行之源”。王安石在《商鞅》诗中说道：“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认为统治者应以诚信治国，要取信于民。司马光则认为君子因为诚信受人尊敬，他说：“君子所以感人者，唯其诚乎!”明代思想家陆九渊将认为忠信相通，他说：“忠者何，不欺之谓也;信者何，不妄之谓也。”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的“诚信”思想经过不断的归纳、总结，已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中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和经世致用的重要原则。它既是个人立身处世的基本原则和个人加强道德修养的当然之义，也是社会交往的基本准则，还是统治者治理国家的基本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