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的办报内容：西方中心主义
西方文化优于、高于非西方文化;或者认为人类的历史围绕西方文化展开;或者认为西方文化特征、价值或理想带有某种普遍性，从而代表非西方未来发展方向，所有这些，都带有西方中心论的色彩。它的最极端、粗劣也令人反感的形式是种族优越论。它的最温和的、使人觉察不到的，也“科学化”、概念化的形式是现代化理论，认为西方文化在其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发展出来的特殊的社会现象、制度装置、价值观念、生活取向，具有普遍意义。西方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它的成功，更强化着这种普通性的意识。因此，西方中心论是一种西方人与生俱来的有色眼镜，它本质上是西方的“看法”——只要处于这种文化中，便不自觉地拥有这种“看法”。正像人类学家告诉我们的，文化都是自我中心的，在文化接触的初期，每一种文化都认为自己高于对方;只是在持久的文化冲突中，得势的一方的这种观念才能保持下来。文化自我中心现象在中西文化第一次接触中，在中国文化中的表现甚至比西方文化还要厉害。据希罗多德记载，当希腊人第一次碰到波斯人，便发现波斯人是有主子的，而希腊人是自由的，并因此引发了西方历史上第一次文化优越论，也是西方中心论的第一种形式。而当亚里士多德建议他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对马其顿人用对付奴隶的办法、对希腊人用对付自由人的办法来管理而遭拒绝时，这也可以说是西方优越的第一次受挫。 近代以后，启蒙主义早期对中国文化的建立在贫乏的了解之上的想象曾经产生了对中国的热情。这种热情在黑格尔那里完全消失了。
爱国主义的手抄报
黑格尔是西方中心论的经典形态。东方文化没有历史，因为在那里理性处于沉睡状态，而真正的历史是从希腊开始的，因为理性开始走向自我实现。理性顺着自我实现的道路，从希腊、基督教、启蒙主义直至普鲁士国家，达到其顶峰。西方文化是历史的中心，这是黑格尔的表面命题;西方文化体现的理性特征，是历史的动力与目标，这才是黑格尔的实质命题。 如果说理论科学中国必须从西方学习，在这种情况下，不说西方中心，也是不真诚的。西方中心论显示西方人的文化优越感。科学，只有在西方才达到典型的发展，民主制度、资本主义、现代化、合理性等等(这些概念本身既是描述词，又是价值词)，这些普遍性的价值，只有在西方才得到充分发展。相反，非西方社会，一般表现为专制主义、非理性、愚昧、巫术，等等。西方中心论体现对非西方文化的蔑视。那些直接了当地表达文化优越感、蔑视非西方的人的观点，是不能忍受的。我们一般称作西方中心论的，乃是这样一种直陈的态度。然而，这样一种(如黑格尔那样)直言的、坦率的、挑衅性的西方中心主义，只是西方中心论的皮毛。真正的西方中心论是一种概念设定式的西方中心论，西方与东方被安排在高低不同的概念等级中，而这些概念所表示的，无往不是西方文化中的发展最完善的特征。以理性来对比，东方处于沉睡阶段，或未发展阶段，西方处于实现或渗透一切的阶段;以科学为例，东方处于经验阶段，西方处于理论阶段。同样可以那出来“比”的还有民主、自由、人权等等。因此，西方中心论是西方人以自己的价值观、世界观用于东方社会时的一种自然表达。它本质上体现西方的观点或立场。它是由西方文化看待世界的方式，或这个文化的概念结构所规定的。使用这一套概念工具，采取西方的立场，其本身就是西方中心论的。
但是，二战以后，西方中心论也开始受到了挑战。英国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其1955年的论文集《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史学》中,最先明确提出了“全球史观”来反对“西方中心论”。他认为,主要从西欧观点来解释历史已经不够了,应该从欧洲和西方跳出,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和时代,这样才能公正地评价各个时代和世界各地区一切民族的建树。此后,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两卷本《全球通史》、美国史学家W.H.麦克尼尔的《世界史》、美国历史学家I.沃勒斯坦的多卷本著作《现代世界体系》等继承和发展了这一观点。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学术界也大都承认“西方中心论”。但到后期，由于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发展，中国试图打破“西方中心论”，推崇“全球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