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办报内容：中国古代哲学使命
中国古代哲人，脱胎于巫史。经过“绝地天通”、“武王克商”和“怨天尤人”等几个历史具体事件，天命神学的信仰体系逐步动摇，直至崩溃。作为中国哲学开端的几个标志性事件，叔兴论“阴阳”“吉凶”，伯阳父论“地震”，史伯论“和同”，史墨论“陪贰”，都是周天子或诸候国君的史官、大夫们解释自然或社会现象。在这里，旧式的巫史一变而为新式的哲人，最容易给出宗教神学解释的巫史们，却抛弃了依赖卜筮的专业手段，不再诉诸鬼神天帝，而是试图用理性给出合理的解释，从而宣告了中国文化从宗教母体中的突破，宣告了中国哲学-思想这一崭新文化样式的诞生。由于他们身为巫史的独特身份，他们虽有闲暇，但却不是追求纯粹知识的“爱智者”，他们也解释自然现象，但关心的重心却总在于人事，“推明天道”的目的，无非是为“人事”给出一个较为圆满的解释系统，以解决在宗教天命观念坍塌之后思维世界中无法可依的彷徨。
中国传统文化的手抄报
中国哲人出现的具体历史机缘，既造就了中国哲学的性格，也塑造了中华民族的个性。中国哲人的“推天道以明人事”，使得中国哲学具有鲜明的入世品格;中国哲学关心的重心在于人事，使得中国哲人总是饱含忧患。“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这是《易传》作者对前人哲理作品中巫史性格的会心体认。另一方面，古代的中国人又富于理论思维传统，他们虽然关心的重心在于人伦日用，但他们总是寻求世俗生活的超越根据。“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古代哲人的学术理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古代哲人的自觉使命。